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空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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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也是一个地理和空间事件.为了积累的延续性,资本需要空间的转移,但是这些不能解决积累过剩的资本主义内部危机倾向,危机必然发生.走出金融危机的办法之一是追求空间正义,在城市化的社会中追求城市权.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空间；城市权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5-0031-04

2008年开始于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如何理解?智慧的猫头鹰在黄昏才起飞,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哲学的探索显得更加重要和可能.美国学者哈维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按照他的一贯立场,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不能盈利的危机,是资本的正常流动受到影响或者停止的危机；资本企图通过扩张包括地理扩张来解决危机,进行所谓的空间上的修复,但是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倾向.他近来出版专著《资本之谜与资本主义危机》、《〈资本论〉导读》,指出2008年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可以从空间的、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的根源、表现,并对其出路进行一些探索.他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金融和空间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首先从房地产抵押次级贷款的危机开始,后来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前的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城市发展危机和资产市场的危机.表现的地方、主要损失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和完成的”［1］8.这次金融危机和以前的危机形成机制有所不同.

这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有关.危机发生以后,人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性的模式走到尽头了吗?”［2］10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是与阶级力量有关的一个工程,它“用一些个人自由、自主、个人责任,与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贸易的优点的言辞作为面具,将恢复和巩固资产阶级权力的政策合法化”［1］10.这个工程是成功的,国家对银行的保护是应该的,但是民众的死活没有人关心.走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的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令人难以置信,［1］10但是没有证据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

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财富在集中,但是工资水平一直在衰退.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资本需要的是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力,资本不难做到这一点,移民、自动化也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似乎劳动力从来都是多余的,人口甚至也是多余的.［1］16问题是：“劳动力所得和他所花费之间的鸿沟如何填平?”在美国,解决的办法就是信用卡工业的兴起,［1］17信贷消费从中必然产生.但这只是将劳动力剩余的危机向后推,或者削弱这种危机的程度.其实,信贷在这里控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当然,还有与劳动力有关的一些商品、服务,比如,“金融机构控制着房屋的供给和需求”［1］17,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工资很长时间地衰退,而富有的人却更加富有.富人手中剩余的货币用来做什么?投资.但是投资到哪里?是直接的生产领域,还是别的地方?“他们多数人更愿意投资在资产价值领域”［1］21,因为“投资金融比投资做东西赚钱得多”［1］23.资本家以追求利润的方式生产了过剩,他们必须将获得的剩余资本进行再资本化和投资.这些新的获得盈利的出口在哪里?低工资和低的实业利润结合.“越来越多的钱进入到资产投机,因为那是能够获得利润的地方.”［1］29这样,便导致经济活动的金融化.

金融化在历史上也与国家霸权有关系.资本对霸权的尊重建立在霸权能够为自己带来利润的基础上.“这些东西是没有国界的,它不对现有的霸权表达尊重,它仅仅对那些给它利润的才表示兴趣和尊重.”［1］34霸权首先和特定的地理和空间有关,“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在霸权形成的过程中,财富依然流向、保留到欧洲和美国,那些发达国家”［1］35.这种情况首先是一种地理现象,在全球性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明显,但“这种发展及其后续的危机的地理学是不平衡”［1］36的.地理上的不平衡是哈维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的规模、水平的地理分布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要克服这种不平衡,因为在一定地域,资本获得盈利就需要市场的开放和发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也必然形成这种不平衡,因为资本的空间展开是逐步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资本流动的原因是因为地理上的不平衡,获得利润或者实现利润需要不同的地理空间.资本通过在空间的不断流动,从没有利润的地方流向有利润的地方,以避免资本流动中断而导致危机,这就是所谓的空间修复.资本的全球流动不能离开金融,离不开地理和空间的要素.按照哈维的理论,在全球资本流动的过程中,地理的系统也建立起来进行工作,以促进资本剩余的地方流动到资本稀缺的地方.“其中首要的目的是克服任何潜在的影响资本流动到世界市场的障碍.这就打开了剩余资本吸收问题的空间修复的可能性.”［1］50但是修复不能解决问题,危机倾向依然存在.当然,危机形成因素是复杂的,单一的地理因素并不能说明危机,可是,地理和空间的角度是有价值的.

