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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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流失英国、法国、俄国等的古藏文文献,总量将近一万件.这些材料大多是吐蕃时期的历史、社会、宗教文献,极其珍贵.本文揭示了这些藏文文献的获取与收藏、分布及研究整理等,阐述了这些流失海外珍贵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史学价值及现实意义,提出了法藏、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出版规划.搜寻、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唐代的西藏历史文化和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对于保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实现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出版回归、改变中国学术界资料匮乏研究落后局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关 键 词 ：流失海外；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文化内涵；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1；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117―08

1900年,当整个中国的目光都汇聚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城的时候,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藏经洞已经悄然开启,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结束了千年沉睡,重新启动了历史悠远的回忆.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于1907年首先攫取了藏经洞的资料,然后是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等等,他们在获取了大量汉文文献、绘画、雕塑的同时,也夺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文献.在此前后,英国斯坦因、俄国奥登堡、马洛夫等,还在新疆(古代西域)的古代遗址发掘、采集了其他一些古藏文简牍、写本资料.

自敦煌、新疆流散的古藏文文献,在英国,首先是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最终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务部；法国藏品一直保管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部分藏于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即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所藏则较少和分散.中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流散、收藏情况,基本和敦煌汉文文献的命运相似,现集中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各地.

一获取和收藏情况

以敦煌藏经洞所藏为主体以及新疆、甘肃等地的古藏文文献的获取、收藏情况大体如下.

(一)流失国外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约841 3号)

1.英国国家图书馆(约3500号)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藏文文献,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三处,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充满戏剧性的“取经”故事,叙说了他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大量古代文献文物包括藏文文献的过程.在述及藏文文献时,他写道：

逾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

互混杂,难以辨认.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有数量极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本.斯坦因未能避免大量的重复,他带回的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篇章.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古代和阗》七个附录中有两个是涉及藏文文献的：《安得悦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大英博物馆L.D.巴尼特,拉迪克摩拉维亚教团A.H.弗兰克牧师编辑)、《和阗藏文资料选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员F.w.托马斯翻译、注释).

第二次中亚探险(1906年5月至1908年11月)在“米兰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里出土的”.“挖掘一开始,就突然出现了大量写有吐蕃文字的纸片和木片”.“从那里发现了四十多件文书,而当第二天清理完一组小壁橱时,这个数目就上升到了136件”.“除因种种原因难以辨认的之外,这种文书的总数达到千余件”.关于这些材料是这样描述的：

大多数吐蕃文书由条形窄木片做成,长度6―8英寸,宽近2英寸.完整时,通常在左端有一长方形印穴,如此清楚证明其内容的世俗性.这种性质的文书似乎在纸文书中也占优势.纸文书大多是以小而脆的纸片写成,它们使我回忆起在丹丹乌里克的类似发现.有些薄纸片发现时仍被整洁地折叠着,好像准备发送,而且盖有红色的印戳.但在这类信件等的附近,也发现了长方形树叶,在有规则的控制线之间,整齐地写着经文.很容易认出其中具有宗教内容的婆提片段,因为手迹、形状

和质材,与我1901年从安迪尔唐堡中发

现的甘珠尔(Kanjur)残片十分相似.

而在后期的整理中,“1910年,(弗兰克博士和托马斯)对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开始注解工作”,“等没有对米兰文书和麻扎塔格文书加以区分.但这个状况不比初见时的状况更重要,因为两种情况中,提供文书的两个废堡,能够得到独立的考古证据证明是属于相同的时期,并且作相似的目的,即吐蕃边界哨所.弗兰克博士所采用的这个共同处理的方式,最好地证明了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内容方面,两个遗址的文书没有明显的差别”.实际上,斯坦因这样解释言不由衷,在掩饰朋友工作的缺陷同时,斯坦因说道：“两个戍守穿行于沙漠的路线的古堡,被道路相隔约700多英里,如此地遥远,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义.”以后我必须将这些文书集中,以审验是否具有文物或地形学等方面的价值”.仍然强调了文献和地点的关系,流露了对没有区分文书不同出土地点的惋惜.

