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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宽广,硕果累累,已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重要的科研论文和五本专著,他的两位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但笔者未曾想到这样一位大科学家还笔力雄健地写下了许多专业以外的短文,文笔生动,兴致盎然,饶有情趣.浙江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大科学家文丛”,《吴大猷文录》即是其中一本,读者通过书中的七十余篇文章,领略到这位大科学家身上体现的“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笔者印象中,内地著名科学家这方面可与吴大猷先生媲美的惟有竺可桢、茅以升,这套“大科学家文丛”中,也有《竺可桢文录》,可参照阅读.
吴大猷先生是一位富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他于九十高龄之际,恰遇香港回归祖国,挥笔写就《国耻尽雪,科技兴国》一文,劈头就说：“我今年九十岁,从小读历史,知道自1840年战争开始的一连串的‘国耻’,现在能亲眼看到我们中国人以和平方式收回1842年割让与英国的香港,和1897年租借与英国的九龙,内心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香港的回归,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洗去许多国耻的一页,更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地位的改变.”这一强烈的爱国情感也贯串于其他许多文章中.
吴老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他的许多见解犀利深刻,一语中的.有意思的是,他指出的台湾社会一些问题,内地读者并不陌生.比如他在《八十述怀》中说当前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肤浅、浮面：“我发觉不论团体或个人都喜欢高唱简单化的标语和口号,执迷于通俗言辞的表象,不去深入事物核心内涵.”他列举了尖端科技、引进技术、总体计划、多元化、转型社会等一连串专用名词或术语后指出：“这些字眼被滥用的结果,使文辞轻飘起来,徒具天花乱坠的空壳,说的人与听的人都忘了事体本身的复杂与深意,不去分析和思考如何发展、如何计划、如何带动.等把一个原本需要深入了解的事,挂在嘴边虚饰,这是十足的大滥调.”看看我们身边,许多官员和所谓专家、学者的报告、指示中,这类挂在嘴边的大滥调还少吗吴老说得多么形象而又深刻啊！
国人如今谈论得十分热门的教育问题,《吴大猷文录》中也有多篇文章专门谈教育,其中《通识教育》一篇有很强的针对性.社会上不少人误以为大学教育是为学生觅职的教育,亦有学术界人士以为大学应予学生以专才训练,吴大猷先生认为这些皆是偏狭之见,造成大学科系过度偏专狭窄.他提出：“大学教育的理想,是给予一个成熟的学生以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的处所.”“换言之,大学是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致力的处所.”他探根究源,进而指出：“矫正目前过度偏专的大学教育的企图,势必须由高中着手.”这和内地一些学者近年来极力提倡“文理渗透”,反对在高中过早分文科理科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在家庭教育上,针对台湾岛内一些父母一窝蜂送子女学琴以赶时髦的心理,他在《我喜欢音乐》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论孩子有无兴趣,有无天分,统统逼着去学琴,这种学法是没用的.真想培养一个音乐天才,非经特殊训练不可,好的老师才能发掘好的学生,否则再有天分,终将被埋葬掉.”试看内地城市中不少家庭的父母不亦是如此赶时髦吗实在有必要倾听这位大科学家的意见.吴大猷先生兴趣广泛,生活情趣浓郁,他喜欢音乐,尤其推崇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写了《我最倾心的音乐家克莱斯勒》,洋洋万言,对克莱斯勒的生平和艺术成就作了详细介绍和精当的评价.他还爱读报纸副刊,写下《读报纸副刊的杂感》,他的不少短文,就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吴大猷先生极其重视学术研究者的品德和素质,写下了《学术独立》、《谈学术研究》、《学术评审的制度》等多篇文章,尤其是《学术的诚实》一文更直言不讳,尖锐地批评“知识的不诚实”的多种表现,既有低劣愚蠢的直接抄袭,也有“高手”写论文时引用他人的见解、理论而不提他人的名字,不加小注说明出处；还有人将别人的著作列入文末的“参考文献”内,却又不说明文中引用了谁的著作的哪段哪页.吴大猷先生断言：“这样的伎俩,只可蒙弄一般的读者,不能逃过‘行家’的‘法眼’的”.这种“知识的不诚实”值得我们引起警戒.最近有一本《十作家批判书》问世,说是代表了“新锐批评”,但该书中首篇文章《〈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有好几页文字是抄袭施康强先生的文章,却没有任何标明出处的脚注或尾注.该作者已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批评这种做法.姑且不论《十作家批判书》观点能否站住脚,单是这种抄袭,就是吴大猷先生批评的“知识的不诚实”,而且是“连都不及格的”.
“大科学家文丛”立意好,我们期待读到更多的大科学家写的专业之外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