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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总结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现有观点和反思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认为制度和文化是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教育可以传承与创新文化,提高制度变迁绩效,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关 键 词教育制度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
ANewOpinionontheFunctionofEducationtoEconomicGrowth
LIXiaojie
（PhysicalEducationDepartmentof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AbstractBysummarizingtheexistingeducation'seffectoneconomicgrowthpoint,andthroughthereflectiononthedeterminantsofeconomicgrowth,Weknowthatsystemandcultureisthekeyfactordeterminingeconomicgrowth.Educationcan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on,improvetheperformanceofinstitutionalchange,soastopromoteeconomicgrowth.
Keywordseducation；institution；cultural；economicgrowth
1旧约
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教育经济学的胚胎和生长点,教育经济学最初就是从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的.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丹尼森,先后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定量角度证实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后,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教育为什么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教育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什么具体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风靡,使得教育可以形成和丰富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进路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各国政府也纷纷扩大教育投资,以期实现经济腾飞.然而好景不长,6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的冲击,很多地方出现了“文凭疾病”、“过度教育”等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悖的现象,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化理论等“异端”纷纷乘势而起,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出了质疑,这些“合理的偏见”在消除了人们对发展教育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更多研究者对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合理性反思,推动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可以形成社会资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进一步匡正了人们在此问题上的理解.当然,在洞视教育对经济推动作用方面,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教育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占据着主流地位.
中国教育经济学发端伊始,就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厉以宁、杨葆等学者都对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研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对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生成了一些有不同的见解.其中,不乏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洞见：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控制人口增长及提高人口素质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劳动力,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终都是通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各种专业人才发生作用的；①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与经济相互密切联系的媒介是劳动力,一国劳动者的勤奋及其素质将决定该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而教育能通过规范劳动力行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善劳动力配置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②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智力基础、生产熟练的劳动力、实现生产管理现代化和促进生产资料的规模的扩大和效能的提高,对社会经济与生产发展产生了长足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作用,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实现的.③
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洞识基本尘埃落定.大致观点如下：教育不仅可以通过促进投资、生产劳动力和提高管理水平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传承和创新科学知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社会发展来间接影响经济发展.
2反思
第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资本、劳动力质量、制度和技术.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对这些主要因素在决定经济绩效的作用方面进行了质疑,即在当前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较强,大部分技术都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考察了经济史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变迁之后,诺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清晰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内在于市场机制中完善的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及的代议制宪政体制的实施.换言之,是制度差异制约了当今时代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均等发展趋向,是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
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一观点已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史事所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毋庸置疑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韦森通过比较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整体绩效方面的差异,发现这一见解并不是拥有普世的理论意义.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以及人均GDP等指标上相若.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GDP上均大大超过了印度.而源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数百年间大英帝国长期殖民统治的遗产,在印度当代社会中,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产权结构、以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市场法律框架,以及代议制的宪政体制这三个基本制度架构应该说均具备了.相比较而言,自1978年以来,处于从行政控制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这三个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均还不具备,然而,与具备现代市场运行三个重要制度条件的印度相比,中国却在自己的社会转型和平静而迅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蕴生了高速而巨大的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印两国社会中内涵在文化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伦理存在着差异,显然印度的文化并没有形成扩大交易所必需的信任与企业家精神,也就没有给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制度激励.④由此可见,制度在决定经济绩效方面明显力不能逮,在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之间存在着必然而复杂的关联.制度和文化是当前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并建立在一定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制度规则,才会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才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激励”.
第二,教育如何影响制度和文化?教育是传承文化和文化知识再生产的工具,教育对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关于教育对制度的影响机制的考究,则要从制度的构成和变迁说起.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的矩阵,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共同型塑了经济绩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正式制度的设立可以一蹴而就,但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则是是缓慢而渐进的.如果正式制度改变了,但非正式制度却没有,二者就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⑤如果非正式约束保持强劲的生存韧性,这种张力很可能会成为经济增加的“摩擦力”,形成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绩效.非正式制度通常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多地依赖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因此,归根到底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决定着制度绩效.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长期学习的结果,教育不仅能形成人们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习俗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还能转变人们的意识形态,降低制度安排的费用.所以,教育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基础性条件.
3新解
综上所述,教育和文化是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教育不仅具有传承文化与文化创新的功能,而且还能转变大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来消融正式制度变革和非正式制度延续之间的张力,提高制度变迁绩效,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太阳底下几乎没有什么新鲜事,所谓新解不过是对旧约的再次发反思与探索,但这并不是说新解目的是哗众取宠.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教育对经济推动作用上的每一次探索都会扩展教育的经济价值,为不同主体尤其是国家投资教育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并同时丰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注释
①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5-67.
②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67.
③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351-353.
④韦森.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的理论反思[J].国际经济评论,2004（3-4）.
⑤[美]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