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l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的目录,但迟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w,Thomas)在1903―1927年间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到1963年共出版了4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四百余支古藏文木简.托马斯和法国巴考、杜散合作,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翟理斯合编《藏汉语句》以及象雄语和其他古文字的研究等.

在山口瑞凤的指导下,东洋文库编写了一个斯坦因收集品里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该目录在1977年和1988年之间出版了12册.编目团队有系统地进行,记录每一条的标题、开头和结尾,把所有材料编目.他们把那些未被普散编目的写卷确定了新的编号.

1998年,武内绍人出版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得藏文写卷目录,主要是来自米兰和麻札塔格的.

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公布了JacobDal―ton和SamvanSchaik编写的描写斯坦因收集品里藏文部分的密教写卷的目录,并在2006年增订印刷出版.　对于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2.法国国家图书馆(约4450号)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伯希和1908年 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其中汉文文献约4038号,藏文文献4450号,还有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为8―10世纪写本；另一部分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约为11―13世纪写本.

伯希和获得这批藏文佛经的时候,曾为之欢呼雀跃.伯希和说道：

藏文卷子在藏经洞中出现得比婆罗米文或回鹘文卷子要多得多等很明显,拥有一套比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拥有的全部《甘珠尔》更要古老很多的该经书,无论如何也是很有意义的.等千佛洞的《甘珠尔》最晚也是10世纪的,而且更可能是9世纪.因此,它与非常古老的写本一样,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为译经断代的下限时间.其他部分是由独立的文献组成的.写在粘贴在一起并卷起来的长卷子上,或者是真正的卷子；也有的是用很厚的和不带光亮的纸制成的宽贝叶经式的纸页上,这是常用的吐蕃方式,但却被卷了起来以捆成札.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了一种古老香料的香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里只收藏有严格的宗教文献.然而,那些单独的写本、独立的短文,它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的具有新鲜内容的文献机会.它们更应该是一些个人的札记、带断代的题跋,而不是《甘珠尔》那样严肃的和一次性形成的文集.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16+57+120号)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藏文文献,根据亚历山大卓林(AlexanderV,Zorin)的调查,到1975年为止,总量达到20500件,其中大多数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北京、拉萨、安多地区.

敦煌藏文文献则是奥登堡考察队收集的.1991年出版萨维斯基(LevS,Sitsky)编著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Tunhuang Tibetanmanuscripts in Collection ofthe Leningrad Instituteof Oriental Studies》包括214件写本.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件；中亚竖体婆罗迷文字音表1件、不知名佛经1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02件,是作为供养的大量重复的抄本,是敦煌僧人法成的重要译作,对于研究吐蕃时期汉、藏佛教的双向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保留了不少题记,包括97个抄经人和62个校对者的名单.“不仅证明了当时这种佛经制作业的繁荣,而且也暗示当时很可能有一个庞大的职业团体.他们的名字对于研究中亚敦煌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写经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启发的”.

亚历山大卓林写道：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4―11世纪敦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N.Krot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分藏品不多,有216卷,其中一卷属于12―13世纪的作品,另外两卷是笔者于2008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文献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复本.

1914年6月15日,学者马洛夫购买了57件小木简,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筒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藏人边塞(Ti―betanfort),今天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但是7―9世纪时属西藏西北边界.木简的内容是军事和行政报告.就笔者所知,除了东方写本部以外,出自米兰的木简只有在英国斯坦因收集品中.

东方写本部藏文藏品最后一个构成是来自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购买的藏文写本和木版印本,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约120件,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在考据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日本龙谷大学(70号)

龙谷大学(RyukokuUniversity)图书馆编号6001―6070,其中“主要是藏文文书、佛典、八思巴字文书及藏文字母拼写的梵文佛典”.“已发表《大谷探险队搜集藏语文书之研究》报告两篇,由武内绍人和上山大峻执笔,分别转写世俗文书和佛教文献”.

