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文选型”教材和“选书型”教材的优势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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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指出,在古代语文教育中,主要存在两种教材形式,即 “文选型”教材和“选书型”教材,两者相较,各有优势和局限性,“文选型教材”的优势在于：所选文章均是经典之作,为学子们提供了读书作文的范例,便于他们提高阅读能力、写作技巧,有较高的实用性；其劣势在于：选书型教材的选文往往是各种题材、风格的文章都有,缺少、思想上、理念上、风格上的统一性,使学生容易断文取义,歪曲作者的本意,又加上有的选文者不够客观,带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文,使学生受到误导,不利于他们“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选书型”教材的优势在于：它在思想、理念、文风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便于学生深入文章,体会其思想蕴意和内涵,从精神上受其浸润和熏陶,也就是所谓的“人文性”较强；其劣势在于：书中的内容不可能全是精华,分辨能力差的学生有可能受到其不良思想的影响,且篇幅较长,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

关 键 词 ：古代语文教育；“选书”型教材；“文选”型教材；人文性；工具性

作者简介：孙咏梅,女,郑州航院学报编辑部,研究方向是编辑出版.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2

《语文新课标》第三部分的实施建议中明确指出“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给地方、学校和老师留有开发、选择的空间,也为学生留出开发和选择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显然,语文教师有了更多的发挥余地和空间,怎样在这个空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求语文教师首先要了解语文教材和利用语文教材,发挥教材的最大潜力,因为教材是语文教师的教学蓝本,是执行一切教学活动的根本.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无论在教材上还是教学方法上都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作为语文老师,必须对古代语文教材有充分的了解,了解它的发展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使语文不仅成为学生掌握中文基本知识的阵地,还应成为熏陶其文学审美和诗意生活的工具.笔者在本文中以语文教材为例,探讨了古代语文教材的优势和局限性.

一、古代语文“文选型”教材和“选书型”教材的发展概况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蒙学教材、“选书型”教材和“文选型”教材.按教材的发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选书型”教材时期（先秦——两汉）、“选书型”教材和“文选型”教材并用时期（魏晋——民国）、“文选型”教材时期（民国——至今）.很明显,现在得到大家认可和推崇的是“文选型”教材,但是否“选书型”教材就该被一概否定呢?这是个需要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看,“选书”型教材从先秦到民国一直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价值我以为不但不能对其全盘否定,而且要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它之所以存在几千年的道理,探究出它之所以在近代被淡忘的原因.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找出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对语文教材建设是十分有利的.

我国古代的“选书型” 教材基本包括《四书》、《五经》,或是它的变种和延伸,随着朝代的变迁,对这些经典的诠释不断发生着变化,以《五经》为例,西汉时期,董仲舒以孔子为号召,用“今文”经学的观点解释《春秋》,建立了宗教神学.魏晋时期,清谈盛行,玄学兴起.何晏著《论语集解》,王弼有《周易注》等.宋代,朱熹把魏晋隋唐已衰落的儒家思想振兴起来,对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需要.《四书》这一名称,则是到宋代才正式出现,它是由《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又加上《论语》和《孟子》,合编起来,成为《四书》.朱熹一生从事《四书》的传授解释工作,由于朱熹和其他学派的提倡,《四书》被列为历代的国家教科书,《四书集注》被定为国家考试的标准答案.

“文选型”教材自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始,与“选书型”教材一并盛行于各朝代,出现很多注本,影响深远.其他的“文选型”‘教材有宋代的《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关键》,清代的《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笔法百篇》等.上述这些文选类读本,大多为选注本,有利于学生把握阅读符号,提高阅读和写作技巧.“文选型”教材发展到近现代,更是独占语文教材阵地,以至于“选书型”教材被完全挤出语文课堂,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思考.

