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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变化也是最大挑战.城市化带来物质福利改进、生活水准提高、全球联系的加强,而城市地理扩张也带来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生态承载力的下降.大量计算结果证明,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和资源环境消耗达到欧美水平,那么全人类将需4—8个地球,由此,实现城市化和环境的耦合、理论和操作双重意义上的可持续性成为焦点.本文认为环境变化中的城市责任绝非限于压力—回应,有其内在逻辑演变,既是多方面协同过程也对城市发展造成深刻影响.
一、概念逻辑
对环境变化中的城市责任探索,源于城市的环境影响机制,而环境影响机制要走向深入,必须概念化.生物学家保罗·厄尔利克（PaulEhrlich）和能源科学家约翰（JohnHolden）提出环境压力方程：I等于PAT,其中I是人类活动总体环境负荷,而P是人口、A是财富、T是技术或者制度能力.该方程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凸显环境变化影响因子,虽然方程影响因子权重有待争论而每一项值在不同国家、地区差异也甚大,但通过统计技术和非线性回归方程仍可大体计算出环境负荷.环境压力方程有助于理解损害地球资源和生命保障系统的动力学机制,但忽视了将人口、财富和技术有效集聚的平台——城市.城市是人类以技术编织出来的体系,其维持既需设计、建设和管理,也需要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和相应生态承载力.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是这种技术体系的基础部分,不仅创造绝大多数财富、激发需求,而且其形态对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输入输出几乎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瑞吉斯坦将I等于PAT计算公式改为I等于PLAT（其中L代表着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全球化和工业化使城市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出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Elliott等人认为城市政府、土地开发商、金融机构相互协作构造出一台极为有效的“增长机器”（GrowthMachine）(JamesR.Elliott,2011),既有力驱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也对健康、安全、可持续与自然的价值造成损害,由此学术界先后开发出多种概念和指标,如生态承载能力、生态足迹、基础设施生态效率、绿色账户、生命周期分析,对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积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城市化是多维过程,包涵人口增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但最直观的依然是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的扩张.由于资本、人口和生产要素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的边际递减,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为起步阶段、起飞阶段、维持阶段、更新阶段,不同阶段衍生出不同的环境问题.1992年世界银行在总结大量案例基础上,将环境问题分成贫困主导型、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三种类型.后来白雪梅和井村延续这种分析框架,认为三类环境问题有着时间上的承接性,而三类环境问题之后便是生态城市阶段,环境负荷也随着这几个阶段呈现恶化、减缓、再次恶化、再次减缓的波浪形.发达国家城市化已大致完成,从而使得全球环境负荷增量和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相关性尤为突出.不仅表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持续增长,也表现在他们未完成工业化就出现的高消费、高污染的消费型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朝着复合化、全球化、深度化方向演变,根据波士顿咨询机构（BostonConsultingGroup）的报告,全球新兴市场城市基础设施未来20年将达到30—40万亿美元之巨,这些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同时,资源拮据、环境负荷、气候变化,生态承载底线将会一再受到冲击.
二、治理逻辑
城市化、经济增长造成诸多环境后果,而这种后果又主要由城市居民来承担,从而为城市环境责任奠定了道德基础.从道德基础向治理绩效的传导由思想基础、动力结构和政策工具三个环节链接而成.
首先是思想基础.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思想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并为大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里约会议20年实践说明,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从理念转化为现实.福托鲍洛斯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等忽视了一个作为增长的一个基本结果和前提条件的权力集中现象”,一些激进学者甚至认为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并不科学.城市以沥青和水泥取代土地这样的非可再生资源,将垃圾排放到农村克服承载力的有限,从远方获取资源以支撑自身运行,实质已经放弃人和自然相互融合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可持续性并不是要求实现某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乌托邦,而是在城市原有功能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福利最大化,由此对城市可持续性的解读只能在“弱”的意义上,即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相互替代.工商界人士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市场充分考虑环境退化的外部代价,可将外部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进行内部化,企业尽可能节省原材料,商界充分竞争,政府介入减少到最少程度,国际环境规则与自由贸易需求相一致.这一理解显然没有放弃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罗马俱乐部认为,只要增长就必然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要求“超越增长”.超越增长需要从宏观结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到具体细节的整体性方案,譬如赫尔曼·戴利提倡“稳态经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帕克（R.E.Park）首倡生命网络、自然平衡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世界银行提出的生态与经济融合的Eco城市等等.
其次是动力结构.可持续发展为环境治理提供方向性的指导,然而宏观层面效果仍需微观层面动力结构的支撑.动力结构其实就是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特征,由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构成.由于城市嵌入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环境截然不同,城市内部动力结构相差甚远,欧美多沿着“民间运动——绿党政治——政府决策——整体推进”自下而上的路径,而中国由于市场失灵和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多由政府下沉政府意志转化为市场和社会的实践.按照系统论观点,政府意识与政治制度、全社会行为明显相关,其中政治意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价值构成,而价值构成又决度架构,制度架构从根本上约束着社会、市场和个人选择,因此政治意识起源是关键.政治意识首先起源于对问题的发现,其次是对问题的成功解释,即“问题化”.蕾切尔·卡逊女士的《寂静的春天》不但促成环保主义运动兴起和环境保护官僚机构的普遍设立,还使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罗马俱乐部《超越极限》报告的发布更促成了生存主义话语兴起.“生存主义”通过语言框定将环境和生存相联系,明显提升了公众环境关切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政治、经济或政策结果.国家或者城市等权威主体只能超越日常规则采取紧急措施,“安全化”逻辑说明环境变化已超越经济社会而演化为政治安全议题.环境安全说明环境治理已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限定性规定,更是规范创新和构造社会共识的途径,而这种规范和共识又经新闻媒体和权威主体的行动渗透、下沉、弥散到社会各阶层.经过安全化、规范创新和传播,环境意识在城市内部逐步累积成明显的三层：（1）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关心程度可量化测量；（2）“节约”、“预防”、“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环境治理规范；（3）在关心和规范基础上的公民和社会团体环境治理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