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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界限（genres boundary）主要关注和考察文类之间的关系,它是文类理论重要内容之一.文类界限有无的认定不仅涉及文类本身,更关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批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中外古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曾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影响巨大而久远.因此,文类界限也成为我们开展文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里试就文类界限总体特征做一番阐述.
一、文类界限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文类界限客观存在是文学发展繁荣的需要.有道是：“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1} 人类感情因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显得斑斓多姿,文类作为人类把握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和工具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了适宜各种文类生存发展的领域和空间.巴赫金在谈到新旧文类之间关系时指出：“没有一种新的艺术体裁能取消和替代原有的体裁”,“因为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主要的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新文类对于旧文类的影响在于“使旧体裁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和自己的疆界”.{2} 钱钟书也认为：“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3} 这里对于新旧文类关系的阐述从历时角度告诉我们：客观现实需要众多拥有各自界限的文类来呈现,人类情感需要众多拥有各自界限的文类来抒发.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是现实世界精彩程度的折射,也是人类内心世界丰富程度的证明.内外两个世界共同造就了文类世界的琳琅满目,反映出文学世界发展繁荣的局面.柏拉图也从人类个体复杂性的角度论述了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之于文学发展繁荣的必要性.他说,既然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是感动心灵,那么在性质不一的心灵种类,亦即不同性格的个体,与同样性质不一的文类数目之间就存在某种对应,“某种性格的人,受到某种性质的文章的影响”,{4} 因此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通过人类多样性个体也同样实现了表明文学繁盛之目的.
第二,文类界限客观存在是文学史构成的需要.“分类是文学史学科的基础.文学史不能只把一个作品作为对象（subject）,也不能逐个描述许许多多个作品”；“我们必须分类,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一堆没有关联的个别文本（details）而无法去理解它们”.{5} 所以,文类是文学史把握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工具.文学史是文学作品不断产生的历史,更是诸种文类风云际会的历史.诸多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就像一只又一只金圈,环环相扣,连接起文学史的躯体.王国维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6},这里的“文学”正是从文学史角度而言的文类之意.所以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不仅是对众多文学作品差异的指示说明,也是对“史”的直观注解.于是,当我们打开文学史目录,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直到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不同文学发展阶段中会有诸如荷马史诗、悲剧、喜剧、悲喜混杂剧、严肃戏剧、正剧、田园诗、爱情诗、意识流小说、实验小说、荒诞派戏剧、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文类相随；我国由古至今亦有《诗》、骚、乐府、古赋、律赋、俳赋、五言诗、七言诗到词、院本、杂剧、南戏、传奇、话本、章回小说、朦胧诗、伤痕小说、先锋小说等一长串文类链.它们可谓是一帧文学史的缩影.设若文类界限不存在,新生文类的身份无法得到确立,文学史就会变成作品乏味的无限叠加,历时性丰富就会被同质性单一取代,线性的发展史就会被永远的零度坐标凝固为停滞的点.“色一无文”、“同则不继”{7},到那时,文学史将不再名至实归,势必走向自我否定之路.
第三,文类界限客观存在是文学理论研究获得纵深发展的需要.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8} 文学理论研究就是一个经由个别作品达到对更高范畴文类性质、特征的认识过程,旨在达到对文学本质特征、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等方面的一般性认识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准则.拘囿于一个个作品而不扩展到文类的层面,文学理论只能呈现为零散琐碎的平面游离状态,理论必将丧失其一般性指导的生命力.正为此故,达维德方丹指出：“所有诗学道路都通向体裁”,“不参照体裁就不可能对文学作普遍性的论述,因为体裁就是文学和普遍性之间的桥梁”.{9} 文类界限的客观存在基于不同作品就为文学理论探索一般性原理提供了求取文类之间公约数的可能和契机.我们只有在诸多文类理论成果之上,才有可能得出最终的一般性文学理论,不管这样的路程多么漫长和曲折.所以每一种新兴文类都是在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兴理论元素的参考.如果文类界限不存在,那么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就会重复不变,理论研究本身就会裹足不前.而在这种理论研究简单化的背后,是客观世界之复杂丰富被人为掩盖,人类性情之隽永流长被漠视扭曲,最终导致的必将是一种伪文学研究.
第四,文类界限客观存在是人类思想认识特征的反映.人的认识是一种意识活动,意识处理的最高对象是抽象概念.现实世界中的个别事物经过抽象进入思想交流的一般性通道.文化人类学认为：“事物通过我们的思想观念进入经验世界和意义与交流的世界,否则它们将一直停留在物的世界.思想是人所能了解的惟一事物,没有它就无法想像世界的‘模样’.”而“思想真正包含的是差异”,“去感受、去认识事物就是去认识事物之间、观点之间的差异.因此,事物是由它们的差异定义的.事物以它们差异的集合体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经验世界”.{10} 赫施在对“类型”下定义时也说：“类型就是一个具有界限的整体.”{11} 我们在文学中对于作品的接受也是如此,文类概念充当了接受个体之间必要的交流媒介.因此每当我们提出一种崭新文类,其实都是暗示着不同此前业已存在的诸文类的差异和界限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差异或界限赋予其产生、确立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类命名本身就是对文类之间界限客观存在的形式证明.
二、文类界限模糊灵活的必要性
第一,文类界限模糊灵活是肯定文学传统作用的反映.文学与科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其多样性本质.因为文学是一个“积累的领域”,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学共同装点审美的天宇；而科学则不然,在其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正确的答案终会取代或废弃错误的答案”.{12} 文学的“积累”在此就意味着文学传统之于文学存在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意义和价值.文学传统包括作品传统、理论传统、文类传统等等.继承是为了发展,发展离不开继承.所以,任何新文类的诞生都与文类传统有着割不断的复杂联系.企图在真空背景中谈论文类的新生无异于梦呓、妄想.倡言文类界限的绝对性就等于无视文类传统之所在,等于斩断了新旧文类之间错综复杂的多维关联.故而坚持文类界限的模糊灵活正是对于文学传统的认可和尊重.科恩说：“一种文类不能独立存在；它与其他文类之间产生竞争、对比、补充、争论和关连.”