二、空间与危机

人们依然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居住,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房屋和家的建设已经成为主要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吸收剩余的工具.现在大多数出生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的生产已经更加和资本的积累交织在一起,甚至到了如此程度,很难将城市和积累二者区分开来”［1］147.在这个时候,资本的积累、流动和危机就与空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空间是积累的条件,积累则是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地理差异的人文景观是如此生产的,其中社会关系和生产系统,日常生活方式,技术和组织形式,对自然的不同关系等这些都在制度安排下汇聚一起,形成不同品质的不同地方.这些地方又是差异政治学、对抗性的生活形式的标志.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在地方上聚集在一起.”［1］148这些因素导致了地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无限多变的、不断产生影响的.哈维所说的这些不平衡,表现在不同收入的人居住在不同地域、住宅区,一定量收入的人居住在一起或者基本一致的区域或者住宅,比如蓝领、白领、富人等居住的地区有很大差别.这些可以称为居住隔离.一定范围内的人同质化,建筑和生活方式也同质化,但这些同质化是区域性的,整体却是异质化的.在这里,人和人是分层的、分阶级的,虽然阶层和阶级是经济的,但也是空间的.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现象,应该从资本本身的发展要求去探索.我们可以从资本积累的地理原则来解释那些复杂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迹象.那么,是否可以有一个地理原则来解释那些非常复杂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呢?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所有资本积累的地理局限不得不克服”［1］155.另一方面,“生产必然要求货币、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大部分包括在本地市场）的空间集中,这些要集中在一个地方才能够形成新商品的生产,然后才能够运输和销售到另外的地方”［1］159.这个时候,地理和空间就成为关键的因素,一旦这些因素不能具备,或者受到影响,那么资本主义再生产就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结果就是资本盈余的形成,并使这些盈余再次进入生产.在资本盈余所需要的吸收过程中,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市场是有场所的,“为优越的场所竞争是竞争的特别重要的类型”［1］164.但是这个场所、空间是特殊的,而且空间竞争与其他竞争也有区别,因为空间竞争具有垄断特征,空间具有排他性,一定空间不可以容纳多个主体进行活动.在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空间竞争的独断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果.比如,一旦一些生产者在本地受到保护,而交通费用又很高,那么就形成了场所性的垄断,其他资本的流动就受到影响甚至不能进行.“一般而言空间生产,特殊来说城市化,成为资本主义治下的大买卖.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资本的剩余在其中得以吸收.全球劳动力的重要部分是建筑和维持建筑环境.大部分联合性的资本,通常是以长期贷款的形式使用,被安排到城市发展的建设中.债务推动的投资通常成为危机形成的震中.城市化、资本积累和危机的形成之间的联系值得仔细考察.”［1］166在资本发展历史上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19世纪末的巴黎重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城市的重建.2008年的金融危机何以从房地产市场开始,也是这个原因.经济金融化以后,空间作为投资对象的吸金作用更加重要,其稀缺性使得这种投资对象很特殊,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成为高额回报的投资领域.但是,一旦条件变化,这也就成了危机的源头,甚至是中心.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裂,1997-1998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都有这个因素.

关键在于,空间作为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能无限扩张,而资本需要无限扩张才能够生存,这是个矛盾.即使靠不断的空间修复,即资本在空间中实现转移,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空间修复是有限的,一旦达到一定程度,这种修复无效或者无法进行的时候,危机就来了.

