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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影响着辅导员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着学生的心理、行为、学习及成长,关系着学校发展与稳定.因此,重视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输入“辅导员幸福感”,只搜集到几篇文献,对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待加强.
一、主观幸福感概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状态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以个体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幸福,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现实环境发生了什么,而是个体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会怎样解释、在认知上会怎样进行加工分析.SWB主要包括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所做的总体自我认知评价,独立于情感体验；后者是指对于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开心、快乐等）和消极情绪（忧伤、焦虑等）.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主观幸福感（SWB）正日益受到重视.[1]
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
1.主观幸福感量表.廖深基等运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SPSS统计分析,该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由Diener等人（1985）编制,包括5个项目：生活接近理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得到重要的东西、肯定人生道路.情感平衡量表由Bradburn等人（1969）编制,用于测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2]李文砚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份量表并做了修改,他删除了生活满意度量表过时的5条,重新增添了个人内心体验题6道,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采用Kammann和Flett(1983)年编制的20个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完整陈述项目.[3]凌霞、黄韫慧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心理幸福感量表研究了高校辅导员幸福感与工作倦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心理幸福感量表由Ryff(1989)编制,包括6个维度,每个维度20个条目.[4]
2.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Well-BeingSchedule(Fazio,1977)].该量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快乐心境、情感和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6个因子,33个项目.[5]佐玛运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独立学院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调查研究.潘焱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想题目进行了测试研究.[6]
3.自编制量表.郑勇通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开放式问卷、个别访谈、专家审核和问卷编制组共同整理分析编制了辅导员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地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7]刘会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自编的《高校辅导员幸福感印象因素》问卷对北京高校450名辅导员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
4.综合幸福问卷.姜华、邹雪莲从苗元江博士论文《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附录的综合幸福问卷截取了主观幸福感问卷和自述幸福感部分进行了研究.
三、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1.人口统计学变量
（1）性别.关于性别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表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男女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廖深基等（2008）通过对211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和50名辅导员的访谈发现性别无显著差异,[8]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男女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并无太多差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9]第二种观点认为男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刘会会与郭梅观点一致,郭梅（2008）研究表明男性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明显低于女性辅导员,在消极情感上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10]
（2）婚姻状况.较多的研究表明（姜华,邹雪莲,2011；刘会会,2011）,已婚的辅导员能得到较多的家庭支持、较强的归属感及较多的精神寄托,[11]已婚辅导员在生活满意度和自述幸福感体验上明显高于未婚辅导员,而在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体验上,二者无显著性差异.[12]
（3）工作年限.关于工作年限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不尽一致.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不同工作年限的辅导员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工作1-4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弱,工作9-12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12年以上的辅导员幸福感开始减弱；[13]廖深基（2008）指出工作5-8年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8年以上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日益减弱；[14]郭梅（2008）指出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在工作年限这一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工作6年以上的辅导员整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工作3年以下的和工作时间在3年到6年之间的.积极情感得分高低排序也与整体生活满意度一样,消极情感方面顺序与前两项相反；[15]刘会会（2011）指出7年以上辅导员的幸福感水平高于3年以内的,3年以内与4-6年及4-6年与7年以上的辅导员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16]
（4）年龄.凌霞（2009）指出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17]廖深基（2008）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18]刘会会（2011）研究指出年龄在36岁及以上的辅导员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29岁以下的辅导员.[19]
（5）学历.凌霞（2009）研究表明学历越高,工作倦怠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在从业年限较长的情况下更加明显.[20]郭梅（2008）认为硕士毕业的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明显高过本科生辅导员,硕士辅导员对生活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从辅导员岗位转岗.[21]
（6）职称.大部分研究表明中级职称的辅导员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凌霞（2009）指出职务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郭梅（2008）和刘会会（2011）分析得出：不同职称的辅导员在整体生活满意度这个维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中级职称的辅导员在整体生活满意度分量表上的得分明显高过初级职称和无职称的,刘会会进一步指出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辅导员间的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22]但是廖深基（2008）的研究表明不同职称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23]
2.社会因素
（1）学校类型.廖深基分析了不同学校类型的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有极其显著差异,专科院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最佳．其次是本科院校辅导员,最后是成人教育学校辅导员,而且成人教育学校辅导员负性情感明显高于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但正性情感差异并不明显.[24]
（2）职业特点.研究表明,工作倦怠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25]职业倦怠、职业发展前景、职业工作的难度影响着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26]
（3）社会支持.研究表明,爱情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强大有利于提高辅导员幸福感.[27]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尊重、相互理解,能促进个体形成幸福感.[28]良好的爱情关系能得到较多的情感和物质支持.
3.个性心理.研究表明,健康积极的人格因素提高主观幸福感.张莉（2011）在研究中指出人格因素和应对方式影响着主观幸福感,不同的人格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积极、主动、乐观的应对方式能更多地体验到幸福感；[29]刘会会分析得出乐观倾向、自我效能强、人际自信就能够体验较高的幸福感.[30]
(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总体结论
研究表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发展趋势不一致.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廖深基指出高校辅导员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所体验到的正性情感相对较多,负性情感相对较少；[31]李文砚（2010）研究发现皖北地区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32]
四、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目前,关于高校辅导员这一特殊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凤毛麟角,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随着高校辅导员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日益重视.首先应编制出适合中国高校辅导员这个特殊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影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同时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的内心机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