(二)留存国内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9821号)

1.中国国家图书馆(6378号)

据该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公布,拥有藏文文献6378号,其中已经数字化的1142号.对于其来源和内容则缺少进一步的介绍.黄维忠介绍：

据《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共计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291件藏文文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

网站公布和目录中公布的差距甚远,应当说,网站公布的可能是属于国际敦煌项目”范围内的全部馆藏,而目录公布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中收录的部分.

2.甘肃各地收藏(3410件)

藤枝晃于1966年发表《敦煌写本概述(TheTunhuang Manuscripts：ageneral description)》,追踪了藏经洞流出的其余敦煌藏文写本.他写道：“直到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深入实地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卷轴和l套贝叶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的调查结果.总计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的总藏量达到10000件之多.

自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藏文文献重新进行了调查、整理.目前所知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收藏2890件,甘肃省图书馆351件,敦煌研究院76件,甘肃省博物馆36件.另外在甘肃省张掖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酒泉博物馆、敦煌市档案馆也有少量藏品,甘肃省各地收藏敦煌藏文文献共计3410件.也许是敦煌研究院调查范围仅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或其他原因,其最终统计数字和黄文焕的调查差距较大,和藤枝晃认为的仅在敦煌就有“一吨以上”的差距更大.由此可以推断,除了损坏以外,还有不少流散于民间或者转移到其他公私藏家.

3.台北“图书馆”(5号)

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件和敦煌地区“寅年”藏文帐目1件.

4.国内其他散藏(28件)

根据黄维忠调查,国内还有上海博物馆2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3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6件,上海图书馆8件,浙江省博物馆6件,中国书店3件.以上是根据已经出版的数量统计.其中既有独立的藏文写卷,也有附写在汉文文献卷页上的藏文题记.

综上所述,按照比较保守的统计,敦煌、西域传世的吐蕃文献,总量约为18234件,其中国外部分8413件,国内部分9821件.由于各种原因藏之名山不为人知的实际总量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样,我们就大体了解,吐蕃时期遗留的藏文写本大致有20000件以上.

关于藏品的“件”和“号”,是不同的、有时重叠的概念.一个编号也许包括了很多件(页),也许只包括了1件.而各家著录用语的语义不尽相同,所以最终的统计数字仍然不能确定.

所有这些敦煌、西域的吐蕃文献,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包括来源于敦煌和来源于新疆的文献的关系,英国藏品和法国藏品的关系,国外和国内各藏馆藏品之间的关系,单行佛经和大藏经的关系,吐蕃文献和藏经洞汉文文献的关系以及和同期回鹘文、西夏文的关系；从时间序列来看,则应包括前弘期和后弘期文献的关系,敦煌、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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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和学术价值

(一)历史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

首先,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形成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前后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藏语人群所延续.

随着公元838年至842年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亡,吐蕃王朝崩溃,进入了将近百年的混乱和黑暗时期.这期间虽然在西藏的边远地区,“毁佛灭佛”的号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从卫藏地区逃逸的僧人,继续在中心地带以外的地区进行佛事活动；许多佛教经典被藏匿而逃过劫难.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创建于7世纪而仅历百余年的年轻的藏传佛教,毕竟经受不起这种强力的摧残而濒临灭绝.到了公元11世纪时,藏族社会逐渐得到安定,佛教开始在西藏复兴.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派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搜集和整理,使藏传佛教的文献得以重建.

围绕“灭佛”事件的劫难,藏传佛教经历了以此为界的“前弘期”和“后弘期”.其中出于敦煌、西域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佛毁佛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时代主要在“前弘期”,甚至有些文献可能与吐蕃王朝建立、吐蕃文字创制的时间相差不远,至少说除唐代的会亲和盟碑以外,是最早的藏文史料.其中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于阗国教法史》等,其详尽、全面远远超过以简洁为主的碑碣铭文,为研究中古西藏历史文化提供了准确精详的信息.

