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形态到制文化权:广义虚拟经济理的政治经济学解读(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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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意识形态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作为当代的政治经济学,从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本文以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的主要思想为参照,通过广虚经济理论对文化的系统性阐述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就制文化权思想对民族国家和政府的重要意义和依托展开探讨；最后透过制文化权的视角,指出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有着作为文化和话语权输出的特点.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学；意识形态；制文化权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4-0024-07

FromCulture,IdeologytoCulture-makingPower：theGeneralizedVirtualEconomyfroma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II）

GUANYong-1ZHANGLi2（1.Institute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betweencultureandeconomyhasbeenanimportantfieldofpoliticaleconomy,andthetheoryofideologyisalsoitalpartoftheMarxisttheoreticalsystem.Asthepoliticaleconomyofcon-temporaryChina,generalizedvirtualeconomictheorypresentsanewinterpretationoftheaboveissueromtheperspectiveoftoday’sworldeconomy.Thispaperlooksintothepoliticaleconomyattributeofgeneralizedvirtualeconomywithinthecontextofpaststudiesofpoliticaleconomyandrelatedfields,andpresentsadiscussiononculture-makingpower,acoreconceptproposedingeneralizedvirtualeconomy.Thepaperemphasizestheroleofculture-makingpowerinstate-buildingandnationalidentity-buildingandalsoholdsthatthemakingofculture-makingpowerreliesontheconsciousnessandeffortsofgovernment.Fromthisperspective,politicaleconomyitselfisthemakingoftheculture-makingpower.

Keywords：politicaleconomy,generalizedvirtualeconomy,ideology,culture-makingpower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曾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学派都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开展过大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就文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把经济孤立于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外进行抽象研究的纯粹演绎方法.尤其是在经过20世纪中期的“形式主义革命”之后,研究形式的数学化而非思想内容成为了经济学追求的目标,而那些坚持把文化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的制度学派学者们则纷纷转入社会学领域,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思想观点.

作为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角度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全新地阐释,指出现代经济是一种传统价值不断容纳信息介质后形成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广义虚拟经济,文化信息所承载的虚拟价值已经取代实用价值成为了整个经济的主轴；因此,谁能够掌控制文化权,谁就能抢先制定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进而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

本文首先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就文化与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作一个概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从广虚理论对文化的系统性阐释、制文化权的物质依托以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这三个角度,对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观点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刚产生起,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已经被纳入它的研究范围；亚当斯密、托克维尔和威廉配第对此分别采取了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把文化看作是影响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认为人既有利己的“自爱”,也有对他人的同情心,二者既矛盾又相互伴随,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他希望当时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以利己心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用同情心控制情感和行为,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理想社会.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中,文化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美国相对欧洲更和平等的文化起到了比政治制度和地理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它使美国人更富于冒险精神、推崇诚实劳动和实用消费理念,因而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与美国北方相比,他认为南方的蓄奴文化就是一种导致经济低效率的文化.

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则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鉴于当时各国商业都由新教信徒所把持的状况,他建议英国政府应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吸引在欧洲大陆受到打压的新教人士和他们的资本,以发展英国的工商和航运业,进而打败法国和荷兰这两个竞争对手.

在此之后,历史（制度）学派的学者如英国的莱斯利、坎宁安、阿什利和德国的施穆勒、桑巴特等,大都继承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视角,把文化作为影响个人行为和经济风气的制度因素进行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继承了斯密的传统,认为奢侈消费的经济行为根源于人们的竞争心理,即希望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每个阶层对上一阶层消费方式的模仿则最终形成了全社会的消费文化.

韦伯的研究则合并了斯密和托克维尔的研究视角.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效用问题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判断,正是新教的伦理和价值观使人们把做好世俗职业看作自己已被上帝选定获救的确证,从而形成了勤勉工作和积累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风气）,进而推动了近代欧洲经济的发展①.

凡勃伦和韦伯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布迪厄的名著《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就发展了凡勃伦的理论,认为人们追求消费品味的目的在于构成一种阶层的指标,把自己与更低层的群体区隔开来,进而取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格尔茨的《小贩与王子》和李普塞特的《革命与反革命》、《大陆的分界》则继承了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路；前者考察印尼不同文化形态下经济发展的路径差异及其与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后者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原因.

