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学科与跨学科的统一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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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学学科研究是立学科而展开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以本学科为基础,综合借鉴和应用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行政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行政学学科研究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是学科研究的演化趋势,二者的融通、统一和共进构成了行政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进一步强化学科意识,坚守学科立场,深化学科认同,彰显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厘清并正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以行政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为出发点,在封闭与开放的辩证运用中推动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和协同,在高度与长度的综合协调中走向成熟和稳定,从而有效克服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

〔关 键 词〕行政学；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047-06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09ZZD01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芮国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江苏苏州215123.

学科的合法性意在强调一门学科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并借此得以产生和发展.一门学科要具有合法性,应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明确的概念体系、完整的知识框架、成熟的研究方法、严密的基本原理或经过实践证明的规律〔1〕.以此为评判依据对行政学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行政学虽然伴随着理论流派的更迭而进行了重建合法性的多次努力,但其仍未彻底摆脱认同危机.〔2〕行政学不仅仍被视为一门“借用的学科”〔3〕,而且还被看成政治学或管理学等某个学科的次级领域,或是仅被当作一个正在试图谋得学科地位的应用类课程〔4〕,这些都意味着其一直在遭遇“知识危机”〔5〕与“合法性危机”〔6〕.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立足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取向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在行政学发展历程中随处可见,并为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但因行政学尚未经历过较为系统的学科构建阶段,亦缺乏完整的知识框架和成熟的研究方法,故而注重科际整合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反而造成了行政学学科自主性的丧失,甚至让研究者产生一种“东借西凑”式学科发展印象.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取向作为学科过度细分的反动,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一门学科已经较为成熟甚至步入了因过于看重学科边界而过度自我闭锁的误区,此时必须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来寻找该学科新的生长点.而行政学在努力形成一门学科的初始阶段,就盲目地大量引入跨学科研究,这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行政学的合法性和独立性.〔7〕因此,行政学要走出“合法性危机”,成为一门具有真正科学性的独立学科,必须走以学科研究为主、以跨学科研究为辅,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道路.

一、学科与跨学科的基本内涵

所谓学科,从中文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类”〔8〕,即学科是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的分类；而从西文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原初词义是希腊文didasko（教）和拉丁文disco（学）,古拉丁文disciplin兼指知识（知识体系）和权力,而乔塞时代的英文discipline则指各门知识.到目前为止,有关“学科”的定义,至少可以列举三种：一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即“学问的分支”〔9〕；二是知识的“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或者是“学科规训”〔10〕；三是学科机构,把学科的内在规定（知识与规训）转化为具体的载体形式.例如,费孝通认为,一门学科机构大体包括五大部分,即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11〕吴国盛认为,学科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的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12〕综合借鉴上述三种定义可知,学科意味着对某一类知识加以系统化,同时拥有相对稳定的规则和信条,并存在较为全面的组织载体.

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跨学科研究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必然选择.跨学科研究意味着需要整合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概念、方法、数据、视角和理论,从而避免单一学科容易出现的“盲人摸象”式缺陷,进而形成更具综合性色彩的理论或对某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可见,跨学科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构建综合性理论或解决复杂问题两个方面.跨学科研究活动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基于知识的工具观点,即为了应对特殊问题而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不直接产生综合的知识成果；二是将跨学科视为概念性的,导向一种新的知识的综合,目的在于扩展学科的知识；三是通过跨学科研究探索知识的统一理论.跨学科研究的作用在于打破传统,瓦解正统性,以及开启新的探索主题.〔13〕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过渡是渐进的,至少有五种情况：（1）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平行地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并阐述研究的不同关系；（2）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既同时研究同一问题,还对彼此研究的结果作出协调,试图将其整合成一个共同的结果；（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问题,比较各自提出的假说,以批判方式评估各自的方法,并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4）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或者技术,以为更好地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视角；（5）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已取得的成熟成果,以得出新的系统的创见.〔14〕

