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贸易政策新进展与中国家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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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战略贸易政策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不完全承诺和不完全信息等四个方面的新进展进行讨论,得出结论：新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使得脱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市场经常失灵的现实,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 ：新贸易理论；战略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92-06

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讨论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进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启示,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战略贸易政策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与战略贸易政策、不完全承诺与战略贸易政策及信息不对称与战略贸易政策.一方面,是因为新贸易理论新进展在这四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这四个方面理论拓展的微观基础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一、战略贸易政策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主张受到来自贸易政策政治经济观点的批评,这些批评与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有相同的“基因”.既然贸易政策的“战略”用途非常有限,为什么这一政策被经常使用为什么产业受到贸易保护为什么一些产业比其它产业接受了更多的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家们提供了许多假说来回答这一问题,这些假说有：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模型(The Pressure Group Interest Grouo Model)、加法机模型(Adding Machine Model)、社会现状模型(The Status Quo Model)、社会变迁模型(the Social Change Model)、比较成本假说(parative Costs Model)及对外政策模型(The Foreign Policy ModeD等.这一推进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更贴近：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寻租行为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由于实证分析无法很好地对原有模型进行检验,同时,随着政治经济模型理论的发展,这一领域的文献向着结构方向演进,在这一方向上贸易理论的可检验性得到了注意,进展主要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中值(Median-Voter)模型,其内在的假定是,贸易政策实际上是被直接决定的,或者说政府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意见；第二个分支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利益集团模型相似,为了区别,我们把他称之为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这一类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府和游说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中值模型假定政策由多数决定.在选民选举立法人员,然后立法人员决定政策的典型制度下,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描述.在这样的环境下,政策选择受到选票、发言权以及来自于游说集团竞选捐款的共同影响.G.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1994)的模型对政府在决定贸易政策时如何同时考虑众多院外活动集团捐款,以及消费者福利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其结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产业将接受进口补贴或者是出口税,从而国内价格降低.现实中这些政策工具很少被观察到,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政治上对这类政策工具的反对.P.K.哥德堡和G.麦吉(P.K.Goldberg and G.Maggi,1999)对这一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的结论是,政府的主观函数对消费者福利赋予的权重要比给予政治捐款的权重高50到100倍.k.葛文德和.u.班德尤帕德亚伊(K Gawande and U.Bandyooadhy.2000)通过引入中间品贸易扩展了这一模型,检验结果同样表明政府赋予消费者福利很高的权重.张宝莉(Pao-Li Chang,2005)将Krugman-Dixit-Stitz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讨论了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进口关税为零,并不会出现保护待售模型中提到的进口补贴.进口关税始终与进口替代部门在国内的实力成正比,并不需要像保护待售模型所要求的那样,该部门必须组织起利益集团.在出口政策方面,保护待售模型认为组织起利益集团的出口商将得到出口补贴.而张宝莉认为,政府采用出口补贴和出口关税的政策均有可能,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福利关注的程度与利益集团的实力大小.

保护待售模型也在另外的方向上得到了拓展.D.米德拉(D Mitra,1999)说明了如何把内生游说集团引进.这一框架.G.M.格罗斯曼和E.赫尔普曼进一步使用这个框架分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税大战,以及国际协定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fKBagwen and R.W.Staiger,1997,2002)考察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比如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所包含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此外,经济学家们也考察了国家加人地区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激励.J.N.巴格瓦蒂(J.N.Bhagwati,1993)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加入地区贸易协定是促进还是妨碍了多边自由贸易的最终目标.印.克里希纳(P.Kfishna,1998)和J.麦克劳伦(J.McLaren,2002)的模型显示多边地区协定可能妨碍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R.鲍德温(R Baldwin,1995)和w.J.埃塞尔(W.J.Ethier,1998)的模型却认为多边地区协.定恰恰促进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P.I.列维(P I.Levy,1997)用中值模型考察了这一问题,并证明了如果人比整个经济有一个低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并且进口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经济将有一个正的进口税.进口税会在资本丰裕的工业化国家被使用,进口补贴会在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使用.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往往危害更大.新贸易理论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机制的研究进展,无疑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关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对院外集团的游说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战略贸易政策

近来,战略贸易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进展是引入了不确定性.这一新进展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在确定性模型中,贸易政策常被限定在线性税收或补贴上,公司被假定只进行价格博弈或数量博弈.不确定性引入战略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扩展了政府政策空间和企业战略空间,为我们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讨论战略贸易政策提供了可能.

