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反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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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包来旭和欧长生,这两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农家子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走上不归路.他们分别是“75杭州公交车纵火案”和“广州301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犯,两人的命运没有任何交集,却选择了相同的方式祸害社会.

近半年来,公交车爆炸案多发,对比案情发现,此类案件嫌疑人犯罪动机并不十分明确,目标人群也具有随机性,犯罪行为具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

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能发现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经历了人生挫折,性格固执、极端、孤僻等等.

然而,在点燃公交车之前,没有人将他们视为潜在犯罪者.他们在我们身边默默无闻,甚至被夸赞“很聪明、很勤奋”.一切毫无征兆,他们就突然爆发,为害毫无防御的无辜者,冲击社会秩序.因此,一直以来,研究这类反社会行为的特征、成因以及预防矫治方法,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反社会人格”的标签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以来,先后在贵阳、宜宾、杭州、广州接连发生类似案件,共造成57人死亡,两百余人受伤.

让人们为之震惊的不仅是死亡人数之多,更在于犯罪嫌疑人施暴的随机性,受害者多与施暴者素昧平生.这也符合反社会行为一个重要特征――犯罪的对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术上的反社会行为与公众和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略有不同.在学术上,包括犯罪在内的任何有害于社会的行为都可称之为反社会行为,它与社会心理学中的亲社会行为相悖.而公众与媒体所理解的反社会行为常常是弱势者以无辜者为对象,以表达个人不满、引发社会疼痛为目的危害行为,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比普通犯罪要大得多.

欧长生和包来旭不可谓不是弱势群体.他们都出生在中西部偏远农村,小学辍学到城市打工,常年漂泊在外,并身患疾病.

他们通过引爆公交车的方式来引起全社会恐慌.在施暴过程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他们的怜悯之心.

马皑总结说,反社会行为有三个特征.一是高社会否定性,不仅违反法律规范,而且违背道德、人伦和公众一般性社会期待；二是广泛的社会危害性,其伤害的对象不仅包括人身、财产,还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三是自利,行为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为了表达个人的社会态度,特别是情绪、情感,不顾及他人感受.

不过,在朋友们眼中,包来旭并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工友甚至说他做事很好,很勤奋.只不过是性格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他身患严重肺结核,离家出走6年,未与家人有任何联系――即使地震后家中房屋倒塌也没回过家.

同样内向寡言的欧长生患上腰椎间盘突出后,整个人性情大变,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兄弟反目,开始并借钱.

很多学者及媒体将包来旭等人定义为“反社会人格”,认为这种人格让他们最终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之路.

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亦称“悖德型人格”“社会病态人格”,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是与违法犯罪关系最密切的一种人格障碍类型.

不过,动辄将这些报复社会嫌疑犯定义为反社会人格,马皑对此并不认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便将某人的人格加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是不严谨的.反社会人格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它更应从精神疾病的层面去进行认识.反社会行为谁都可能出现,反社会人格在人群中的样本并不普遍.至于包来旭、欧长生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我说了不算、媒体说了不算、公众说的也不算.它要由精神科医生鉴定,法官认可.”

马皑指出,不过可以说,与一般人比较,反社会人格者更可能实施反社会行为.如果我们单凭其一次行为或者日常某些情绪波动、不当言辞而对人格下结论,是不公正的做法.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对反社会人格都有明确的分类及诊断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认同马皑的观点.他说,包来旭、欧长生都属于失意人群,具有反社会倾向,但是否属于反社会人格要做严格的心理学测试.

皮艺军说：“失意人群的反社会倾向,主要表现在对某一件事偏执,产生莫名其妙的不满,从而产生向弱势群体报复、发泄的心理.”

包来旭们之所以选择弱势群体,比如小学生、公交乘客作为犯罪对象,皮艺军认为他们是为了在弱者群体中,找到强者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要杀害谁,而是为了引起关注,证明自己的存在.”

皮艺军的观点在包来旭身上得到印证.据杭州警方通报,包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只不过没有人想到,他真的会去做. 2009年,皮艺军发起《社会敌意事件及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并提出了“社会敌意”这一说法,他把此类泄愤事件称之为社会敌意事件.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敌意”是个中性概念,敌意就是不满、怨愤、隔阂、不信任.敌意可大可小,小则起于青萍之末,大可牵动雷霆万钧；比如婚姻家庭中的漠视,也如群体与群体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包来旭和欧长生,他们的敌意日积月累,集聚到一定程度最后爆发.

皮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敌意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杨佳现象.”

如今,社会敌意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对此皮艺军解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从一个非功利社会转向功利社会,情感、利益冲突越来越多,而社会控制力量却没有跟上去,法治建设也没有跟上去,另外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但是,现实生活遭受挫折和不公的人比比皆是,为何偏偏是包来旭和欧长生呢?马皑认为,同样的刺激、同样的情境下,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内容与反应方式是不同的.类似在天气变化的情境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感冒一样.具体到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就涉及到不同人的生物、文化、心理因素.