从学科成长的内在规律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基本上遵循多学科——跨学科——单一学科的变迁.仅仅有着120多年发展历史的行政学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赖于是否遵循了这一规律：其一,行政学从比自身更为成熟的其他学科中吸收概念、原理、数据、方法、理论等方面的养分,以充实壮大自身.这是行政学的初创阶段,可称之为“多学科”阶段.其二,行政学要在综合吸收多个相关学科的养分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若干学科范畴.这是行政学的发展阶段,可称之为“跨学科”阶段.其三,行政学经过较长时期的吸收、借鉴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知识框架、研究方法和理论系统,这是行政学的成熟阶段,可称之为“单一学科”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成熟的学科才真正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行政学学科的发展还处在“跨学科”阶段的早期,要进入“单一学科”阶段任重而道远.二、学科与跨学科的统一

为了走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世界的无限性及不可分割性这一困境,人类设计了分析和综合两种解决办法.分析是将整个世界分解为若干亚系统,每个亚系统相应地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综合是将局部知识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5〕科学史已经充分地证明,分析和综合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和辩证统一的.分析是为了更高层次的综合,而更高层次的综合又为新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分析与综合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中,科学在学科与跨学科的相对统一中向前推进.一方面,单学科的发展是各门科学之间相互联系、良性互动的依据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并非简单地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相关范畴加以糅合,而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所在.〔16〕概言之,学科与跨学科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二者都是科学认识的有效手段,都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共同目标.

我国行政学自创立之日起就力图运用经典学科范式来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在该范式下,学科从简单的研究对象到特有的研究方法,从基本概念、基本推理衍生出基本判断、基本理论,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线性发展的、清晰突出的逻辑主线,非常适用于学科分化初期知识体系的形成.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人们发现行政学具有现代多学科的特质,从而开始反思经典学科范式对行政学的适切性,对行政学进行全新的认识成为历史必然：经典学科建设之路已不适应行政学的学科建设,行政学必须走一条与传统经典学科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当代公共问题的内在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实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多元科学的研究途径更加符合复杂世界的本质,可以弥补单一学科途径可能产生的知识和理论的盲点.公共行政作为复杂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我们在它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等其他社会系统的依赖关系中诠释其发展方向和前景,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维度探究它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从社会学维度审视它与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关系.罗伯特·达尔曾言：“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必须变成一门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一种狭窄地界定了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必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的条件因素上.”〔17〕可见,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问题性质的复杂性、研究任务的多样性等是行政学将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统一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公共行政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开放的知识体系,公共行政学者应该抛弃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和学科保护主义”.〔18〕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和认识,行政学经常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问题.Kettl和Milward在《公共管理的现状》一书中,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列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19〕在《公共行政手册》中,Liou认为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20〕为此,张康之教授指出：“公共行政的研究有着好的传统,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各门学科中的有益因素,它没有学科自满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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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跨学科研究在实践上“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22〕可见,跨学科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用“学科”的思想和规范去“跨学科”.〔23〕正如亚兰指出的那样,“跨学科是混合多个学科进行问题解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学科仍然保持学科本身的差异性.”〔24〕因此,由来自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针对同一行政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研究,充其量还只是一种松散的学科“联合体”.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行政学跨学科研究通过科际整合,促使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自己所属学科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等提出对行政问题的特定看法,并经由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来促使行政学研究克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这种研究有助于打破既有的行政学边界,实现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整合、融合和渗透,突破学科壁垒,破除学科偏见,从而推动行政学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松散的学科“联合体”的行动单位依然是独立的“学科”,而不是“学科间”；其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跨”学科的,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又往往是基于自己所属学科的立场,正如沈跃春指出的,“跨学科是一定的认识主体试图超越或否定某一学科的界限或范围,站在某一学科范围之中说站在那一学科范围之外的话所发生的情形.”〔25〕由于来自不同学科学者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在看问题时也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这种跨学科研究在深化对学科间差异认识的同时,反而可能会加剧学术偏见.此外,更值得深思的是,学科整合化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或一个研究过程,不是一门“学科”,但是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演化成为新的专门化领域,进而产生一门新的学科.然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得到的成果更多地呈现出碎片化、零星化、非体系化的特点,不仅无法真正促进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和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完善,而且还可能威胁到行政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因此,有必要从学科视界对行政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探讨行政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势.〔26〕

