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互联网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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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Facebook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孤独或互联网让我们发疯,而是网络是否已经让记者都变成了傻瓜.

很多报道宣称,网络将产生“巨大的、古怪的、最终也无法证实的影响”.

互联网以及围绕它的经营和文化,对《纽约时报》有着持久不衰的吸引力.在玛丽莎·梅耶尔被提名为雅虎首席执行官时,该报就为此发表了六七篇文章,讨论的问题从她怀孕的后果到她面对的挑战等无所不包.塔拉·帕克·蒲伯在《纽约时报》周日专刊的文章中问道：“Facebook是否让人变得自恋了?”（她的报道是否定的,她说自恋者更喜欢微博）.同样在周日专刊工作的卡瑞纳·丘卡诺在《沉溺于某种渴望》一文中说,她认识的每个人都上图片社交网或微博等数字“情绪板”,或为了逃避,或振作起来,或冷静下来,或寻找某种感受,或转移注意力,总之是“对快乐和情绪的调整或唤起”.而之前,《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描写硅谷新现实以及当地居民的反应的系列文章.

但是《纽约时报》对互联网的痴迷很难说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网下,负责报道企业新闻的记者都热衷于网络公司的新闻,喋喋不休地议论Google、Facebook、微博和图片分享社交网（Instagram）的经营战略和人事更迭.时尚生活记者则忙不迭地报道这些互联网大佬的财富、豪宅或华丽的服装等.更令人担忧的或许在于,新近兴起的专门报道人类行为的记者群则迫不及待地衡量网络世界人类心理的种种影响,他们宣称这些影响是“巨大的、古怪的,最终也是无法证实的”.

《大西洋月刊》2012年5月的封面文章的题目是《Facebook让我们变得孤独吗?》.在这期杂志中,史蒂芬·马奇用了7页的篇幅,用麦克卢汉式的思考,探索了孤独问题和Facebook对孤独情绪的传染所发挥的作用：在人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任何限制,能随时随地即刻交流”的时代,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相互疏远和孤独”.“在整个西方世界,医生和护士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孤独作为传染病的问题.”“未来的问题是,Facebook是促成了团聚还是分开?是相互取暖的拥抱还是充满痛苦的分手?”“人类使用技术的历史就是渴望孤独和获得孤立的历史.”马奇最后总结说,Facebook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它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而是通过把我们对孤独的渴望和虚荣心结合起来,从而威胁到孤独的真正本质.

Facebook可能改变孤独的真正本质的观点实在太吓人了.不过,若和《新闻周刊》2012年7月7日的封面文章《互联网让我们发疯吗?》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托尼·多考皮尔引用了研究、调查、专家访谈等各种证据,试图证明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变得更愚蠢、更孤独,而且更郁闷、甚至造成彻底精神失常”.按照专家的说法,网页通过形成依赖和上瘾“有助于甚至鼓励人们发狂”.因此,上网成瘾者的大脑“看起来就像吸毒者或酗酒者的大脑.别自欺欺人啊!（谁会这样呢?）网络成瘾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很小或者根本不存在”.所以,“正常人遇到伤心事会出人意料地心理崩溃”.

这些文章是当今有关互联网的很多报道的典型.就网络世界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所谓影响,它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猜测,而且因为选择性地引用了心理学家、电脑行为学者、孤独问题专家等新群体的翔实数据而显得很有权威性.不过,阅读了这些文章后,我的问题不是Facebook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孤独或互联网让我们发疯,而是网络是否已经让记者都变成了傻瓜.

在很多时候,媒体对互联网的痴迷可能严重扭曲了我们对重大事件的认识.“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互联网是中东乱局的主要起因的结论.在去年一期《新鲜空气》上,特里·格罗斯在采访《纽约时报》驻开罗主任大卫·柯克帕特里克时,脱口而出地提及“Facebook革命”.

但是,大卫·柯克帕特里克马上插话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讨厌Facebook革命这样的胡扯.”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就是整天坐在电脑前面,也不能伤及政府一根毫毛”.他说,引起变革的因素是那些走上街头的人.虽然与贴标语或者发传单相比,Facebook和微博是个进步,但是“把技术而不是个人看作决定因素完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Facebook革命云云在中东根本没有吸引力,柯克帕特里克很快补充说,因为它被看成是试图给这个事件插上“西方招牌”.

与此同时,在美国,虽然媒体写了很多有关互联网的文章,但是并没有探讨互联网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关网络的化影响,人们谈了很多,但是这个影响的真实性如何?网络是否实现了给普通公民权利的承诺呢?是否赋予没有印刷媒体的人发声的机会呢?似乎很难这样说.网络作为有重大意义的存在,在美国出现也已经20多年了,在此期间,美国却变得更加不平等了,上层少数人变得更富有,而中产阶级的生活却遭遇巨大压力.这些现象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呢?互联网是否成为不平等加剧的帮凶呢?现在做出明确的判断或许还太早,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互联网产生了一个新的富豪阶级,他们的财富等于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华尔街大亨.但是,正如斯蒂夫·乔布斯的职业生涯显示的,记者对这些富豪的机智和潇洒赞不绝口,却很少考察他们聚敛的巨额财富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因为Facebook首次公开募股（IPO）表现不佳,反对网络公司的力量或许在不断聚集（而对此事件像雪崩一样的大肆报道是显示媒体狂热的又一例证）.不过,泡沫若真的破裂,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可能会产生新一拨的报道,诉说是某人的性格促成了失败等,比如《华盛顿邮报》有关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的人“难以捉摸的”凯瑟琳·罗斯的2000字的特写.她对“在公司内部经历的人际关系”感到心灰意冷,所以辞职前往得克萨斯州马尔法小镇的嘻哈艺术家庄园.正如一读者的评论：“她觉得有些同事或朋友是一群笨蛋,所以决定辞职,跳槽到美国另一个地方,这算什么新闻呢?”

（本文原文为：The media’s inter infatuation by Michael Massing,译自：http：//.cjr./the_kicker/inter_infatuation.php?page等于2.作者迈克尔·曼森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编辑,哈佛文学学士,伦敦经济学院理学硕士.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