由于“前弘期”基本文献资料的缺失,主要形成于元代的许多西藏历史的著作,比如最为著名的《青史》、《布顿史》、《贤者喜宴》等著作,都相对缺少对于“前弘期”政教社会的记述,时时陷入浪漫的讴歌或者神异的传说.现代治西藏史者,也由于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经常只能以简约而空泛的文笔来带过“前弘期”的历史真实.而敦煌、西域以及藏区出土的“前弘期”的史料特别是碑铭、官私文书、简牍、信函、契约等,是当时藏汉和民间的真实记录,显然比元代形成的即使是最经典的历史书籍甚至所谓“正史”要准确得多.

当时文书以藏文为主,许多日常公文和记载都以藏文为主.例如：P.t.1089是5份关于职官、品级、人事安排方面档案文书的登录文件,印证、澄清了《唐蕃会盟碑》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吐蕃的职官系统主要分为和地方两大体系.官员之贡论系统,主管议政、判事和主兵；囊论系统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应(行政)；喻寒波系统管辖审议、纠察和司法.地方官员有总管型的“节儿”(或称“节度使”)、观察使,也有负责具体民政事务的营田使、水监、税监等,还有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军官等.

从敦煌文书的许多材料看,吐蕃军队在占领河、陇一带后,在军职“东岱”下,又分出了若干“将”.将设将头(见s.4577),每一部又左右各十将(见s.3387).早期的氏族组织与军队结合起来,成为吐蕃很有特色的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由这些军事部落组成的吐蕃军队,十分强悍、所向披靡,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一度人据长安.至今已经逐步披露的一些重要材料,对于研究吐蕃占领期间的政治事件、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等都有重大的突破.

以王尧、陈践先生译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各个版本的递进研究而言,其资料的确凿和研究的深入,是后弘期形成的史学论著远无法企及的.

又如围绕“吐蕃僧诤记”专题开展的讨论,由于汉文文献保存得不完整,藏文文献就成为补正勘谬的主要依据.比如：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悟大乘正理诀》(P.4646、s.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书.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P.t,823、P.t.827、P.t,21、P.t.116、P.t.117、P.t.468、P.t.709七件.其中的P.t.823、P.t,827、P.t.21三件文书经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的“旧问”部分.P.t.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这3件文书的个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之不足.

日本学者认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大部分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这60年间完成的.786年,摩诃衍从敦煌到西藏,792年至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西藏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从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814年,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基本上译于814年以前.这些材料从藏文角度补充了汉藏僧诤的完整背景,使得其历史真相以前所未有的明晰程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藏文文献表明,藏族学者从汉籍中翻译了许多儒家典籍,尤其是编纂了一些藏汉对照的词典,比如《翻译名义集》等,在一些重要经卷、赞颂或者童蒙识字课本中都标注了藏文音译.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西藏苯教或者萨满教的写卷,也有涉及民族、民俗等日常生活的文书；尤其是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而后弘期已经湮没的密教典籍.这些材料对于9世纪以前藏汉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藏传佛教的早期形成、中原和印度教派的论诤、藏汉佛教文献 的互相转译和相互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是我们研究西藏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些材料和后弘期流传至今的藏文文献虽有联系,但却有着后者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吐蕃文字书写阅读方向和汉籍不同,吐蕃造纸的形制和汉籍不同,因此,吐蕃的图书装帧形式也表现出相较于汉籍的多样性.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汉对照词典,采用的是类似于旋风装的形式,许多梵夹装的经典用细绳缝纫串联,粘叶装也很早出现在藏文写本中等等.很难说多样化的装帧形式中是谁先谁后.但是书志学的一些问题难以,不妨从多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元的、丰富的.随着我们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会以日益灿烂的面貌发掘出来.对此,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学文献的出版.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藏文和其他文种如回鹘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献资料,更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

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这种交流是通过战争与和平的形式、世俗和宗教的媒介,或急风暴雨或润物无声地进行的.历史通过碑铭、简牍、文书、写经等等,重构了中世纪汉藏民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藏民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双向交流和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藏文典籍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献中仅次于汉文而居第二位.英、法藏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说,同宗同源的材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完整发表,才能促成、促进完整的材料驾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藏经洞的藏文文献,和与之数量相当的汉文文献以及其他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等文种的材料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和相关的系统.所以,只有发表公布所有的材料,并且使得各文种的研究都达到相当的水准以资相互证明、相互沟通、相互促进,敦煌和西域文献的价值才真正能得到完整的体现.