与历史（制度）学派和经济社会学不同,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与威廉配第更为接近但立场相反的研究路径,批判地探讨了文化作为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性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像科学那样根源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实践,而有着脱离现实和对现实扭曲和掩盖的一面；统治阶级或企图取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总会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描绘成唯一合理且具有普适性的思想,以欺骗和强迫大众接受.

此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军队、法庭等暴力机器一样,是统治者维护霸权的政策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教会、学校、媒体和出版、文体等机构,向人们不断灌输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文化和价值观,使之适应社会和服从国家的规范.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也指出,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使人们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而沉迷于技术理性,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也只是由“文化产业”（又译“文化工业”）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实际都是在操纵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安全.

另外,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所传递的文化内容和语言符号都倾向于支配阶层,它保证支配阶层的子女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传递着社会的不平等.齐泽克则指出,社会上的每个个体一出生就被外界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期望,个体的成长过程就是被意识形态不断建构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主体的过程,所以我们即使明知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也仍然无法与之断绝关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斯也曾希望通过“意识形态”一词把文化问题重新纳入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批判意义或政策含义,而主要继承了斯密以来的道德和价值观内涵,意指人们因地域和职业等原因而获得的某种社会常识和日常行为习惯,在经济活动中可以起到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行为和促进社会合作的作用.

二、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系统性阐释和升华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不仅继承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的关注,还从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阐释.

首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采取了人本经济的基本研究范式,把价值观和文化问题放到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广虚理论指出,随着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告别物资短缺时代,商品的价值正在日益远离劳动和生产过程,而与人们的生活娱乐消费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除了要以效用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变对人类活动基本模式的理解,从劳动对象化提升到生活对象化,从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的思维方式.于是,解读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如前述斯密和韦伯等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根源于心理因素,反映着一定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效用程度的高低也依赖于价值观的主观判断.由此,作为价值观的文化问题也就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体系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广虚理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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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广虚理论在更高的层次提出了制文化权思想.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作为虚拟价值的源泉,文化同时也构成了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文化,也就拥有了全世界对它的信心和最广泛的人气.因此,拥有控制文化观念的形成权或称“制文化权”,就成为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获取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宏观层面,政府应抢先缔造和输出一套符合本民族、本国家利益的文化理念.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微观层面,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生产和营销,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入到产品的虚拟价值中,在创造以虚拟价值为主导的产品品牌的同时,弘扬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在这里,制文化权思想有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相类似的政策含义,意指潜移默化地把符合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而使之为文化的控制者服务.不同的是,制文化权思想主要关注的不是统治集团对国家内部的霸权,也较少批判性的色彩,而更多是从世界格局出发,强调文化的输出和国际竞争性,依托于全民族共有的文化以及政府与企业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密切合作和一致对外的共同努力.

三、制文化权根本上依托于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这里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个人或“经济人”,而是作为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所有的政治经济学都受限于民族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也都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利益④.从威廉配第以来,政治经济学莫不如此,广虚理论的制文化权思想也是这样.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世界文化的交流或者普世价值的提升,而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如何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参与和主导世界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塑造出一种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国际话语体系,使我们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地位.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具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掌握制文化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推向世界,使之具有世界范围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而在价值观和思想的层面同化竞争对手.广义虚拟经济学者曾指出,在我国的历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与兄弟民族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中处于不败之地,进而融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其根本就在于对制文化权的运用⑤.而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我国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与交流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也正缘于制文化权的太阿倒持.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际话语体系,实际是西方国家在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有意识构造起来的一套完全有利于他们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控制权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相得宜彰,使西方得以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全面统领世界.也正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主导权和制文化权上取得的双重成功,以及他们竭力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的努力,使得接受者们往往被其束缚而浑然不觉,甚至为之推波助澜.

例如,在现代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传统中国的贸易政策总是被解释为闭关自守、“把自己关在排外主义的高墙之内”,清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也被描述为闭目塞听、盲目尊大.甚至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中也未加思索的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说“在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⑥.然而,事实上,在1793和1816年英国使团来华交涉通商事宜时,得到了清政府极其礼貌的接待和极其热情的款待；清代的贸易政策也绝不是闭关而只是限关贸易；谈判最终没能成功的原因是英国不愿意受限于清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而清朝则没有同意英国咄咄逼人的贸易要求⑦.