首先,在需求不确定性方面,R.库柏和R.瑞茨曼.(R Copper and R.Reizman,1989)首先把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入到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的模型中,考察了政府在税收补贴和数量控制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 他们证明了在需求不确定的J.A_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中,直接的数量控制优于线性税收或补贴政策.如果市场需求稳定,出口配额为最优政策；如果市场需求波动,出口补贴就变为最优政策.沿袭R.库柏和R.瑞茨曼的思路,L.阿文(LAryan,1991)把行动时序因素引入模型中,在排除了政府进行数量限制的政策选择后,作者假定政府要么在观察到需求随机扰动前宣布补贴政策,要么在等到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宣布补贴政策.在这些假定下作者证明了,企业数量较少的国家倾向于在随机扰动前宣布补贴政策,并取得领先者地位；企业数量较多的国家则会在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宣布补贴政策,并取得领先者地位.R.什.瓦库马(R Shivakumar,1993)综合上述三人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最优政策选择取决于随机扰动和企业数量.丘东晓(L.D.Qiu,1995)也证明在需求不确定和非常数边际成本的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中,采用非线性的政策是最优的.政府采用非线性的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保证本国企业的领导者地位,还可以改变垄断竞争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企业.M.阿南和s.蒋(M.Anam and S.H.Chiang,2000)进一步把需求不确定的J-Al布兰德和B.J.斯彭斯模型扩展到多个出口市场的环境中.他们证明了,在这一环境下,战略出口政策依赖于市场的相对变动性和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具体地讲,当两个市场正相关时,对需求变动较大的市场征收出口税,同时对另一个市场进行出口补贴的政策是最优的.进一步,如果古诺(coumot)博弈被伯川德(Be~rand)博弈所替代,对变化更大的市场进行出口补贴就变成最优的政策选择.阑在这一模型中允许国内和国外市场相关对战略贸易政策有重要的含义.因此有可能证明,当国内市场相对更不稳定且市场之间是正相关时,政府可能需要以相反的方向干预,而并不必然像标准模型建议的那样,在本国市场上补贴本国企业,或是对外国企业征收关税.

其次,为了克服寡头理论中多重均衡的不确定问题,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P.D.Klemperer and M.A.Meyer,1989)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博弈提出了一个新.的均衡概念.D.劳塞尔(D Laussel,1992)吸收了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新模型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把其应用到战略贸易政策问题的研究中来.D.劳塞尔假定.企业受到供给函数约束,而不是传统假定中单一的价格或数量约束.在需求不确定时,作者证明了最优边际补贴率会随出口递减.在D.劳塞尔的模型中,国内外企业有相同的不变边际成本.因此,在没有政府干预时,运用P_n_克伦佩勒和M_A.迈耶均衡解的概念,市场博弈将导致两个企业选择完全弹性的价格一数量清单,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利润为零.同样运用这一均衡解的概念,s.格兰特和J.奎金(sGrant and J.Quiggin,1997)证明了在政府间的政策博弈中,当出.口垄断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在企业层面出现时,贸易干预的均衡模式是由模型的参数内生决定的.s.格兰特和J.奎金假定政府选择出口或者进口税作为贸易工具,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采取行动.他们的研究显示了P.D.克伦佩勒和M-A.迈耶的解的概念如何能被用来内生化竞争性政府采用的贸易限制形式.也就是说,均衡的贸易政策形式来源于模型基本的经济初始条件,比如,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技术以及国家的禀赋,而不是通过规范贸易博弈的具体战略空间来展开分析.

此外,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K Bagwell andR.W.Staiger,1992,1994)研究了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他们指出传统B.J.斯彭斯和J_A_布兰德模型并没有考虑到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政府的最优研发政策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它取决于研究开发活动两种效应的平衡,并认为如果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足够大,就应该通过补贴支持本国企业成为垄断者.只有在本国市场中有多家企业参与竞争时,才考虑征收投资税来矫正过度投资.K.米亚基娃和Y.奥诺(K Miyagiwaand Y.Ohno,1997)对K.巴格韦尔和R.w.思泰格尔的研究进行了拓展,考察了专利保护水平与政府最优研发政策的关系.其结论是,当专利保护水平处于很高或很低这两个极端时,政府的最优政策都是对研发征税.只有专利保护水平处于中间值时,政府的最优政策才是对研发进行补贴.

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无论是补贴还是税收,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无论是数量控制还是价格控制,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合理的贸易政策只能是一个国家具体条件下的产物.