三、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协同

夏书章指出,行政学是研究行政管理,使之体制健全、政策正确、工作得法、发展顺畅、不断改善、全面统筹和完满达标的学科.〔27〕行政学研究通常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础研究,即致力于发现行政的规律和提出基本理论；二是应用研究,即致力于运用基础研究形成的行政学基本理论来剖析行政过程、原则和方法；三是发展研究,即致力于运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来解决行政实践活动中的问题.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而这种统一正是以跨学科研究为契机,以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协同为平台,展示的是行政学内向化与外向化有机整合的精神.〔28〕行政学学科研究立学科的视角,以对经验事实的采集和分析为基础,寻找行政规律、原理和原则,透视行政本质.〔29〕行政学学科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局部性：系统性是指经过严密整合而形成的行政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或目标等方面自成一体；局部性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只是整体性社会生活的一个局部.〔30〕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以本学科为基础,综合借鉴和应用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技术来解决行政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31〕,或者藉此产生一系列交叉学科,填补行政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未知领域,促进行政学内部的综合化和整体化.科学史证明,只有分支学科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统摄所有分支学科的基本原理的建构才会成功.〔32〕可见,行政学学科研究探索的是本学科领域的知识,而行政学跨学科研究则是经由多个学科知识的移植和整合来解决单靠行政学这个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构建起行政学的分支学科,从而多视角、宽视域、深层次、广领域地把握行政规律和构建行政理论.〔33〕戴维·莫利在谈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困境时说过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行政学研究：“我们必须搭建起防御工事来保护我们现有的既小又脆弱的学术空间.即便如此,我认为一旦我们可以接受来自其他学科有建设性的争论,而且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学的东西,我们就应该马上将那些防御工事撤除.”〔34〕

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相互联系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包含、相互转化.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内在统一.〔35〕如果用坐标来标示的话,那么,纵坐标及其高度代表行政学学科研究,而横坐标及其长度代表行政学跨学科研究.两者综合起来就代表行政学研究的整体,即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36〕学科研究是行政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学科研究基础,才有相应的研究能力来实现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进而形成跨越单一学科视角的,从内容、形式到方法都有质的飞跃的新的学科综合体.但是,直至目前仍然比较薄弱的学科研究或基础研究,导致我国行政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仍然以低水平重复移植为主,很难提升至互动、融合、渗透和改造的高水平高层次阶段.

就行政学而言,其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侧重于探索行政理论产生和演化的规律、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互动关系以及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及关键命题,并着重回答以下问题：其一,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主要讨论行政究竟是什么?明确行政本质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行政?为什么需要行政,行政是中性的吗?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是否存在行政和非行政的区分,如果有,分界的标准是什么?其二,行政的价值与行政目的.主要研究行政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指向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怎样?其三,行政理论的建构与描述问题.主要探讨作为行政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概念和命题是科学的吗?其有效性怎样?行政学研究的传统和范式有哪些?行政学学术团体的特征是什么?行政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对该学科的发展能形成怎样的影响?其四,行政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评估.主要分析行政学是规范性学科还是经验性学科?行政学怎样化解普适性与文化差异性之间的矛盾?行政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行政学的发展是渐变的还是不断革命的,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五,行政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主要关注行政学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行政思想的变化、行政方法和理论的更迭以及作为行政生态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外在环境对行政学发展进程的影响.其六,行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探究行政学可以从和正在从哪些学科中借鉴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对行政学而言,这种借鉴的作用究竟如何,其未来趋势是怎样的?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行政学的发展将会更加精致、更加符合实际、更具逻辑连贯性.同时,行政学的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亦在顶层设计层面总体性反思行政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进而对不同理论传统和学术派别之间的分歧加以深入、全面、系统的剖析,以便找寻到造成行政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鉴此,行政学的下一步发展应将基础研究或学科研究作为其主要导向,将跨学科研究作为其辅助力量来发挥作用,从而实现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既错位又协同的发展.〔37〕

