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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其影响也传导到了国际贸易领域.各主要的贸易大国在金融危机后普遍出现了扭曲正常国际贸易秩序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WTO法作为国际贸易法若要应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扭曲,则要从透明度原则入手,揭示各成员方政府的贸易管理行政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目的和影响.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国际社会外部监督和国内立法机关听证、民众选举、媒体舆论等国内社会监管手段,共同促进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秩序的正常化.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WTO透明度原则；贸易扭曲
中图分类号：F7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4－００66－０5
一、金融危机、贸易扭曲与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
在竞技体育中,当选手处于危机或者压力之下的时候,心理状态的变化会加速体能的下降,技术动作也容易发生变形.在21世纪初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各国政府在为本国经济发展前景而担忧的情况下,经济贸易管理领域的怪招、昏招层出不穷.自由贸易被扭曲,而且愈演愈烈.
贸易扭曲的浪潮第一次涌现是各国附带各种条件的经济振兴计划.美国的经济振兴计划附带了“买货先买美国货、雇人先雇美国人”条款.[1]作为一个老牌的自由贸易推动者和急先锋,其贸易保护的做法使全球舆论一片哗然.在世界贸易体制中扮演着自由贸易的卫道者的欧盟缔约方,在金融危机中也转变了立场,纷纷出台了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经济振兴计划.[2]有很多国家的投资、采购与信贷都附加了实质上限制外国竞争者、限制自由贸易的条款.[3]中国与WTO成员国之间的政府采购谈判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一个焦点就是2009年10月中国财政部、科技部以及发改委联合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的新修订的政府采购法规.这个法规规定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才可优先获得国家政策的扶持.针对这个法律规范性文件,欧盟和美国多次发函要求相关部门明确自主知识产权的内涵和标准.
贸易扭曲在金融危机中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上述这些计划实施一年多后的今天.各国政府和经济活动主体在危机之下的行为表现出了新的内容,主要是以WTO框架下各种名目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诉讼为内容.而深受贸易保护之苦的国家,如中国,也不得不进行反击——以自己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制衡对方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第二波以“双反”的名义进行贸易保护的浪潮和第一波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相互叠加、衍射,国际贸易秩序被严重扭曲.这是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的无奈之举,也是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而罔顾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和全球经济整体利益的表现.
虽然自由贸易可以帮助我们尽快走出危机,①但是金融危机却必然而且已经导致了对自由贸易的扭曲.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危机和压力扭曲了选手的技术动作却增加了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可看性,有人最终会赢得胜利,观众会受益,而挑战自我极限的选手也会赢得尊严和尊重.但是在金融危机之下,国际贸易扭曲的结局却不是皆大欢喜.除了依附于贸易保护而生存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外,几乎没有人可以从贸易扭曲中获益.相反,贸易扭曲只会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
想要避免各国政府和经济主体能量无谓的消耗,使得贸易管理行为更加合理,使得自由贸易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规范危机之下的贸易管理行为.也就是说,应对金融危机之下贸易扭曲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如何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
二、规范政府贸易管理的几种国内路径
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依靠政治领袖或执政党的正确决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这一选择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首先,政治精英或者执政党的一己之念难免会有所偏差,或者被某些特定的利益主体所影响.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所倡导的群策群力的理念.其次,这种决策的生命力往往与政治精英或者执政党的政治前途绑定在一起,政策的延续性也存在问题.第三,这种政治精英的思路和决策主要是靠领袖的个人号召力或者执政党所掌握的资源来保障实施,很难保证政策的执行情况.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尚在延续的今日之现实进行观察,无论是首位非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身后的美国党,还是身为贵族后裔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他身后的英国保守党,都没能在其贸易行政管理中摆脱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
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还可以依靠国内的力量.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尊重,也是各国针对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然而,依靠力量抑制贸易保护却显得困难重重.第一,现代主要体现为代议制,缺乏代言人的普通民众在代议制之中是软弱无力的.反而是惧怕外国竞争者和缺乏公平竞争条件下生存能力的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有着更强烈、更直接的在代议制中追逐利益的动机.[4]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应美国钢铁工人协会要求对与其不太相干的中国轮胎征收反倾销税的怪事,其根源就在于此.因为特殊利益集团有具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会花时间和金钱去寻找、选择和培养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而分散的公众却无法在代议制当中表达声音.第二,政府的宣传攻势是强大的,他们可以屏蔽一些他们不想让公众获悉的信息,或者是利用传媒把公众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计其数的破产家庭的悲剧故事上.通过这样的手段,政府为自己的贸易保护政策赢得了同情和支持,而同意进行贸易保护的公众往往不知道自己就是为政府贸易保护政策买单的人.公众需要明了,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国内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外国实施报复所带来的显性损失,还包括了养老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的偏向性的支出.另外,实施贸易保护以后,这种损失可能是全球市场的萎缩[5]和更为广泛的失业.
规范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也可以依靠国内的法律机制.但是法律机制在政府面前往往沦为工具.在实体正义方面,政府可以推动新的法案通过议会表决,这就使得贸易管理行为的实体正义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标准,大量的双重标准和临时标准指导着一个政府的贸易管理行为,为贸易保护大开绿灯.在程序正义方面,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他们的法律界引以为自豪的《阳光下的政府法案》和《行政公开法》虽然规定了明确而详细的程序,但是政府仍然以公开和阳光的方式进行着实质上的贸易保护.行政程序的公开,成为了政府贸易保护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