二、“选书型”教材的优势和局限

两种类型的教材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四书”“五经”或者对它的释证和延伸是最主要的古代语文教材.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被用为封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这些作为“选书型”教材的经典著作不仅思想价值高,文学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比如,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曾长期被选作各类学堂的教材,文学价值极高.《论语·季氏》中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儿子孔鲤的对话：“‘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阳货》记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说,读诗可以感发意志,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还可以教化人伦,增长知识,几句话道破了《诗经》》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东汉学者郑玄家的婢女都熟读《诗经》,日常生活中能以《诗》应对,甚至《牡丹亭》中酸腐的老夫子陈最良也教杜丽娘念《关雎》的情节,由此可见《诗经》的影响.其他的如《尚书》、《周易》、《三礼》等“选书型”教材在语言上、内容上也都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给学子们以文学素质的熏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选书型”教材的优势在于：它在思想、理念、文风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便于学生深入文章,体会其思想蕴意和内涵,从精神上受其浸润和熏陶,也就是所谓的“人文性”较强；其劣势在于：一是选书型教材的选材受统治阶级控制,教材往往成为他们加强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思想控制的工具；二是书中的内容不可能全是精华,分辨能力差的学生有可能受到其不良思想的影响,且篇幅较长,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三是“选书型”教材的种类单一,又加上统治阶级科考的指挥棒,使得学子们只儒家经典不读,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发展,不利于各个学科门类的发展.

三、“文选型”教材的优势和局限

“选书”型教材独占语文教材阵地的形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的南朝梁时发生了改变.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是个文学家,他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了《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萧统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者方可入选,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全书共分为三十八类,凡七百五十二篇.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陶渊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则入选较少.所选各家不少文集久佚,赖此得以流传.所分之类,则能反映汉魏以来文学发展、文体增多之历史现象.唐代以诗赋取士,士子必须精通《文选》.至宋代更有“文章祖宗”之说.《昭明文选》出现后,就打破了“选书型”教材一统天下的态势,“文选型”教材开始和“选书型”教材同时并存.其对语文教材的影响深远,到了唐代,成为重要的语文教材,甚而与“五经”并列,“选学”在唐朝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士子必须精通《文选》.至此,“文选型”教材的目的已不是思想伦理的教化、人格精神的熏陶,而是为了实用,为了在科考中取得成功.从隋代起,朝廷选拔人才开始用科举考试的方式,并且科考中越来越重视学子的诗文工夫,显然,作为“选书型”教材的经典著作已不能满足这种实用需要,学子们需要一套训练写诗作文的技巧,因此,“文选型”教材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宋代流行“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语,就是因为当时科考重辞科,拜官入爵都需要好的诗文工夫.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文选型教材”的优势在于：所选文章均是经典之作,为学子们提供了读书作文的范例,便于他们提高阅读能力、写作技巧,有较高的实用性；其劣势在于：一是选书型教材的选文往往是各种题材、风格的文章都有,缺少、思想上、理念上、风格上的统一性,使学生容易断文取义,歪曲作者的本意；二是选文容易受选文者喜好的影响,如果选文者不够客观,带着自己的主观喜好去选文,就会使学生受到误导,不利于他们“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三“文选型”过于重视实用性和工具性,不利于学子们人文素质的培养.

综上所述可知,“选书型”教材更有利于学子们文学素质的培养和道德价值观的建立,即它的人文性更强一些；“文选型”教材则更重视实用,是写文章的范本.当然,这些特点也不是绝对的,“选书型”教材在学生的读写技巧以及语感等语文素质的培养上同样有很大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有着比“文选型”教材更深刻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样,“文选型”教材对于学生道德观、人文精神的培养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只不过它的优势不在这里.

四“文选型”教材和“选书型”教材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对于当代语文教育来讲,由于前段时期过分强调语文“工具性”和实用性,由此带来的弊端已初见端倪,因而语文的“人文性”日渐受到重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在谈到语文课程的性质时,明确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第一次把“人文性”和“工具性”并列起来.还指出“语文课程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渐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等等.可见,语文的“人文性”已得到充分

认识.

就教材建设而言,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样的教材更有适合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对古代语文教材的分析,可以看出,“选书型”教材应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材建设的范例.而且,前人也做过这样的实验,著名的批评家金圣叹就曾试图把《西厢记》等作为专门的语文教材,可惜这个实验没有受到重视,中途而夭折.在具体的教材建设中应该怎样实施?需要我们做出细致周详的调查分析,但起码有两点应该认识到：一是“选书型”教材应与“文选型”教材并存于语文教材的百花园中,而不应该是“文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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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