三、走向空间正义

哈维一直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有很大的兴趣,他的理论志向也非常宏大,希望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危机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两个框架.第一个框架认为,资本是需要在很多领域的背景中进行积累的,这些领域一旦有了问题,就会导致危机.这些活动领域包括：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管理安排、生产和劳动过程、对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种种的再生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1］123第二个框架提出,资本发展有自己的局限和障碍,这些障碍来自很多方面,这些方面一旦出现不能解决的情况,危机就发生了.影响资本流动的障碍性因素主要有不能积累足够的原始资本进行生产,劳动的稀缺性、组织化、形成对获得利润的影响,劳动分工之间的不匹配和不平衡发展,资源、土地和环境方面的危机,法律强制和劳动推进的技术发展问题,资本控制和命令之下的工人的抗拒,需求的不足和无效,货币金融危机.［2］337这两个框架之间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但是角度有别,一个从资本的积累条件来分析,一个从资本积累的障碍和局限来探索.其共性在于,危机不是一个因素形成的,也不是一种途径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抓住其中重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进行解决.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问题的解决需要空间正义.

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看,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动力学,和这种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展开,非常紧张,因为资本寻求生产地理景观（结构上或者是物理的或者是社会的）,一定时间形成一种景观,而后必须进行重建”［2］338.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城市化变化的动力学已经戏剧化地得到表现.“地理政治冲突很多,这些来自地域化权力的特殊品格,这些地域化的权力有一个逻辑,并不特别符合资本的循环和积累的需要.”近来的全球生产和去工业化历史导致大量的创造性破坏,这些破坏有些是通过地方性危机,有些是通过洲际危机实现的,如1997-1998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危机.这里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就是指既有的资本投资在一定空间的基础上,对空间进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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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性建构的发生条件和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危机,但是没有人希望危机频繁发生,于是,革命和社会运动便成为解决问题的需要.那么,革命的途径和突破口在哪里?追求城市权（rights to city）引起了哈维的注意.

城市权概念最早在列菲伏尔那里得到说明,他提出城市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幸存的核心,也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关键,因为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已经城市化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和运行方式和城市密切相关系.城市权就是控制整个城市进程的权利.他认为城市已经出现了问题,城市中的自然性受到了侵害,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通过旅游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城市的不满.但旅游、乡村生活的体验也已经是商业化的、可以买卖的,这种近似逃避的行为无法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之道是走向城市权,城市应该就是我们的宜居之所.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需要是多样的,城市需要体现人的多样性需求.但在资本驱使下,这些城市建设变成了对利益的追求,效率就是追求货币最多.危机其实就是城市发展整体走向的一个危机,是资本这种发展模式的危机.列菲伏尔针对当前的城市规划中忽视大多数人的需求的现状,提出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改造.总结起来,就是要用新的视野,以人的需要为根本,而不是以赢利为尺度,实现城市权.［3］148人们追求的城市权,“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访问权或返回到传统城市.它可以转型和更新为城市生活的权利”.生活是核心,城市不是.生活不应该是早起晚归,大量的时间消耗在通勤上,生活不能隐藏在满意的后面,生活应该就是满意.［3］158

索亚将这个概念上升到空间正义的高度.对索亚而言,城市权就是城市社会运动提出的公正和平等的城市居住等权利.“包括了从社群为基础的组织和团结,为更好的住房、到一定区域的公共交通,国家努力以减少财富和福利的空间不平等,增加权力的分配,到目的是国家和环境地理政治学中的和平与正义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运动.”［4］32进一步讲,空间正义的追求,城市权运动的展开,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化生产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已经是城市的,或者彻底城市化的”,这样,就可以通过社会行为来改变城市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建立在我们地理中的不正义和压迫能够改变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力量,以形成和组织空间时间的最初形式,来明确改进更大的空间正义和全球,这些分布在我们生活的地理网络中.”［4］32

哈维提出的城市权侧重的是城市空间生产的管理权.城市化在现代社会以资本的空间生产的方式进行,城市化是资本应对积累危机的手段.“因为城市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通道,所以要建立城市布展的管理就构成了城市权.”［5］其实,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路径,来切断激进的平等主义和私有财产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共有财产权利和管理之间架起桥梁,以形成制度”［1］234.而所有平等主义必须制度化,就是要放弃那种私有化的发展,放弃排斥很多人而满足少数人获利的那种城市化的发展,以城市发展的管理建构城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