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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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事件频繁引发人群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点之一.本文运用政治社会学的观点,以社会建设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治理思路：建构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运用标本兼治的软硬两种约束方式,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维稳机制,畅通社会良性循环路径.

一、社会学视阈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发生机理及缺失原因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范畴的概念,本文独辟蹊径,从社会系统组织理论的角度,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机理及缺失原因.

1.企业社会责任发生机理分析

在管理组织理论发展史上,社会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产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赋予了企业社会属性的特点.美国的社会系统研究学者巴纳德在提出组织协作理论的同时,也论述了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问题.他认为,从系统的观点看,如果将企业这个大的协作系统看成是组织,则经济、技术、社会就成为组织的外部环境.组织的效率不仅与组织内部的协调性有关,而且还与组织的外部适应性有关.因此,组织的平衡过程就可以分为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两个部分,“对内平衡是成员个人或集团谋求满足个人动机的个人目的同组织目的之间的平衡,其管理的目标是组织的劳动生产率”,“对外平衡是同组织成员以外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根据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的原理,企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企业的运作具有双重性的特点.

首先,作为营利性组织的企业与社会子系统的企业在价值追求和目标朝向上是有区别的.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它必须以市场价值为导向,根据社会的供求关系配置生产要素,协调企业内部各子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实现生产和销售的顺利推进,求得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作为社会子系统,其运作方式又与社会大系统具有同一性.它要求遵循社会大系统的价值追求,服从社会大系统运作的总体目标.企业社会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从逻辑上分析应该是包含和同一关系,而不是反对和矛盾的关系.

其次,根据系统组织理论中的下向因果关系原理,企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它必须遵循社会运作的独特方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等方面努力与社会保持相当程度的同一性,将生产营利性活动置于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提出了系统组织理论中的下向因果关系原理,他指出：“所谓下向因果关系原理就是处于层级的低层次的所有过程受到高层次规律的约束、并遵照这些规律行事.”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说的下向因果关系,就是指的一种较高层级的结构对它的次级结构起着影响的作用.”根据下向因果关系原理,企业作为社会子系统,它必须遵循社会运作的独特方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等方面努力与社会保持相当程度的同一性.在强调营利性企业组织的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还必须遵从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兼顾公平的原则,并将企业活动纳入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发展轨道之中.

按照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的观点,企业的生产过程具有社会化特征.企业从社会将其生产所需的人、财、物信息收集起来,输入到生产系统,通过多道工序的转换,将其制成社会所需产品和服务再输出到市场,并以社会的消费反馈作为生产的最后环节,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循环过程.其生产、组织和协调的方式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化特点.系统管理组织理论将这样的协调特点表述为关联性和开放性,并将企业生产的长期顺利发展归结为内部的稳定性和外部的适应性这两个决定因素.巴纳德对企业社会子系统的生产协调方式的表述最具代表性,他将这种协调方式称之为组织平衡,他认为企业生产组织协调要分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内部协调就是促使企业给予的诱因和生产者的贡献实现平衡,充分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外部协调就是使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实现平衡.企业生产只有完成了这两个平衡,才能顺利实现“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循环过程,最终达到产出大于投入的盈利目的.

用系统论的视角来审视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的企业开放性说和巴纳德的协调平衡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协调方式中明显地包含着生产协调和社会协调的两重功能.前种协调是直接着眼于生产环节顺畅的生产性协调,它是企业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和产、供、销等生产过程的协调,这是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不可或缺的基本协调.同时,企业作为社会子系统还必须进行系统内、系统外和跨系统的多方面协调,使其生产的实施过程与社会运行的过程成为包容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在巴纳德的内部平衡思想中,员工关系是一个主要的协调目标,通过诱因与贡献的平衡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企业内部利益相关体关系的和谐,除此之外,后来的系统管理组织理论还提出要协调企业内部的技术工艺流程、社会心理流程和规章制度流程之间的关系；其外部平衡思想就更是带有非常明确的企业与外部环境（包括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一致性观点.归纳和梳理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的社会协调思想,其内涵应该包括努力实现三个基本协调,即企业内部的各利益相关体的协调、企业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企业子系统与自然环境子系统的协调.

