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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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剑将军”张爱萍

张爱萍,四川省达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早年他离开家乡赴上海寻找,为了坚定革命信心,决定为自己改个名字.他首先想到了：“萍”字,萍为一浮萍,漂泊不定；一为青萍,即宝剑,斩杀不平.由此,他改名为爱萍,决心不惧风浪大,掌剑走天涯.有趣的是,张爱萍后来担任国防科委的领导工作,成了执掌“两弹一星”的“神剑将军”.（摘自《中国将帅名录》,李德义于汝波/文）

周恩来为陈毅改悼词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个字.

周恩来为改掉陈毅悼词中“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他无力抗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曲求全地争取多改一点,该好一点.于是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但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了解陈毅,他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在审阅这份悼词时,提笔划掉了与功过有关的这段文字,并写下批语：“功过的评价,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摘自《共和国元帅：陈毅的非常之路》,罗英才/文）

刘少奇的三顶“帽子”

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加害刘少奇,置其于死地,给他罗列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那么,这几个罪名是怎么由来的呢?

“叛徒”的由来：1925年11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1926年1月16日,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2月19日,刘少奇到了广州.就这么一件事,竟被说成是刘少奇叛变出狱,再奉赵恒惕的密令到广州的!

“内奸”的由来：1927年4月3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谈判斗争,这事则被诬陷为“为日寇保镖”；6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也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工贼”的由来：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在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专案组将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的孟用潜及东北军将领刘多荃逼供、采用歪曲手段,又给刘少奇戴上一定“工贼”的帽子.

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就这样形成了.（摘自《悼亡诗里说风云》,陈贤庆/文）

新中国“22大明星”

1961年6月,周恩来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及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大家和总理围绕着文艺界、电影节在近期的一些好作品进行讨论.总理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提到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

随后不久,在建党4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中,有关评选中国电影节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总理慎重地提起,他亲自倡议的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群众参与评选的全国性活动,于1961年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形式,拉开了帷幕.

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后调任“上影”演员）等22人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22大明星”.（摘自《南京广播电视报》,管丽娟/文）

对陈永贵的“盖棺论定”

1986年3月25日,陈永贵逝世.3月29日,新华社向外界公布了陈永贵病逝的消息.在那篇经领导审阅的消息中,对陈永贵作出了最后的评价：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和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摘自《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文）

改革开放后的三次“严打”

改革开放反映在社会领域的主要变化就是流动性加强,陌生人化日益明显,而但是维系陌生人社会的规划构建则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因此,原有社会形态内不常发生的犯罪开始大幅上升.始于1983年的“严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此后,中国又在1996年和2001年开展了两次“严打”.

中国的三次“严打”,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催生出的制度选择.2006年后,中国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终于突破了“严打”的禁锢,“宽严相济”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和“两高”的各种文件中.阶段性的“严打”已成为历史,针对重大犯罪的“严打”也被包含在“宽严相济”的“严”字当中,成为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常态.（摘自《南都周刊》,洪庆明/文）

中国股市的开市时刻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被正式批准的证券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致开业词,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有目击者称,尉文渊敲完锣后,激动得当场晕倒,被人搀扶着离开了热闹的现场.

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在上交所开市的前18天,没有被批准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已抢先“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没有像上海那样的大张旗鼓,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与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直到1991年7月才下达.（摘自《东方早报》,吴晓波/文）

“北大荒”曾接纳上千“”

在“反右”运动和10年内乱中,全国科教文卫界的许多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文化人士等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被打倒批臭,遭到、下放的厄运,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者.但王震却不怕牵连、不嫌不弃,满腔热忱地接近和爱护他们,客观上为党和国家保护了一批人才.

“北大荒”开发初期,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找到有关领导,建议把机关的“分子”统统交由他安排到“北大荒”去,得到批准.但是有人闻听此事后吓了一大跳,便含蓄而又善意地劝他说“这么多你怎么能消化得了?吃下去要肚子疼的.”不料王震却异常坚定地说：“十万大军我都吞下去了,还怕这些吗?”

于是,自1958年3月期,便有1039名包括党、国务院和军委机关各部门被错划为分子的各级干部、科技人员和文化界人士被下放到“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其中包括著名诗人艾青（注：艾青是王震亲自动员去的）,还有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的著名作家丁玲.（摘自《文史天地》,熊坤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