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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谈谈商务的历史.商务印书馆从清朝一直到解放,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最大企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不小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在一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人是夏蕊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原来是工人出身,在教会中学学过英文,就在教会所办的美华书馆做工人.那时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非常幼稚,中国人自己办的活字印刷几乎没有.英美人而且主要是教会,他们为了要在中国传教,就得办学堂,印行宗教书籍,主要是《圣经》,并且印一些教育用书.
当时报纸杂志主要是石印的.美华书馆就是以印《圣经》和一些商业用品为主,有中文,有英文.夏瑞芳当时在该馆做英文排字工人,做了好多年,因为当时外文排字工资较高,他积蓄了一些钱,和鲍氏兄弟等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其所以叫“商务”,是因为主要印刷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账册等；其所以叫“印书馆”,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印刷厂”的名称,印刷厂的名称还是后来从日本传过来的.这也就是说,当时夏、鲍等人的思想中是没有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
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只有一些圆盘机,只有几间房子,靠着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宁波同乡（当时宁波人在上海经商的较多）的关系,在洋行界兜揽一些生意.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变成一个出版社的呢?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在清朝末期,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期.一八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所谓新党,有些被西太后慈禧逮捕杀害了,有些逃亡日本,有的则逃亡上海租界,因为当时的租界内清政府是不能抓人的.
在逃到上海的这一批新党之中,有一位张菊生（元济）先生,他并不是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他原在上海南洋公学工作,这所学校不仅是进行教学,而且从事编译工作,张先生就在那里从事编辑中国最早的教科书的工作.但因与公学的主持人不合而离开该校.当时他们这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就是通过张菊生的介绍借住到商务印书馆的楼上,其中有蔡元培、吴稚晖等.
夏瑞芳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印书馆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印书馆编几本书.当时虽然革新运动失败了,可是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比较迫切,加上张菊生有编辑工作的经验,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例如《国民读本》（吴稚晖编）.这本书一出销路很大,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由于出版获得了不少的盈利,逐步地添置了机器,先迁于北京路顺庆里（一八年）,几年后（一九零二年）又迁至北福建路,在该处只设印刷所,将编译所设于唐家弄,在棋盘街设发行所.这时候可说是出版、印刷、发行三者合而为一,并初具规模.但是在印刷设备方面尚感缺乏,正好当时有日本人有较雄厚的资本,拟在上海设立印刷厂,因此夏瑞芳即和日本人进行商谈,合资经营,但仍用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并且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印刷技术,添置设备.
在当时,中国还只有黑色石印.一九零五年请了不少日本印刷专家,传授制铜版、彩色石印和打纸形等技术,至一九一二年的十年当中,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很快,从一个“摊摊”而形成了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这是和日本的投资以及日本技术的传授和引进有一定关系的.
辛亥革命发生后,商务印书馆经营人对当时革命的看法,表现出了保守的思想,这是和“事业已搞大了”这个物质条件有关的.同时在股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部分人就出去另搞了一个中华书局（当时中华总经理陆费伯原来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人）.
其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很厉害,拉机器,拉人力.那时书的销路和政治很有关系,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的股份这一个弱点被中华书局抓住了,这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当时是很不利的,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发行.因而夏瑞芳又设法招收中国股份,与日本人进行磋商,经历了三年时间,始全数将日股收回.这样,商务印书馆就由和日本人合资而最后成为单纯的民族资本企业了.
民国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造了大厂房,这在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来讲可说是第一.我个人感觉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一个企业家,他首先主张同维新的知识分子的结合,再是认清了需要利用日本资本和技术,最后把日本股份收买下来,他可说是民族资本家当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晚上,夏瑞芳由发行所出来时,被人刺杀.据说当时执行杀夏瑞芳的凶手就是,蒋在那是充当打手的.我虽然没有见过夏瑞芳本人,但是我了解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本是一个工人,十多年当中却把中国的出版事业办起来了.夏瑞芳死后,商务印书馆缺少了一个很合适的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