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民币“汇率操控”争端的理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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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背景,在中美人民币汇率现实争端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IMF协定》关于“汇率操控”的定义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对中美两国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得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汇率操控”的指控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中国纵汇率责难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关 键 词 ：人民币汇率； 汇率操控； 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1001006

作为开放经济核心经济变量的汇率不仅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直接相关,也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密切相关.一国汇率的波动对其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就业等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关系着一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经济变量及其与其它经济指标之间的普遍联系,造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经常成为美国对中国经济加以诟病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通过汇率这一有效杠杆不断地对中国经济施加压力.

一、中美人民币“汇率操控”争端表现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世界经济伙伴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在相对经济意义上给世界各大经济体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在资本主义所主宰的世界经济次序以及美元霸权统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操控论”、“人民币快速升值论”、“人民币罪恶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此起彼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采取形式各异的“约束战略”和“积极防御战略”.

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在西方社会大肆渲染“人民币汇率操控”的论调.美国候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为其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相信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将积极通过所有能动用的外交途径,寻求让中国在汇率方面做出改变”.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则针对美候任财政部长的言论表示,“这些言论不仅不符合事实,更是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的误导”.

2009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在其中国行期间,就抛出了“人民币汇率操控”的论调,“中国巨大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操控汇率的结果.中国通过设定相对固定的汇率,然后通过大量购买外币来维持其货币比较弱的估值”.中国学者对此发起了激烈的论战.龙永图先生反驳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不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操控”.“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有些是实行本币不可兑换,有些决定不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克鲁格曼先生认为凡是选择实行自己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就是操控汇率吗?”[1].然而,2009年10月,美国财政部报告指出,在过去4年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1.2%,因此中国没有为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而操纵汇率政策.由此可见,美国所谓人民币汇率操控与否的评判标准其实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是否升值.

2010年,中美两国关于人民币汇率操控与否的争论并没有因人民币汇率的缓慢升值而降温.根据《国际金融报》的统计整理,中美两国2010年在该问题上已进行了数个来回的论战,如表1所示.

二、研究综述

王凯等通过对1994—2010年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等美国的需求因素才是真正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原因”[2].王志指出,“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出现于2002年,始作俑者来自日本.日本财政部官员提出了‘中国通过人民币盯住美元,输出通货紧缩’的说法,强调人民币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自此美国开始接受,一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打压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3].张宇燕认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各界感到忧虑,美国希望利用某种武器对中国形成某种行之有效的打击,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正好是这样一种武器”[4].张锐认为,“只要人民币升值达不到美国的要求,或者说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和利用的价值,美国就不会放弃借此大做文章的机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异常艰难与曲折,人民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替罪羊’”[5].吴萍萍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向来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一招棋”.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在与美国的汇率干预周旋中争夺话语主导权,引导世界不仅关注美国的失业问题,同时注意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就业的巨大冲击”[6].卜拙认为“人民币的问题,并不出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国内.美国出口不振,债台高筑,才是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动因所在”[7].王小宽和徐娟认为“要最终解决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还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对话,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本着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认识,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问题,最终取得互利双赢的结果”[8].

三、人民币“汇率操控”的由来

“汇率操控”这一名词起源于《IMF协定》.《IMF 协定》第4条第1节第3项对“汇率操纵”进行了规范,即IMF 成员国不得通过操控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而获得比其他成员方更有利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该规定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避免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对汇率的非市场化干预,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行为发生.很明显,条款中包含两个要素,即汇率的非市场干预和不公平竞争优势的获取.但是,这两个要素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遇到障碍,也就是两者的因果关系很难界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IMF在2007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汇率操纵的含义作了明确界定,并对为取得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2007 年《决议》,一国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操纵汇率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即成员国采取了实际影响汇率水平的政策,并使得汇率严重低估,扩大净出口；第二,该行为的主观意图在于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虽然,IMF对于汇率操控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与勘定,但是由于汇率这一经济指标的复杂性,最终导致该条款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首先,该条款和《IMF协议》的其他条款所规定的边际交叉模糊.根据IMF的规定,成员国有权安排适合本国经济的汇率制度.根据这一条,当前中国亦有权利将自己的汇率政策重新安排到固定汇率制,并且对美元的汇兑比例为1美元10元人民币（在现实中,这不可能,但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如果这样,是否有违《IMF协议》有关汇率操控的规定呢?显然,没有违背.但是理论上这种假设的制度安排却为中国的出口创造了十分优越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IMF协议》的规定在现在来看,并不科学.其次,该条款中提到的汇率低估和扩大净出口同样不准确.汇率被低估的前提就是必须出现一个均衡汇率,而这个均衡汇率根据目前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核算,其结果并不是唯一的,核算过程中有太多因素可以影响最终的结果,比如消费偏好和通货膨胀.再次,对于扩大净出口,目前的争议很多.净出口由出口减去进口得到,因此净出口的增加可以是因为出口的增加,也可以是因为进口的减少,还可以是出口和进口的同时减少,只不过出口的减少没有进口的减少多而已.最后,对于主观意图的判定过于模糊.世界上意图与期望结果不一致的事情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某种意图未必就能获得初始的期望结果,并且某种期望结果未必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能臆测到的某种初始意图.在没有特定条件的限定下,意图与结果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充分非必要条件.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操控的主观意图的判定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

四、人民币汇率操控的实证检验

依据前文对于《IMF协议》中汇率操控规定的理解,本人认为,在不考虑主观意图的核实的情况下,汇率操控定义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汇率波动对一国净出口,也就是经常性账户的影响.如果两者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的正相关性,则可以模糊地证实该国存在汇率操控的嫌疑.如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则可以证实该国不存在汇率操控的行为.