三、不完全承诺与战略贸易政策

早期赞成战略贸易政策的主张常常基于如下假定：第一,政府在企业之前行动,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决策变量；第二,政府可信地遵守一项特定的干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即使在事后是次优的也不会发生改变.早期的研究进展常常改变第一个假定,关注企业先于政府采取战略行动时的博弈结果.比如,在J.A.布兰德和B.J.斯彭斯(1987)的贸易模型中,就假定本国企业.在政府选择产出补贴之前选择其研发水平,跨国企业根据税收和关税水平来选择生产地点和投资水平.作者证明了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关税在任何给定的资本投资水平上都超过了最优税收,这会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c.M.卡麦克(c M.Carmichael,1987)在一个两阶段伯川德双寡头模型中考察了允许企业在政府选择补贴之前设定价格的情形,证明了企业和政府的行动次序如何能解释出口贷款补贴的产生.在这一模型中企业首先行动,在政府设定补贴之前设定总价格,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政府的补贴,这一补贴把租金从政府转移到企业的同时福利并不变化.如果政府在企业行动之前设定补贴上限,就会迫使企业降低价格,以致于如果有一个上限约束,社会整体福利就会下降.田JH.K.戈鲁斯派克(H.K.Gruenspecht,1988)通过关注一个不同的政策环境补充了C.M.卡麦克的分析,在这一环境中相对于私人利润政府更关注补贴费用.在这一假定下,作者分析了差异产品市场中的出口补贴,这一模型里企业在政府设定补贴水平之前先设定价格.与政府应该对伯川德类型的企业征收出口税的早期研究结果相反,在这里出口补贴政策是最优的.研究结果强调了时间安排的重要性,以及政策体制和政策工具的不同影响.L.S.卡帕和D.M.纽伯瑞(L-s.Karp and D.M.Newbe,1991)考察了针对本国出口企业的最优政策,并对产出补贴和价格补贴两种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文章特别考察了两种博弈：事前博弈和事后博弈.在前一种博弈里,政府在企业设定价格之前设定补贴值；而在后一种博弈里,预期到政府会 在第二阶段进行补贴,企业会首先设定价格.作者证明了在事前博弈的情形下,两种补贴是相同的,而且事前博弈总比事后博弈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福利.

早期假定政府可信地遵守特定干预政策同样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贸易政策经常发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贸易理论家们试图以更接近现实的不完全承诺假定来推进这一研究.P.K.哥德堡fP.K.Goldberg,1995)通过放松上述两个假定,推进了C.M.卡麦克和H.K.戈鲁斯派克对博弈时间安排结构的研究.他发现尽管政府补贴一般低于提前承诺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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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政策的变化更为频繁,政府事前承诺的可信度可能更低,不完全承诺引入新贸易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要利用其承诺力去抵消本国企业采取的对整个社会来讲不经济的战略行为,并根据其承诺力制订适合的贸易补贴和关税政策.

四、不完全信息与战略贸易政策.

对战略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批评是,理论模型常假定政策制定者对目标市场有完全的信息,但是现实中政府不可能满足充分信息的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完全问题.那么在政府对产业成本、市场需求和产业利润的信息没有企业多时,战略贸易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吗当政府面对信息约束时,如何制定战略贸易政策,这种情形下会存在均衡吗

与需求扰动相关的不完全信息是战略贸易政策新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研究大部分与本文中不确定性与战略贸易政策部分相关,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企业成本结构的信息不完全是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另一重点,政府对生产和市场状况方面信息的掌握总是不如企业,K.王(KWang,1990)就曾指出,企业.有激励运用信息不对称谎报其生产成本以获取补贴,企业决策将不可避免的扭曲并因此降低国家的福利.D.柯利和M.维德(D Collie and M.Hviid,1993)的基本信号博弈模型认为政府可以选择不去获取企业成本的信息,此时将实现混同均衡,本国福利会更高.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恰恰为政府提供了扭曲成本信号的机会.政府通过给本国企业更高的补贴诱致外国竞争对手认为本国企业具有低成本优势,从而帮助本国企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丘东晓(1994)设计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来研究信号博弈这一问题.其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进行数量竞争,则一揽子方案更优,此时会产生分离均衡；如果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则统一的补贴政策将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此时产生混同均衡.[331G.M.格罗斯曼和G.麦吉(1997)认为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无法选择出高效率的公司,为了得到补贴支持,企业会通过过度投资来向政府发送信号,这一行为会导致本国福利受损.E34]G.麦吉(1999)考察了企业比政府.有更多的产业利润信息时均衡的贸易政策.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均衡时贸易政策的扭曲,最终恶化了政府间的“囚徒困境”.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获得的均衡支付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要低.特别是,企业产量要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生产更多,并且得到更少的净利润.

近来,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也被用来分析对企业行为及贸易政策的影响.N.H_米勒和A.帕茨高尔(N H.Miller and A.Pazgal,2001)运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在这一模型里企业的所有者决定对经营者的激励方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经理人把该激励方案和竞争对手的行为视为给定,从而选择合适的市场战略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研究表明,只要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保持足够的控制,均衡结果便不依赖于选择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N.H.米勒和A.自茨高尔(2005)进一步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拓展,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里,政府首先选择合适的补贴政策,然后企业所有者选择激励方案,最后经营者在第i国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争夺市场.研究显示,最优贸易政策只依赖于最优激励方案,而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

信息问题的存在和不确定性问题一样,使新贸易理论的战略贸易政策变得复杂.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决定了政府掌握的信息更少,信息问题要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确制订和执行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

五、结论

新贸易理论中的战略贸易政策,主要研究的无疑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政策,但是,由于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进展建立的微观基础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研究进展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科学的贸易政策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战略贸易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并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结合本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状况,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大拇指法则”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可取的.因此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政策,可能比寻找一个简单的政策药方更为重要.由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贸易理论的战略贸易政策依赖于不同的具体情况.

责任编校：史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