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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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目前,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内容和方法比较成熟,国内在改革开放以后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贾春增等学者就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同时学者们对民族社会学中的民族关系内涵也进行了界定,但还未形成共识.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国内也开展了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视角,探讨我国当前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促进了理论和实践发展.

关 键 词：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进行,前者着重探讨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以服务于社会现实,这主要以民族关系史、民族理论研究体现；后者侧重民族关系现状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互动现状的研究,来为民族关系的现状把脉,以揭示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主要以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关系研究为主.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兴衰存亡.所以,探讨和研究民族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综述中外学者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展现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概况,并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较成熟.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并有过多次种族和族群冲突,这使得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族群同化.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年他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盎格鲁――撒克逊”、“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这些变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7个专题或族群融合的7个子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1）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2）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3）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EatonSimpson）和英格尔（J.MiltonYinger）则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2].1975年,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义》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发达核心地区和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一个是“扩散模式”,一个是“内部殖义”.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实质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彻底化解,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假设,现实中的族群关系远比这理论上的假设复杂.“内部殖义”是指政权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义相似的统治形式,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政府,可以把国内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采取类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把它当作殖民地来对待,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制,在经济上掠夺[3].国外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深深影响和促进了我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2003年赵利生著的《民族社会学》和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中都把民族关系作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对民族关系具体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倡导建立“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倡一种现实性、动态性、关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4]和《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学科框架,并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登和英格尔提出的变量体系和自己的实际研究,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他所提供的族群关系变量分析、微观层次上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宏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社会学民族关系测量指标的提出和应用,使国内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了量化和实证性分析的阶段.二、民族社会学中对民族关系的界定

民族关系研究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费孝通认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5].贾春增主编在《民族社会学概论》中提出,所谓民族关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群体交往即群体互动中,体现群体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联系形式.民族关系的性质,从根本说来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6].郑杭生从社会学社会运行论的角度,从广义上将民族关系界定为民族社会关系,具体包括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关系等.民族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并受社会政治制约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7].2003年赵利生在其《民族社会学》[8]中,从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民族关系的动态分析、民族关系互动的空间和衡量民族关系的变量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但也没有具体、确定地给民族关系给出一个界定.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提出,民族社会学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民族社会学”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9].马戎关于把民族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但又通过民族关系来扩展民族之间的理论、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目标、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通婚等问题.

其实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权威性定义,甚至像《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这样一些权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书也忌涉“民族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识：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复合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关系”[10].

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

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1990年,马戎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并与国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较研究,他对西藏拉萨市的民族关系作调查并写出了《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此外,他对内蒙古赤峰市的蒙汉关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族际关系研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11]中,综合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区史的叙述框架,通过对呼和浩特市（汉译“青城”）蒙、汉、回、满四族在人口迁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与权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场域的民族构成与交往、语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对影响民族交往的条件和因素的系统分析,展示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世态与心态,发现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和机制,总结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当代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质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对新疆维汉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丽的《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宗保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12]一书中,分别从回汉关系的历史特点、民族居住格局、学校和工作单位中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族际通婚等专题入手,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回汉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现状.丁宏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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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推出了一大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围绕着族群、族际互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如马建福的《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为个案》、徐燕的《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回族区为例》、马勇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马艳《汉维回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为例》、敏俊卿《甘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阿依努尔的《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谭茜的《论康定城的汉藏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此外,还有新疆大学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兰州大学何生海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恭门镇为例》.这些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关系的,理论上秉承了国外民族社会学和国内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在方法上主要应用了民族社会学衡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成果的出现,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是新型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界在吸收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立足于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语言使用等不同的变量来测量和研究民族关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13]、《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15]、《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区的族际通婚作为一个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来观测当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17]、《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18]也是通过民族迁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民族关系现状.《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19]以民族意识为指标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单独和细化研究.这种研究,客观上延伸和推进了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进程.除了以上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例如,徐黎丽在《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20]一书中对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列举出作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个案,这对当代民族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她在此书的附录中对自1994年以来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文做了一个整理,其中不少论文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来探讨民族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被结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如余振和达哇才仁主编的《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21]就收集了19篇论文.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问题.首先,聚居区民族关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西部民族关系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倒退的迹象,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利用外,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关系的国内自身产生的原因,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不平衡和危机会更加明显；其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在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使杂散居民族关系（主要以城市民族关系形式）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和问题；还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较,人口极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加弱势,虽然国家制定和执行着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项政策,但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来越弱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小、少”民族的现状也促生了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社会学视角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各类民族关系的距离,并分析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提出缩短这种距离的对策,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学术研究界也不断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