托多罗夫说：“一个新体裁总是一个或几个旧体裁的变形.”杰米尔逊也说：“历史地看,特定文类是从先前文类而来,杂交文类是从存在的文类创造出来的.”其他如楚骚“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等,这些古今中外的不同表述无不是对文类界限模糊灵活性的明确体察以及对文类传统作用的一致肯定.
第二,文类界限模糊灵活是“文学”通称共名现象的反映.文类是对文学作品属性的把握和体认,鉴定策略也是紧密基于文学作品及其置身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因此文类问题的讨论是在文学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众多文类之间无论界限多么鲜明,差异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抹不去的文学身份.这就注定了文类之间绝对界限计划的破灭.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史诗、抒情诗、戏剧首先都是属于摹仿的艺术；我国的诗词歌赋、传奇小说首先都是属于语言的艺术.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悲剧和史诗在摹仿对象都是好人这点上是相通的,悲剧和喜剧则在摹仿方式,即借人物动作这点上又是相通的：“索福克勒斯在某一点上是和荷马同类的模仿者,因为都摹仿好人；而在另一点上却和阿里斯托芬属于同类,因为都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再就使用语言角度来看,老舍从最直观的语言数量立论指出：“所谓长篇与短篇者不过是指篇幅的短长而言,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元好问、李东阳等则从文类的语言构成指出：“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何其芳也指出：“诗,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诗.”“就是说,诗首先和文学的其他种类（小说,散文等）是相同的,同样是人类生活在作者的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其次才有其特点,有其与文学的其他种类不同之点”.由此可见,众多文类位列文学之属的这一共性特征客观上也造成了文类界限的模糊与灵活.
第三,文类界限模糊灵活是文学人性本质的反映.文类界限的模糊灵活不仅可从通称“文学”这一共性来观,还可进一步深入至文学的人性本质.所谓文学的人性本质,简言之,就是说文学因人而生、为人而存.卡西尔提出的“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这一著名的人的定义,就集中指出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成果“都是‘人性’这个圆周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苏珊朗格则把艺术定义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的确,各种文类同因为人类自我表达的需要而被创立,同因为娱情悦性的需要而被欣赏,同因为突破自我的需要而被批评.这是所有文类共同活动工作的最高平台,也是所有文类之间无法回避的最低也是最高的共通之处.申言之,无论某种文类如何出新制奇,无论如何拉开与既有文类的距离,它都无法否认文学的人性本质,这就为文类之间界限的模糊灵活提供了有力保证.所以,旦主人说文类数目虽然众多,“总皆不出诗言志,歌咏言之意”；邹漪、谢章铤等人说：从风雅颂、骚、赋到诗词曲等文类,“体虽不同,情则一致”.诸如此类,都是根于文学的人性本质对文类界限的模糊和灵活性特征作出的最好解读.
三、文类界限特征论的小结
综上所述,一方面承认文类之间界限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指出这种界限的灵活性、模糊性.我们对文类界限这种不即不离、有无相济的辩证气质从正反两个方面以及文学内外因素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论证和说明,正反两个方面各自成立的合理性突出揭示了文类界限处于有无之间的强烈的辩证色彩.中西文学批评史上对此也多有共鸣.例如清代查礼提出：“词不同乎诗而后佳,然词不离乎诗方能雅.”杨恩寿、尤侗等人也指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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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诗、词、曲,固三而一也”,三者“界限愈严,本真愈失”.其中的“不同”“不离”或是“三而一”等意见都是不即不离辩证关系的别称.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特里西诺、斯卡利格、钦齐奥、奥威史雷格尔等人之间都绵延着一条与主张纯粹文类、界限鲜明相对的辩证观的隐线.柏拉图说,虽然悲剧不同于喜剧,但在审美效果上又有相同之处,即“痛感和快感的混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钦齐奥说得更详细：“悲剧与喜剧有其共同的目的,因为两者都企图传播美德的教训,但是同中也有异：喜剧没有恐怖和怜悯（因为在喜剧中没有死亡或其他恐怖的意外,反之,它务求以快感和愉快的谈话达到它的目的）,而悲剧,不论它的收场是快乐的或悲惨的,总是凭藉可怜的和可怕的事迹,以洗净观众心中的恶念,感化他们从善.”法国现代文论家谢弗指出文类的使用方式之一是文类之间相互排斥的关系,并进一步交待说：“类型概念是‘软’概念,而非‘硬’概念；它们的界限在定义上是含混的,而且我相信,梦想有一种由相互排斥的种类组成的全部类型的系统是徒劳的”.也同样肯定了文类界限既有且无的辩证特征.这一辩证色调必将对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文学理论之翼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而这些则有待另文专述了.
注释
{1}王文锦：《礼记译解（下）乐记第十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5页.
{2}[苏]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62页.
{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重印,第28页.
{4}[古希腊]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3页.
{5}Perkins, Did. "Literary Classifications: How He They Been Made" In 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 Ed. Did Perk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1. 248.
{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7}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2、470页.
{8}[苏]列宁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9}[法]达维德方丹著,陈静译：《诗学：文学形式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0}[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鲍雯妍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之“控制”词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11}[美]ED赫施著,王才勇译：《解释的有效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1页.
{12}[英]约翰凯里著,刘宏涛等译：《艺术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88页.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文类研究”（07WXC01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类研究”（06SJD750019）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