系统管理组织理论的分析研究表明：根据下因果关系原理,企业组织运作上的双重性、矛盾性必然导致营利性的企业组织要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不能见利忘义,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利益和公德为基准；企业应该坚持效率优先的行事原则,但鉴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追求,企业也必须兼顾公平；企业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内外运作的,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的发展要求也使得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并协调和平衡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体的关系,以和谐的企业员工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

2.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分析

上述的理论分析只是提出了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然状态,而现实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然状态却与应然状态大相径庭,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正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企业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责任的缺失?其原因只能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探究.从微观看,企业作为市场营利的主体,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是其生存法则,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有成本,而且成本较高,所以按照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和运作惯性,企业就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忽略社会责任的履行.从宏观分析,在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法规不健全、道德约束式微、行政执行力不够强大、社会监督较薄弱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就更具有普发性和频发性的可能,因为社会引力作用的微乎其微,企业就会更加突出市场主体的角色. 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后果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根据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界定,现代企业应该承担以劳动保护和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利益相关体责任、以治污和节能减排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保护责任、以慈善和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公益性责任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与法律规范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发生了诸如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河南双汇火腿肠中的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台资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太湖的工业污染导致的蓝藻事件、郭美美与公信力危机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缺失问题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维持稳定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

1.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引发多种客体和多重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1）对劳动保护社会责任的缺失行为引发了劳资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在中国频繁发生企业劳动保护社会责任缺失的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揭示的是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特点的掠夺性强制剥削劳工事件；被媒体指控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等企业则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特征的侵犯工人劳动权利的社会责任缺失事件.鉴于中国有近1亿数量的农民工和靠低工资成本起家的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这些典型事件只能说是暴露了中国企业劳动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

（2）对利益相关方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将引发出资者、债权人、消费者和商品供应链与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的矛盾和冲突.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是一个由侵犯消费者切身利益而引发的一个对利益相关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典型事件,三鹿毒奶粉在中国大面积长时间的销售,严重侵害了遍及全国的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数以亿计的老百姓被震怒.毒奶粉事件以后,三鹿公司宣告破产,与三鹿公司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出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商品上下游的供应链企业都陷入危机之中,社会的安宁被破坏,过去和谐有序的分工合作关系变成了现在的矛盾对立关系,企业利益相关体与企业陷入冲突,企业与社会陷入冲突.

（3）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缺失将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GDP主义的作用之下,我国的很多企业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环保社会责任的缺失,忽视了自然生态的保护,漠视了公共安全,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敲响了地跨江浙两省的太湖地区生态危机的警钟.由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太湖周边的7个地级市和30多个经济发达县的近300多个重度污染的企业每天向太湖倾泻了大量工业污水,使太湖中氮磷浓度超标,湖水被严重污染.

（4）对社会公益性责任的缺失将损害社会公平和社会公德,引发社会信用和道德的滑坡.2005年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指出,中国国内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的有十万家,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一.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赠总额为50亿人民币,占同期中国GDP的0.05%,而美国同类同期数字为2.17%.当然,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慈善捐款情况有了改观,但到2009年,中国全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没有突破0.1%,而美国同期所占比例达到1.7%.这一系列的数字对比正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中国近年还多次发生企业和社会名流的诈捐事件.企业社会责任的上述缺失行为引发了人群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2.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带有基层性、普遍性和关联性的特点

（1）基层性.企业的基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企业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处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其二,企业集中了大量诸如就业、劳动待遇、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等民生问题,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发力点和放大器.企业的这种基层性的特点关系到社会基础的稳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每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履行情况的好坏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2）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数量巨大的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在人口红利的诱惑下,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进入市场的,加入WTO以后,迫于国际市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壁垒的压力,中国的一部分涉外企业开始履行社会责任.但对大多数的企业而言,要大幅度增加生产成本,减少盈利,去履行社会责任,相当多的企业是情不所愿、力不能及的.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向与国家法规监控的不力,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普遍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缺失问题,毒奶粉、、苏丹红、染色馒头、诈捐门、黑煤窑等事件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呈爆发性发生的态势.