基于这一认识,当代中国的行政学者除了需要保持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意识之外,亟须培育一种学科边界的自觉意识.学科边界是指学科间的研究范畴的区别,是某一学科和其他学科间的区分界线（限）.它是人们便于学科间的分工并借助学科制度结构的建构而设置的,是人为的、弹性的而非固定的.学科边界既是对学科知识领域、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进行的范围和界线（限）的划分,更是指学科之间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以及人们认知传统等方面的差异.〔38〕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界定行政的边界和范围是该学科讨论的中心性难题之一.大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国外若干学者对诸如什么是公共行政理论、什么是合适的行政行为标准、公共行政应集权还是分权、什么是公共行政的适当范围与规模、公共行政人员应该像人民的仆人还是像自主的企业家那样行事〔39〕等行政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国内的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至今,虽已在恢复重建基础上走上了制度化建设的正轨,但并没有形成一门较为独立和成熟的“学科”,更没有摆脱“身份危机”.为了从“身份危机”走向“身份认同”,中国行政学界从目标设定、学科边界、规则建构等方面探寻身份获得的路径.例如,有学者对学科的划界进行了反思,认为学界对“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等概念的随意使用造成了学科范围的混乱,必须努力加以克服.〔40〕因此,当代中国行政学发展面临的一个既有趣又尴尬的现象是：当诸多学科因为边界的约束而呼吁跨越学科边界时,中国行政学却同时面临着边界意识模糊、没有边界可跨的境地.换句话说,困扰中国行政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清晰而明确的学科边界所造成的约束或限制,而是学科边界意识淡漠和不确定所导致的学术立场不清、学科身份不明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学者而言,不仅要警惕过度学科分化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还要为行政学确立学科边界,以保护其科学、健康、独立的发展.莫兰曾言,“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它为自己构造的语言、它为自己制订的或使用的技术和最后特别是它所特有的理论,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41〕要使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我们大致可以从“硬边界”与“软边界”两个维度来明晰和确认其学科边界.〔42〕就前者而言,经过恢复重建以来30余年的发展,当代中国行政学已经形成了含有基础行政、结构行政、专业行政、层级行政、历史行政、比较行政、其他行政等7类59门的庞大学科群和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43〕；在许多大学里具有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等独立设置的学院、系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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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学研究群体的成员来说,学科“软边界”确立的本质就是学科身份认同和研究者个体责任感的确立.它既是研究者学术研究合法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定义一个人学术生命中所从事研究的文化框架.〔45〕研究者对于行政学的独立性、完整性、连续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对于自己的学科使命、学科立场的自识与自觉,是涉及研究者对学科认同的问题.如果行政学者对行政学缺乏内在认同,其思考和言说也就很难提升到行政学框架内的自觉和自为水平.因此,对行政学学科边界的探究和明晰,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行政学区别于其他学科之独特性的探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行政学的学科独特性?在当前学科分化与整合双向共进的学术演进路线中,行政学又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学科边界?对于此问题,从不同视角出发的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社会建构论强调以开放的、动态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公共行政,主张通过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对话的方式来建构公共行政的新知识,形成新的治理形态.社会建构论突出了民众的作用以及社会自治的可能性,强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合作、协商和互动的重要意义.通过权力分享、社会互动和协商对话等途径,引入公民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性力量,社会建构论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知识领域,指向一种更加人性化、多元化、心态开放、富有弹性和具有回应性的“软行政”.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公共行政和作为学科的行政学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大量具有不同立场、经验、情感和诉求的人们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并且经由这个过程而获得社会意义,建立起新的公民意识和公共观念.〔46〕由此,确立行政学“软边界”的最关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学者学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即行政学者对学术研究的自我反思与立场重建、对行政学学科立场的自觉和学科认同感的强化等等,诚如学者所言：“公共行政的研究更要致力于观念的改变,即通过改变观念而把公共行政学不断地推向新的起点.特别是在历史转型的时刻,更应首先把视线集中到公共行政观念的根本变革上来.”〔47〕

概而言之,在行政学逐渐成为显学的今天,解决行政学发展的本源问题,使行政学摆脱依附地位,从理论和方法上获得独立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学科意识,坚守学科立场,深化学科认同,彰显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厘清并正视行政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以行政学本身的理论建构为出发点,在封闭与开放的辩证运用中推动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和协同,在高度与长度的综合协调中走向成熟和稳定,从而有效克服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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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