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力资本配置与国际贸易增长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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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函数,并使用中国29个省份198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所有制结构与固定资产投资等差异后,国际贸易增长存在显著的β收敛趋势；金融规模的扩张并没有表现出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我国当前人力资本配置水平显著促进了国际贸易增长,在控制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减弱.

关 键 词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配置；国际贸易收敛

中图分类号：F832；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0-0035-04

Financial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YIN Xi-guo,ZHANG Teng-fei

（School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unc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based on Chines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from 1985 to 2009.Rresult shows that： with the domination of the discrepancie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wnership structur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the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in provinces es into being convergent； the expansion of financial scale does not show prominent accel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urrent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romotion decreases with the domina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conv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引言

金融和贸易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化,金融和贸易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融合和互动关系日益突出.一般观点认为,金融中介通过为制造业提供外部融资支持,使得制造业成为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当制造业产品用于出口时,国际贸易就会得以发展.同时,因为金融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功能[1],这些功能能够通过资本积累的提升和技术创新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Mckinnon提出金融深化改革可以逐渐减少并最终放开对进出口限制的观点[2],Eaton和Grosan首次注意到一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当金融市场不尽完善时,将引起贸易干涉,所以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一国的商业政策[3].Kletzer和Bardhan运用一个简单的2×2×2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对国家直接比较优势差异性的影响[4].而Baldwin从风险分散角度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是一国贸易比较优势的主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风险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5].

本文尝试从区域收敛性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增长的长期影响；同时尝试从人力资本在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实体经济部门间配置的角度,探求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

2.文献综述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决定一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是其比较优势,传统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资源、劳动、资本及技术优势.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亦对其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Rajan和Zingales详细讨论了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行业部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拥有比较优势,从而出口份额和净出口额都高[6],但他们的研究仍然没有突破金融发展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Eaton和Grosan是首次注意到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存在密切关系的学者[3],而对此做出开创性研究的是Beck,他是首位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学者,Beck从企业外源融资角度入手,证明了金融体系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通过为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企业获得更高水平的外源融资而促进其更快发展[7].他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30年跨度的制造业出口数据对其理论作了验证；此外,还从行业层面进行了多国多行业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使用更多外源融资上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从而出口份额和净出口额都较高[8].Becker和Greenberg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企业在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投入,而沉没成本越高也就意味着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从而金融发展对那些具有较高前期成本投入的出口企业其边际效应也就越高[9]. 金融发展除了通过规模经济影响国际贸易以外,还通过促进专业化的生产,提高该国的贸易竞争力.Svaleryd和 Vlachos采取OECD国家样本对金融发展、专业化生产模式和国际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正相关,并且其显著性大于资本与劳动的影响[10].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的起步较晚.赵润济对韩国20世纪60年代金融约束的研究中指出,韩国政府通过对金融部门创造租金和选择性的信贷配给影响了出口行业、重化工业发展[11].梁莉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与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贸易开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12].沈能探讨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内在关联机制,并采用Geweke分解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就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以及动态演进进行实证检验[13].包群和阳佳余研究认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降低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工业制成品贸易具有比较优势[14].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金融约束下选择性信贷配给过程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信贷市场与国际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规模经济、风险扩散视角下的传导机制.本文尝试从区域收敛性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增长的长期影响,同时从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配置的角度,探求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传导机制.

3.理论模型

国内外学者通过比较优势、规模经济、风险分散等探讨了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潘士远等人的研究思路[15],假设各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满足：

Hg等于δf（H′/H,λ）H′（1）

其中,Hg表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增长率,即人力资本配置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增长路径；δ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参数；H′表示人力资本配置预期最优水平；λ表示金融深化程度,本文设定λ取值范围为-1<λ<1,λ值越大,金融深化程度越高.H′/H表示预期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与当期人力资本配置水平差异程度,比值越大,表示二者差距越大.设θ=H′/H（1≤θ<θ-,θ-表示当期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与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之间的差异）,此时式（1）为：

Hg等于δf（θ,λ）θH（2）

式（2）中,f（θ,λ）表示人力资本配置能力,θ越大,当期人力资本配置水平越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f（θ,λ）θ<0.金融市场功能越完善,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16,17],因此f（θ,λ）λ>0,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人力资本配置能力函数f（θ,λ）等于eη（1-θ1+λ）,其中,η<1,此时式（2）可变为：

Hg等于δθHeη（1-θ1+λ）（3）

式（3）表明,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配置能力取决于预期人力资本与当期人力资本配置的差异程度和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本文主要探讨区域人力资本配置角度下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增长的收敛性.因此,研究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F等于θHeη（1-θ1+λ）（4）

欲使目标函数最大化,预期最优人力资本配置差异水平为：

θ等于1 1+λη<1

1+λη1≤1+λη<θ-

θ-1+λη>θ-（5）

由式（5）可知,由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地区预期人力资本最优配置水平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由于地区金融市场发育水平较低,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很低,即使达到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水平,金融市场对国际贸易增长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负向作用,此时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水平维系在当期水平.第二种情况,当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时,人力资本配置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使得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产生正向效应,并有可能逐渐增强.第三种情况,金融发展水平很高时,使得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水平达到金融市场发育水平最高地区的水平.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即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水平,在此水平下,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增长效应达到最大.在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下,目标函数为：

F等于（1+λ）Hηe1-η（6）

式（6）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即使各个地区均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但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会使得地区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产生差异.理论分析认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各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水平差异的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区域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是导致区域国际贸易增长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4.实证检验

4.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与国际贸易增长收敛的关系,模型中控制了两类非观测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本文在林光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经济空间权重矩阵[18], 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为地理邻近二元权重矩阵与各地区经济发展强度矩阵之积.

