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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语堂的道家思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又与他个人独特的文化身份息息相关.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世纪林语堂在海外,用英语介绍中国道家文化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关 键 词 ：林语堂；道家思想；东学西渐[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6-0-01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西方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西方文明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由美洲而亚洲,来到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大门口.西学东渐不仅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主潮,而且也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向.与此相比,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趋向——东学西渐则显得相当微弱.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汉学家、外国和中国作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林语堂八十寿辰,收到的最满意的寿礼,是曾虚白送给他的一幅字：“谢谢你把源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这句话概括了对林语堂后半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一、林语堂道家思想的客观性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林语堂所写的中国已经失去了中国的本质,不再是民族意义上的中国.特别是《京华烟云》一书,总是在生活的细节上给人不够真实的感觉,更像是把一个别处发生的故事移接到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徐訏就认为林语堂的小说创作缺乏真实感.在90年代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不少研究者更是认为林语堂创造的中国形象,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按照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假想的中国”.林语堂的小说在文化上摇摆不定和缺乏生活真实性的原因,主要是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道路是曲折的,而他兼有中西两种文化而难免在对两种文化的吸收与运用上有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林语堂的一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西方,但他始终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本性,他所推崇道家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学,近情疏理的处世之道,都源于他的中国文化本性.林语堂难免会以西方文化角度去评判中国文化,带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但更多的是以西方民族的价值观作为参照,来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民族价值观.林语堂充分认识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他说：“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安身立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1]而恰恰是因为林语堂的平和的心态、客观的立场,才使得他能够更自由的选择和评价中国文化,他选择的道家思想,也弥补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过程中缺少的一环.林语堂遭遇这种批评的原因主要是：他是一个中国人,写的是中国的人和生活,但是在国外写的,用的是英语,而且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中国主流文学的排斥与批判.林语堂在2、30年代因为游离于社会主流思潮之外,逃避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专注于文学的艺术性而受到了左翼作家的强烈攻击.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攻击并不是针对于林语堂创作的文本本身,也不是分析与研究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艺术性,而是针对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所以林语堂不是“东方主义”的自我表演,而是依据自己的聪慧和理解向西方展示了更自由的中国道家思想.二、林语堂的英语写作有益于道家思想和中国形象的传播道家的经典著作,如《道德经》、《庄子》,就是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更何况是有语言和文化背景障碍的外国读者.林语堂用英语创作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英语小说《京华烟云》等,让中国道家经典以通俗而且更容易被接受的形式,出现在西方读者的眼前.林语堂不是单纯的再现道家经典,而是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去解读经典.在翻译道家经典和中国诗词时,林语堂是意译派.西方读者是林语堂写作道家系列小说和论著时的读者定位.当时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微乎其微,林语堂采用将意境情节化的方式去翻译中国古文,有助于西方读者更为深刻的理解道家经典,不至过于抽象艰深.林语堂还是个散文大家,他所有的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他将其闲适、性灵散文风格融入到叙事中,而英文口语化的特点又符合了他这种闲谈式的写作风格.近代中国人在西方读者眼中的形象是这样的：“中国人渐渐被看成了一个庞大的饥饿的民族,数以百万计的人濒于死亡,悲惨、疾病、乞丐和瘦骨嶙峋的儿童等到处都是饥饿、不足温饱、文盲、无知和迷信.”[2]与许多作家全力发掘生活和人性的“丑恶”不同,林语堂更喜爱探讨美好的事物,在他看来,大自然生机勃勃,人性也时常闪耀着光辉.对于人生的困境,许多杰出的人物选择“抗争”——扼住命运的咽喉,林语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命运有时可以把握,但更多时候人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更智慧的做法是顺应天命,以旁观和幽默的方式待之.林语堂并不讳言中国人性格中软弱、奸诈、消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中国人性格中有乐天知命、宽容大量,充满心灵智慧的一面.他不但宣扬中国人生活的艺术,同时,他还批评美国人的“恶习”：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美国人之所以不懂悠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他们做事的情趣太高,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3]林语堂赞扬悠闲的生活方式,他所推崇的慵懒态度不是社会的、世俗的,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生智慧,包含着道家内敛隐藏的精神.20世纪的文学和人生,面临着功利、世俗、忙碌、焦虑、苦闷的种种困境,人们好像坐在一辆无人驾驶的列车上,不知道将要驶向何方.他们无从体验生活的丰足、美好、快乐和幸福.林语堂宣扬的道家思想,一方面满足了西方读者对神秘中国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提倡了一种与工业时代相悖的生活方式,因此深受西方读者的追捧.林语堂所提倡的道家思想,于21世纪、尤其与人类文化和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而且是20世纪中国作家相对匮乏的,我们更应该重视,重新挖掘林语堂的新价值.林语堂的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海外输出的一个鲜明而生动的例子,为指导我们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保存和传播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注释：[1]、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2]、杨博华,《19世纪美国文学想象中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20页[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2版,第159页参考文献：1、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陈平原.林语堂评说七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3、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胡明贵.林语堂与《浮生六记》及老庄哲学的文化塑形.福建论坛（社科教育）.2008,8：38-425、施建伟.把握林语堂中西熔合观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从《林语堂在海外》谈起.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69-736、吴中杰.《京华烟云》和林语堂的道家思想.华文文学.1988,1：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