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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
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体现了儒学在西汉时期的发展.
刘邦出身社会下层,对儒生态度侮嫚.但天下安定后,刘邦对儒学的态度却改观,史称,汉初“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汉文帝虽被认为是“改革家”,但为政清简、继续黄老政治应还是基本的事实.文帝的教育情况史无明载.
汉景帝慕儒.汉代宗室弟子开始由儒土指导教育,辕固生即为清河王太傅；而后即位的汉武帝,其教师同样是儒士.儒土出为王者师,促进了皇室和整个社会上层的儒学教育.
汉武帝受到良好好的儒学教育,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
昭帝幼年继位,由儒臣蔡义、韦贤等人授宫内,同时他也自称“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班固称赞他“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昭帝在位时间短,但仍属意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
宣帝在民间时,“受《诗》于东海液中翁,高材好学”,霍光议立宣帝,称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而宣帝也自称“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甘露三年,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并亲自参与其事,“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土”.这是第一次由整理儒学经典,对儒学的制度化、正规化和儒学的传播而言意义重大.
元帝“柔仁好儒”,“好儒术文辞”,据史籍所记,他曾学《诗》、《论语》、《孝经》、《尚书》等,他还认为宣帝“持刑太深”,建议“宜用儒生”.
成帝“壮好经书,宽博谨慎”, (“好儒雅”,曾习《诗》、《论语》、《尚书》等经典.班氏在《汉书·叙传上》中述其先祖事迹时说：“(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风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
哀帝“长好文辞法律”,“诵《诗》,通习,能说”.《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也记韦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可见哀帝也是受儒学教育的.至于平帝和孺子婴,年少即位,政自王莽出,儒学之功可归于王莽,详见后论.
二、王莽所受的儒学教育
出身外戚家庭的王莽,自小就接受了儒学教育,“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王莽兼治古文、今文经,打破了汉代重师门家法的做法,也使得他个人在儒家学者中交游甚广.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有意献还新野封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这些上书“吏民”,绝大部分当是儒生.王莽代汉之际,天下之土,“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如张竦称颂王莽功德,说他“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土,惠于故旧,笃于师友”；王莽败时,退往渐台,“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等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
三、东汉诸帝的儒学教育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即位以后,即着手恢复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土,《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又在洛阳兴建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文化设施,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建立太学；同时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在他在位期间,多次亲临太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
章帝“少宽容,好儒术”.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学儒,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
中元元年,明帝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以《五经》义异,书传意殊,新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