根据收敛理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包括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结合研究目的,本文在β收敛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实证模型：

gtradei,t等于αi+δt+βlog（tradei,t-1）+ρ（Wgtradei,t）+φZi,t+ψXi,t+μi,t,μi,t等于λ（Wμ）i,t+εi,t（7）

式（7）中,gtradei,t为i地区t时期国际贸易增长率,log（tradei,t-1）表示初期i地区国际贸易水平,Zi,t为要考察的可能会影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的变量集合,Xi,t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μi,t为随机误差项.αi和δt分别表示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ρ和λ分别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回归系数.当ρ为零时,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当λ为零时,模型为空间滞后模型.所选用的指标及指标说明如下：

gtrade：国际贸易增长率指标,gtradei,t由i地区第t年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与第t-1年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相减而得,即gtradei,t等于Δlog（tradei,t）等于log（tradei,t）-log（tradei,t-1）. log（trade）：国际贸易增长水平指标,用各个地区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值衡量,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用来检验我国区域国际贸易增长是否存在条件β收敛的倾向,如果该系数为负,则表明我国区域国际贸易增长存在条件β收敛.

FIR：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大多文献都以银行总贷款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但由于国有银行大量指令性贷款的存在,银行总贷款与GDP之比可能高估了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19].Zhang Jun等提出用银行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基于银行国有企业贷款与国有企业总产值的紧密联系,采用回归方法对总贷款数据进行分离[20],本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同样借鉴这种方法.

HC：人力资本配置水平指标,由于主要从人力资本在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配置的角度来衡量各省域人力资本的配置水平,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金融行业就业人口与总就业人口比值作为衡量人力资本配置水平的指标.

FDI：外商直接投资指标,用各个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其GDP的比值衡量.

OWN：所有制结构指标,用国有企业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衡量.

INV：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用各个地区固定资本形成额与其GDP的比值衡量.

为了检验金融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回归时引入FIR与HC的交叉乘积项FIRHC.收集和整理了1985～2009年我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西藏除外,重庆市数据并入四川省,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

4.2 实证分析

首先分别采用混合面板模型、地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估计使用Eviews 6.0,并使用Matlab 7.11软件对残差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估计结果显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判定系数最大,为0.6277.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也是最大,为1041.0720,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莫兰指数最大为0.4879,表明模型中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时,LM-err统计量为3.6485,在10%水平显著,Robust LM-err统计量为6.3288,相比Robust LM-lag统计量更大,空间误差模型是更合适的选择.

由于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依然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可以考虑将空间滞后变量和空间误差变量引入模型中,得到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看出,SAR与SEM模型的判定系数和对数似然函数值均比较接近,加之两种模型的估计系数和相应T统计值均比较接近,很难区分两种模型孰优孰劣.但是从上文空间相关性检验以及对数似然函数值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空间误差模型（SEM）更加适合,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表1中模型（4）log（tradei,t-1）的估计系数-0.167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表明我国国际贸易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得出国际贸易增长收敛速度为0.7273%,相较于普通面板模型,其数值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解释变量在地理空间相邻地区会发生溢出效应,在引入空间变量之后,国际贸易增长收敛速度会略有提高.

金融发展指标FIR估计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为负,说明金融发展不是区域国际贸易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出现这一估计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由多种因素决定,区域金融发展与商品交易效率、金融交易效率、投资品的生产弹性系数、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21],仅仅强调金融发展的规模效应并不能准确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过多地受到政府干预,其中大部分贷款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中小外贸型企业难以获得资金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该文是国际贸易专业国际贸易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国际贸易类有关本科毕业论文,与金融、人力资本配置与国际贸易增长收敛相关论文范文例文，适合国际贸易及金融市场及规模经济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国际贸易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HC的估计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在不考虑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配置的影响下,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的配置水平对国际贸易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人力资本被过多地配置到金融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投入不足,人力资本配置不均衡也会阻碍经济增长[22].FIRHC的估计系数在10%显著性的水平为正,但其数值小于HC的估计系数,这表明在控制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后,当前人力资本配置水平对国际贸易促进效应减弱；同时,估计系数为正也表明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本配置产生正面影响,这也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假说,金融市场功能越完善,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金融部门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和提高人力资本生产效率来直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水平.考虑到金融部门发展的成本,如果从实体经济部门转移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超过了金融发展的潜在收益,人力资本配置可能会不均衡,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均产生负面影响[23].

FDI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为正,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国际贸易增长率将提高0.3855%.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一个地区的产业及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这些因素均促进了地区出口产业的发展和产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同时,由于一部分外资企业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因此外商投资水平的提升会直接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OWN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为负,这与现实经验是一致的,因此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还需要加快出口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出口企业贸易竞争力.INV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为负,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贸易增长弹性为负,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明显的投资驱动,当对外贸易受国际市场暂时性冲击时,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会得以提升以保持经济总体稳定增长.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表明：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各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水平差异的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区域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是导致区域国际贸易增长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所有制结构与固定资产投资等差异后,国际贸易发展存在显著的β收敛趋势；金融规模的扩张并没有表现出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金融部门的发展不能单纯强调规模效应,更要注重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和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改革中要注意保持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均衡配置和平衡发展.同时,创新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方式,通过金融资本与区域比较优势的整合提升国家贸易竞争力,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一个可以尝试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