（3）关联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从企业角度看是单个企业的问题,但因为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其兴衰关系到劳动者群体、消费者群体、出资者、债权人、合作链中的上下游企业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又具有社会关联性的特点.如三鹿公司的破产、河南双汇事件,祸害的不仅是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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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将危及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引发了多种客体和多重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且又具有基层性、普遍性和关联性的显著特点,由此而导致的人群冲突,人群与社会的冲突,人群与自然的冲突就会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治理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后工业化时代,与我国成功的经济建设与经济管理的经验相比较,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成为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成为党和政府在转型期公共管理中急待加强的一个新课题.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提出：“要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严重后果,从解决人民生计、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出发,需运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寻求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有效管理模式. 1、要积极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系统治理格局

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业参与的社会系统治理格局.党委领导需要提升治理的领导层级和权威性,使治理能够从宏观的大政方针着手,统筹兼顾并协调各方力量,和衷共济.政府负责就是将治理的指挥权赋于政府,转型期的中国,仍然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矛盾大量凸现的情况下,鉴于社会组织的弱小,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政府仍将是也必须是社会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治理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其一,在全社会倡导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营造一种讲道德守诚信的社会氛围.其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执法,对酿成严重后果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行为严惩不怠.其三,构筑完整高效的社会监督体系,纠错纠偏,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良性发展.社会协同就是要充分调动社会媒体、社会各类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职工权益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慈善救助组织等）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建设管理与监督,并在社会管理的参与活动中锻炼社会组织的能力,加快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与成长.企业参与就是要从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将社会责任的履行变成一种企业的自觉行为,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运动中来.

2.要运用软硬两种规范制约,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进行标本兼治

所谓硬规范制约就是要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变成一种守法行为.1994年7月5日,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全面调整劳动关系和规范劳动行为的法律——《劳动法》颁布,随后,在2001年和2007年《工会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继出台更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劳动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得我国劳动保护法律体系更趋完善.《公司法》的出台,明确了企业中的产权关系,界定了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对于合理保护公司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是十分明确地将保护的对象指向了消费者,从而使多年来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妥善保障的情况成为历史.此外,我国还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这些立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法律依据.

目前已经出台的上述法律法规,由于各方面原因,其中部分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部分法律法规只规定了责任和义务,并没有表明如何惩罚不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行为主体,因而不具备惩戒功能.尤其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在执法方面,热衷于以罚款代替惩戒,企业只要象征性地缴纳少量罚金就可以继续生产,变相地将企业社会责任异化为企业的一种经济负担.因此,为了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所谓软规范制约就是依靠道德、文化传统、习俗产生的约束力来进行自律层面的制约.在我国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中,经济责任、环保责任可以依成文法规定实施强制执行,但公益慈善责任的履行则更多地依赖企业经营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因此法律制度只有同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等软规范约束相结合,才能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面实施.软约束机制适用于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非制度性、非强制性、调节范围广、手段灵活等特征.软约束机制在刚性条款不能发挥作用、不能进行强制约束的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制度约束具有补偿作用.软硬约束机制的结合使用,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治理发挥标本兼治的功效.

转型期的中国,在一些企业的经济活动中,伴随着有约不遵、拖欠货款、逃避债务、偷漏税收,仿冒、恶意欺诈等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企业道德和诚信问题呈现世风日下的趋势.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的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和诚信既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又是经济资源和无形资产.中小企业道德诚信度的提升,有利于增强企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改善融资条件和发展环境,促进其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进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为主体内容的社会道德和诚信建设.特别要重视 “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等社会主义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诚信、自强、持节、知耻、廉洁”等普世性价值取向,推进以道德诚信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上升到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此外,还要借鉴发达国家诚信建设的经验,尽快建立企业和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企业和个人失信成本.

3.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维稳机制,畅通社会运行路径,运用有序的制度力量,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影响控制在未然状态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胡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比较,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过去,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管辖基本覆盖了全社会的范围,政府管理就代替了社会管理.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社会管理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主体、管理方法、管理机制等.所以,社会要正常运行,就必须建立现代社会管理模式.

按照系统社会学原理,社会是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并列的开放的子系统,其正常运行路径表现为：输入—转换—输出—反馈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输入代表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转换代表社会管理主体对民众诉求的正视和反应,输出代表社会管理主体对民众诉求的一种政策性回应,反馈则是对政策满足民众利益诉求效果的一种评估.为了畅通社会运行路径,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权益保障与监督机制、社会政策评估机制,使社会利益诉求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表达渠道,并通过输入、转换、输出、评估这些社会运行的正常路径,将社会利益诉求成功地转变为利益协调和利益满足,使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从而建设一个活而不乱的有序社会,从根本上消除或者最大程度减少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的发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建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学研究”（批准号：08BSH05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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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琼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