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反骨.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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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出生在湖南长沙,但他自幼生长和学习在武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965年毕业于重点中学华师一附中,如果参加高考,他百分之百能够考上我国的重点大学.但他放弃了,抱着“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自愿到新疆军垦农场当军垦战士.10年后,他发现自己都解放不了,何以能解放全人类?于是,他被抽调到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学校教书,其间边学习,边教书.随着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后,1978年又首次恢复招收研究生,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胡国瑞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易中天,并与他建立了30年的友谊.

换得易中天留校

通过3年的学习与研究,1981年,易中天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但在分配工作时却遇到困难.他原是乌鲁木齐市委托培养的研究生,该市教育局给他发了3年的工资,按政策他必须回乌鲁木齐市工作,更何况新疆是重点支援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他是胡国瑞教授拨乱反正以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是胡先生平生培养的唯一的美学研究生.为了解决人才上的青黄不接,胡先生希望将这位高足留下做助手,学校三番五次与乌鲁木齐教育局协商,但对方坚决不放.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胡先生给我打说：“我已逾古稀之年,后继无人啦,绝不能杀鸡取卵,希望校长一定设法把易中天留校.”

我也是一个爱才者,完全支持胡先生的要求.1981年5月,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教育部学生司汇报,李力群处长接待我,虽然她很同情我,但她说,事关民族政策大事,她不能做主.但她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子,要我去找蒋南翔部长,请他出面与新疆方面协调兴许有可能解决.蒋南翔部长秘书刘益清是武大校友,我通过他安排,直接向蒋部长作了汇报.蒋部长听后说,此事我已知道了,新疆方面王恩茂书记也出面了,坚决不同意武大把委托培养的研究生留校,这事有点难办啦!当然,大学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也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凝思片刻后说：“我建议你们与新疆达成一个君子协议,他们同意易中天留校,你们每年多分配几个毕业生支援新疆,这样两边都照顾到了.”我完全同意蒋部长的建议,当年我们分配5个本科毕业生到新疆,从而换得了易中天留校,这事才圆满得以解决.

易中天留校以后,果然表现出色,他给本科生和作家班上课,受到了一致的赞扬.1983年,他给本科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开了这门课之先河.鉴于他才华出众,1984年,学校任命他为中文系的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他个人学术研究亦十分出色,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走出美学迷茫》、《艺术教育学》等著作,发表多篇富有创意的论文,在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是,由于我在1989年突然被免职,在某种程度上对易中天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后来,某个左倾思想的人当了中文系系主任,把易中天看成是我信任的人,千方百计打压他.易中天的学术成就已达到教授水平,但直到1991年才提升他为副教授,而成果远不如他的人却晋升了正教授.在失望之余,他萌生了去意,并登门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他调到厦门大学,真的像谚语所说：“树挪死,人挪活.”易中天的这次转移,却开创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

追求真理的“反骨”

据我的观察,易中天是一个悟性很高和自学能力很强的人.他没有上大学,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研究生.他本是学美学的,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却广泛涉猎文学、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城市学等,这些学问都是他自学和感悟而得来的.他在这诸多领域的造诣和成就,与那些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专家相比毫不逊色.

易中天性格直爽,具有追求真理的反骨精神.我记得,他毕业后住在湖滨单人宿舍,那时有4个湖南青年教师都住在那里,他们要么是单身,要么是夫妻两地分居.除易中天外,其他还有经济系教师杨小凯、哲学系教师邓晓芒、中文系教师李敏儒,他们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畅谈、争论.实际上,这个自发的多学科俱乐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武汉大学的学风.他们都是湖南人,具有湖南人的倔强、说真话、刚直不阿的个性,这就是一种反骨精神,这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和追求真理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那一段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为学术大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元月,他和夫人李华回武汉省亲,他们先去探望了先师胡国瑞教授的夫人沈佩珍女士,随后又到我家里来探望.师生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成为明星学者后,邀请他讲学和发表演讲的单位越来越多,似乎整天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于是,我对他说：“你要做蛙人,而不要做飞人（意指要沉下心来研究学问,而不要飞来飞去地到处演讲.编者注）.无论做何事情,要有所失,才有所得.”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努力排除杂务干扰,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的16卷文集就是这样默默耕耘所结出的硕果.我参加了今年5月22日在北京御园汇会所举行他的文集首发式,堪为名家云集,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受主持人贺卫方教授的邀请,我代表8位见证人作了即席发言,介绍了易中天成才的主要经验.