对于实施该类反社会行为的犯罪人犯罪心理的演化过程,马皑总结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屡遭挫折,原因可能是社会不公（如被轻视、蔑视、羞辱）、个人能力有限、决策错误、环境适应特别是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差等.比如厦门BRT爆炸案嫌疑犯陈水总,他是多年户,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户口和低保的事情在到处奔走告状,有关部门之间推诿踢皮球,让其很不满.

二是形成压抑及极端情绪,原因可能是缺少自我排解等调节能力；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无法提供帮助化解冲突及情绪的路径；心理障碍,如本身具有认知偏执或者反社会人格、偏执性人格.这在陈水总身上也有体现,比如他跟人10次说话9次会演变为吵架,他会因为快餐店声音太吵,一天拨9次110投诉.

三是外在归责,将个人挫折等等引发负性情绪的原因归属于环境.

四是在犯罪决策过程中感受到无能为力,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仅强调个人情感需要的宣泄,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伤害,通过产生社会疼痛,表达报复和不满,引起公众的关注特别是对其行为原因的探究,以实现自我正义.最终,陈水总走向毁灭之路. “不是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行的”

从根本上来讲,要想杜绝反社会行为非常困难,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因素,很难通过社会发展得到根绝.美国近年来类似事件也常有发生,比如俄荷拉克玛爆炸案、校园击案等等.

马皑也表示,人格因素,比如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是自童年开始的渐进过程,甚至与个体的生物学特征相关,如中枢神经系统异常、遗传影响的冲动性控制问题、脑损伤,这在我国不受重视,而这些因素存在大量的不可控因素,因此预防的可能性没有.

据马皑介绍,美国1993年的统计,反社会人格障碍在男性中约占3%,女性中约占1%,但在严重犯罪人中占50%以上.由于这类人没有治疗的动机,缺少基本共性,矫治成功的案例很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两个基本常识应了解,一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也有轻重之分；二是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商人也可能是具有反社会人格.对他们最好的预防就是开展类似生理体检的普查,从中发现并且给予帮助.

除了人格因素,马皑认为反社会行为类似绑架,行为背后还有深层原因,并且往往与弱势境遇、社会不公、相对剥夺感、求助无门等等有关,预防的方法不仅有公平公正,还有包容与容忍,特别是对特殊人群给予专门的关注等.

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讲,将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外因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助于降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频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犯罪心理学、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家武伯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管理应该讲科学,要提前规划,不是简单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行的.”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各种社会机构参与,共同构建一套预防反社会行为的“防护网”.例如,英国“反社会行为救助组织”（ASB）的口号就是：不要在沉默中受到伤害.该组织是为了纪念一对被杀害的母女而建立的.2007年,这对居住在莱斯特郡的母女在遭受骚扰并报警33次后,当地警方没能及时介入调查,最终致二人被杀害.

据ASB组织CEO詹尼埃雷拉介绍,反社会行为通常有一些预兆,需要引起关注,例如,发现邻里家声音嘈杂混乱、周围有人经常醉酒和行为不守规则、受到别人的无端骚扰、看到有人胡乱涂鸦或破坏公物等等.

按照ASB给出的建议,遇到以上情形发生,普通人应该有所警惕,根据问题严重性和自己受侵害的程度,可采取行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埃雷拉说,在英国,这个“有关部门”不是虚指的,应该介入过问的部门包括：局、当地政府机构、小区物业,直至公共交通系统和消防队都与此有关.

至于到底应该尽早与哪些机构取得联系,埃雷拉说,“对此,我们对公众有具体的指导,这取决于每个人所遇到的情况,例如,包括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异常行为；之前是否向某些机构报告过,以及该机构的反应你是否满意；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地方,以及你居住的房子是租赁的还是自有的等等.”

包括对如何保存可能的反社会行为的证据,ASB都有具体指导.

实际上,早在1998年,托尼布莱尔就签署了英国预防反社会行为的法令（ASBO）,法令对哪些行为属于反社会行为有详细的描述,地方法官经过规定的程序后可以根据ASBO,命令10岁以上的个人不得采取某些行为.

在中国,因为户籍管理的问题,各地信息状态是分割的,农村和流动人口是变化的,没有随时登记.“比如首都机场爆炸案嫌疑犯冀中星,他在东莞打工,但什么时候去东莞,什么时候离开,东莞方面都不知道.”

武伯欣说,管理应该是常态化,冀中星出事后才让东莞彻查,其实冀中星残疾后就应该调查,并做好善后,这样,首都机场爆炸案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他还强调,国家必须重视社会心理危机预警和调控的方略,让个人心理危机能及时得到调控,这才是稳定社会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