马歇尔—勒纳条件指出,当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必须大于1,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因此,本文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化能否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实证检验就转化为对中美两国进出口需求弹性的核算.

首先,我们考查等式：

XR等于P中×EXP美×IM×R直

其中,XR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的比值,P中表示中国的价格水平,EX表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P美表示美国的价格水平,IM表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R直表示直接标价的汇率.

最后,我们将上面的几个式子整理,最终得出净出口需求弹性核算的模型.

根据模型,实证检验过程中需要进行参数估计的就是LnE之前的系数.这个系数表示的是出口需求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之和与1的差.如果该参数大于0,表示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本模型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指标有四个,即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XR）、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美国的国民收入（Y美）、中国的国民收入（Y中）.为了考察变量间的弹性关系并尽可能消除异方差性,所有变量以自然对数形式进入计量方程.根据经验分析,设计时间序列的计量检验一般都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以中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检验就是两者间的一个协整检验.

考虑到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的是1992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XR）选取IMF的IFS统计数据库的进出口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人民币有效汇率选用中美两国的双边汇率,来源同样是IFS统计数据库.美国的国民收入选用的是IFS统计数据库中的GDP季度数据.中国1992—2005年的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于2008年编写的《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5》,2005年之后的数据来自于国研网的季度数据.并且,本文所用数据均进行了季节调整.

我们对原方程进行直接的简单多元回归.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回归是一个典型的伪回归,原因就在于拟合优度值与DW检验值太低,并且R2大于DW检验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有可能是由于原序列的非平稳性引起的（无论随机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随机变量的不平稳性越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就越高,发生伪回归的可能就越大）.

因此,我们需要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其平稳性.通常情况下,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是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所使用的工具是EViewS5.0软件.单位根检验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假设各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将ADF检验的结果值与特定水平下的临界值进行对比,如果ADF值>临界值,则表明接受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序列是非平稳的,反之亦然[9].如表2所示.

表2就是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根据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原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却都是平稳序列.多元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阶序列的平稳.显然,本部分的时间序列满足这个条件.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非平稳序列之间或者他们的线性组合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果多个时间序列变量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同阶差分是平稳的,则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通常情况下,用于检验多元变量的协整关系所用到的方法是Johansen协整检验法.Johansen检验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选择就是滞后期数的选择.本文研究中所选用的数据是季度数据,因此本文中的Johansen检验所选择的滞后期为4.

进行Johansen检验中,对原方程的残差项进行了自相关检验、正态分布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人民币汇率的中美贸易弹性的协整检验是一个无偏的、有效的检验.最终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方程中,LnE之前的系数小于0,这就说明中美贸易并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并不是引起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美之间的出口与进口之比将下降0.34个百分点.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发现,Y美之前的系数为正,这表明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美之间的出口与进口的比值就要上升3.52个百分点.而中国的GDP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国内经济规模、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五、中美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逐渐成为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美国对华持续的反倾销案、反补贴案、反倾销和反补贴“两反”合并调查、有关知识产权的“301条款”和“337条款”调查,以及对华“特定产品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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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率波动不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理论研究的确为构建和谐、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各不相同的设想.但是,基于有限的假设条件而构建的任何一种国际经济理论都与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迄今为止的理论与实践都一再地证明,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对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在20世纪70—80年代,在面对德国和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日俱增的条件下,美国也曾经向德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迫使两国货币大幅升值.但是直到2008年,美国对德国贸易仍有400多亿美元的逆差,对日本贸易逆差则达到700多亿美元.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同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年均增长20%多.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下降为16.1%.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大量顺差的主要原因.以2004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例,当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为65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1 600亿美元,占同期全部逆差的24.8%.而同期源自于日本、加拿大、德国、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中国台湾、泰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总量为3 800多亿美元,占同期贸易逆差的58.3%.两倍于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在此期间,美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的汇率也是有升有降的.

2.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

从经济结构上看,在美国的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24.2%,2009年下降为21.4%；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自2000年以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00年为74.6%,2009年为77.4%.从美国的经济政策上看,美国政府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消费的膨胀,尤其是日常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国外消费品大量进口.1990年和2000年,美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6.7%和69%,2005年以来美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70%以上.直接导致消费品进口的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对高技术出口和管制,不仅没有实现靠高技术产品出口弥补消费品进口所形成的逆差,而且自2003年高技术产品还出现了268.22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这一数额扩大到370.24亿美元,增加 38%.

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制已不复存在,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靠发行本币支持强大的本国消费的行为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同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是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发源地,不论是危机前的次级贷款、美国国债,还是其它金融创新工具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游资流入,也直接造成了美国的逆差.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20年时间里,美国是世界工厂,其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均在40%以上,包括金融房地产在内的虚拟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最高年份也不超过19%.70年代以后,美国的虚拟经济成分逐年上升,到2009年,虚拟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接近40%.“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美国经济的对外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70年代以前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资本项目持续逆差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却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靠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靠购买产品和各种能源参与世界经济的净消费者.从世界工厂的产品净生产者到世界净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经济对外交流方式的根本变化”.同时,经济虚拟化与经济对外交流方式之间相互促进,并外在地表现为国际贸易失衡和境外美元资产膨胀.

据胡小娟和刘玉的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于改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0],另根据梁艳的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即美国在华投资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11].上述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美中贸易的不平衡除美国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等因素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加剧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六、结 论

我们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操控”这一论题进行实证解析.汇率操控的定义是指成员国通过操控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而获得比其他成员方更有利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从汇率操控的定义看,一国对汇率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够带来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是汇率操控.但是,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美之间的对外贸易并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因此,中国并不是“汇率操纵国”,人民币汇率也不存在汇率操控问题.

不论从实证研究方面,还是在理论分析上,或是在中美贸易实践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操控汇率的指责都缺乏有效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