也许,有人对易中天的治学方法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大学教授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形象呢?是关注公共社会抑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一个专门学问家抑或是通方之学的大家?对此,认识可能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应当从人才成长的规律看问题,宽容地对待不同风格的学者.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断地诘问：“为什么我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来?”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使我想起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他针对今日大学之弊端又说：“今日大学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我国大学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根本原因是1951年院系调整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造成的恶果.60多年了,专业化的教学依然主导我国的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深蒂固,对专家顶礼膜拜,以至于实施通才教育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在评价人才上,也往往是以专家来评判,对于通才动辄斥之为杂家或是不务正业,这些舆论对大师的成长是极其有害的.易中天的治学道路,实际上是走厚积薄发之路,实践证明专易而博难,易中天正是弃易而从难.

先生的最大快乐

为了营建教育改革的舞台,我于1994年创办了教育改革基金会,但由于基金有限,十多年没能开展重大的活动.易中天得知我的基金会资金不足,他主动为我的基金会筹措基金.杭州万泰知识经济俱乐部邀请易中天去作演讲,他向该俱乐部的总监翁家骥先生提出,准备与我联手,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师生联袂演讲,听众都是企业家,目的是为我的基金会募捐.2007年5月12日,在浙江省图书馆二楼报告大厅,我与中天联袂演讲,上午是由我主讲,讲题是：“做人、做事、做官”,由易中天主持；下午是由易中天主讲,讲题是：“中国智慧”,由我主持.易中天获得了2万元的演讲费,他当场捐赠给了我的基金会.在他的带动下,那次活动还有两位企业家捐赠了2万元,虽然数额不多,但这次活动体现了中天的一片尊师之情.

事后,中天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表示将继续开展类似的捐赠活动,以募捐到更多的基金.但是,我深知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主要是受制于人们的公益意识.于是,他干脆自己慷慨解囊,又向基金会捐赠了10万元,这是我的基金会一次获得的比较大额的基金,我向中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易中天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为了报答导师胡国瑞教授对他的栽培,2007年10月9日,他向武汉大学文学院捐赠了近50万元,建立胡国瑞奖学金.他对自己的举动解释是：续缘、感恩、助学.在成立奖学金的议式上,他激动地说：“我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就像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儿子的报答是应尽之责.”

2005年9月,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向他赠送了这本书.同时,我又准备写一本书,主要是记述我与大学生们的故事,为书名的事我征求中天的意见.我先后提出了几个书名,他都觉得不满意.一天我在散步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大学的名片”这个书名.我立即发邮件征询中天的意见,他回复说：“就用这个书名.”于是,《大学的名片》一书于2006年先在美国出版,后来又出了国内版,优秀学生是大学的名片这个概念,也在国内广为流传.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颇受大学生们的欢迎,曾被媒体评选为2005年最好的15本自传之一.时隔5年后,社会上依然有读者求购这本书,于是北京几家出版社都有意出我的自传的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是最先提出的,因此我同意由该社出版.在斟酌修订版书名时,我又把拟定的几个书名征求中天的意见,他比较了几个书名后,建议我使用《出头鸟―一个大学校长教改的追求》,我和出版社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后,出版社建议请易中天写一篇序言,尽管他十分繁忙,他还是拨冗为该书写了一篇“永远的校长”的代序.

这篇序言是中天饱蘸着感情写的,让我感动莫名,它是我们师生情谊的见证.我记得60多年以前,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中说过：“先生的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今天,当我看到中天取得巨大成就时,我真的感觉到最大的快乐,他就是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之一!

（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