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分散流布于世界各地,为完整、系统研究这些材料带来了很多困难.欧洲和日本学者得地利、人和便利,做了不少比较、缀合、研究的工作,在古藏文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领先地位.首先是英国学者编撰了《敦煌吐蕃社会历史文书》,法国学者撰写了《吐蕃僧诤记》,编写了《巴黎法国国民图书馆敦煌藏文文献注记目录》,日本学者编写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70―80年代今枝由朗和麦克唐纳夫人出版了《敦煌藏文社会历史文献》2册,以法国收藏为主,包括少数大英图书馆所藏,这个选本成为国际研究的基础资料,但是所收主要限于历史方面.

从30年始,中国学者的研究,依靠不完整的缩微胶卷和外国出版的资料,或是在阅读机上对缩微胶卷进行仔细的辨认,或是按照西方学者已经发表的编号进行比对；少数专家有机会奔走于欧洲各家藏馆之间,主要忙于材料的采集而无暇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直到80年代方进入一个研究,出现了可以与西方学者相媲美的力作.前辈学者很少能够亲临观摩,而今以法藏、英藏材料的出版为标志的流散吐蕃文献的全面出版,是继敦煌汉文文献之后最大宗的流失海外文献的出版,将基本终结学术研究初期的“材料学”阶段,使得无数的藏学和历史学专家,可以不出家门而伏案工作.这将为中国藏学研究的振兴和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最直接最根本的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挖掘、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或者濒于灭绝的西藏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是重大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不仅可以展示我国对西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有力反击境外势力、分裂主义分子在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对我国的污蔑和不实之词,而且涉及领域广阔,远远超出佛教范畴,有大量的社会历史文书,尤其对于早期西藏历史、吐蕃与中原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最早最直接的资料.我们特别期盼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总量约20000件的吐蕃文献都有机会整理出版,化身数百,不仅是藏汉先民创造辉煌文化的荣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三海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

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藏学研究甚至比汉学研究更为热门.将全部法藏藏文文献整理出版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时至今日,具有主体意义的英国、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的全部整理出版,既已到了急迫需要而尚未有人着手进行的时刻,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最重大的学术契机,历史呼唤我们来承担这项重大使命.

西北民族大学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2005年起,西北民族大学同时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联络,得到了两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芳思和郭恩女士的支持.学校调集了藏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力量,吸收藏传佛教界人士,组成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具体进行编纂工作.在前人成果的支持下,进一步发掘和准确定位,进行了更深层次、更完整的比定、编目和研究工作.与前辈专家到外国图书馆查看吐蕃文献不同,作为新时期、新条件、新技术下的研究者,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的编纂人员,他们能够看到清晰的图版,察看遗书的细节；可以利用电脑来检索、查阅资料；可以同时调阅不同的遗书来进行比定.值得关注的是,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人员,正在逐一考订英藏和法藏的每一个藏文文献,包括子目以及零星的题记和残片等,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编制出一个最为完整的目录.最终成果是以藏文、汉文双语定名的、完整收录除简单重复以外的全部藏文文献的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在国内外都开创了先例.

早在2006年5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开始出版并在兰州召开了发布会.与会的藏学研究专家,大多数是首次看到长期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清晰图版,因而为这批文献的完整出版前景而鼓舞.王尧先生说,这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今枝由朗先生说,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至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经出版了11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也开始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最重要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资料,将通过中国学术界、民族教育界的藏、汉专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完整出版,这是足以告慰几代学术前辈梦寐之求而由我们亲手实现的“千古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