又如,在欧洲中心论的中西对比语境下,近代西欧崛起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总是会被解释为欧洲源自古希腊的、科学、自由,而中国则专制、落后、缺乏私有产权保护等等,包括前述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文化和韦伯对新教重要性的推崇,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体现.然而翻开真实的历史,我们却会发现,在前近代的中国,人民享有比西欧更自由的环境、更发达的市场和甚至更仁慈的政府,而现代科学源自于伊斯兰文明的积累而非古希腊的孑遗.现代也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西欧的领先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欧洲通过对美洲的殖民而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海外横财,从而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⑧.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不借助于制文化权思想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透镜,解析出这种获得了普世文化地位的国际话语体系本质上的西方民族主义色彩,我们就无法破除思想上的迷雾,看清楚我们百年来所走过的中国道路；而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就无法彻底地摆脱这种思想上的束缚和国际语境中的被动局面.而要做到的这一点,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实现.

正如前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所指出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还对应着相应的物质形态.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文化本身就有着物质的含义,媒体、教会和文艺、体育等文化传播机构都构成了广虚时代新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必须首先加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协调.与此同时,在制文化权的国际竞争中,总是合并着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的交锋,是一场国家软、硬实力集于一体的较量,这就更需要政府提供的保障.因此,作为文化因素在政策层面的集中体现,制文化权虽然离不开企业在微观层面通过民族文化创造虚拟价值和塑造民族品牌,但归根到底依托的还是政府.四、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制文化权的重要体现

如果我们从制文化权的视角出发,反观二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就会发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无不体现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文化的输出.

早在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服务于英国民族国家利益而又采取了普世性话语体系的学说.他发现,英国有一个古老的准则,那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以制成品换取农产品与原材料,才能实现高度富强”,然而这一准则已经“成为了并且一直是英国的国家秘密”,在政治经济学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且还使用“世界主义的表述和论证”,巧妙地将其隐蔽起来,这就像“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⑨

此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组成的,甚至会带有特定的历史和主要撰述者的色彩”⑩.和李斯特一样,他也发现,英格兰总是把政治经济学塑造成一套普世理论,声称“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从而把在英格兰形成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实质上却是通过这种手段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1.

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后来将其概括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而“庸俗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12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发达国家对于制文化权的掌控技巧也更趋成熟和隐蔽,它们总是把从本国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特定时期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写进经济学教科书,通过数学化这种科学的表达形式,以普世理论的方式输出到历史背景和国情都完全与之不同的欠发达国家,并由此出发,对这些国家的各种传统制度包括文化进行攻击,表面上是以西方国家为模板引领他们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实际上却是对这些欠发达国家进行着文化和经济的殖民.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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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对阿尔及利亚1960年的研究就指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从外部把与其本国社会和文化并不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阿尔及利亚,才导致了这些社会的剧烈动荡和人民的遭受痛苦.15雷迅马也发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发自于欧洲和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它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让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把它们改造成自己所需要的状态16.

最后,仅仅指出政治经济学有着作为本国文化和话语体系输出的一面当然还不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等机构和组织入手,考察制文化权在政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运作的.

注释：

①针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经济史学家R.H.托尼曾撰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提出了不同

的观点.他认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而由此带来的贵金属大量涌入和价格革命推动了资本主

义的发展,并导致原有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和一些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进而削弱了教皇的影响和控制力,促进了新教的发展.②“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学者德斯图德特拉西提出,但当时的目的是以感觉和经验为基础,建立一套与神学相抗衡的“观念学”知识体系,并最终因失去拿破仑的支持而遭遇了失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批判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从马克思那里发展起来的.

③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第37页.④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1-92页.

⑤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第286页.

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4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⑦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32、237页.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⑧关永强.从欧洲中心史观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69-270页.

⑩ThomasCliffeLeslie.ThePoliticalEconomyofAdamSmith.FortnightlyReview,Nov.1,1870.

11Leslie,LandSystemsandIndustrialEconomyofIreland,EnglandandContinentalCountries,London：Longmans,Green&Co.,1870.

12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89页.

13JoanRobinson.EconomicPhilosophy.p.25.Chicago：AldinePub.Co.,1962.

14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第7-8页.谭力文、张卫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15PierreBourdieu.Algeria1960：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Thesenseofhonour,TheKabylehouseortheworldrevers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16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