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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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生教授的《重新发现历史》(以下简称《重新》),是一部充满启蒙意义的好书.其文笔隽永、思想深刻,有的观点令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我们在长时期之内,用“”的观点看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危害至深且巨；所以我们隐瞒了历史真相,曲解了历史、枉说了历史的规则.《重新》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纠正了误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一、

历史学家吴思先生说：“‘秦家店’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本质.”这是个创造,应该说是一个贡献.“秦家店”这种高度的概括,是一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简洁明了、意境深邃的创造,它把两千多年的帝制,都装在“秦家店”这个通俗易懂的概念中.

蔡元培当年说：“绝对集权制者,惟秦世.”(见《重新》P101).后来各个朝代都开始实行秦政了.李大钊说：“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赢秦之政也.”(《重新》P103)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先驱们,没有把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概括为“打倒秦家店”,没有指出专制主义集权制的排他性,既是美中不足,也是近80年来的历史遗憾.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正是刘济生.

作者在秦家店这一辑里,首先对秦始皇暴政进行了批判,非常有力度.暴政与开明专制是有区别的,我举一个例子就能够充分说清楚.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基本上是开明专制,尽管有连年不断的战争,但是粮价仅仅是“石三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有两条律文证明秦统一前的官定粮价也是石粮三十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绝对的专制主义集权制,搞了暴君政治,五年后(即公元前216年)粮价高达“米石千六百”！粮食价格暴涨了50倍之多,造成了民不聊生.汉初,文帝、景帝都是开明专制,主张黄老之术.汉文帝时“粟米十余钱”,多得发霉,因而“鸣鸡吠狗,烟火千里”.汉武帝后期开始了暴君政治,因而粮食价格一再翻番,“米价石万钱”,因而“人相食,死者过半”、“千里无鸡鸣”！汉武帝的粮食价格是战国时期的330倍,是汉文帝的1000倍左右.这不言自明,秦始皇暴政、暴君不管人民的死活,为一己之私修陵墓、修阿房宫,致使粮价腾飞.要弄清暴政、暴君的秦家店及其子孙店究竟造成多少人间惨祸,不然历史的瞒和骗将会继续下去.那不惜耗费巨资、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歌颂秦皇、汉武、康熙、乾隆及其他帝王的影视是不会停止的.

二、

《重新》发人深省地提出了“四大传统文化”的看法.“四大传统文化”的提出,它针对学术界几十年来沿袭陈寅恪、冯友兰首倡的儒、释、道乃中国三大传统文化说.作者提出了“从远古至现代,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文化：帝王文化.帝王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叫做皇权文化”.文章从几方面加以论证.其一,揭示帝王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比如《诗》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帝王文化的原生态描写,也就是说,在三皇五帝时帝王文化雏形已成.那时,“儒家、道家文化,还没有诞生呢,遑论佛家”.其二,揭示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即五千年来我国手工工具和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和农民,他们虽然备受压迫,但正是他们成了帝王文化的台柱子,不自觉的后盾.其三,物态的帝王文化遍布天下,全国各地的寺院、宫观、孔庙,是佛教、道教、儒家儒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而皇宫、皇陵、太庙、皇家园林、御道等等则是帝王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请问,哪个佛家的寺院能和故宫相比有哪个道家宫观能和太和殿相比儒家、儒教最了不得了,孔庙的建制类似皇帝,但气势宏大的孔庙还是皇帝下令修建的”.佛、释、道、帝的四种物态文化,哪一种居中心哪一种文化对制度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影响最大显然是帝王文化.儒、释、道无不仰望帝王的鼻息.其四,帝王的文化符号的龙,遍布天下.其五,帝王文化的文献卷帙浩繁,法定官员必读,它支配着制度、行为与心态文化.其六,皇帝利用儒、佛、道为自己服务,宣传和灌输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之子,人神一体.其七,帝王文化利用、改造、整合其他文化,比如：改造和淡化早期儒家的反专制主义思想；改造原始佛教而否定众生平等,隐去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中的阴谋,使之变为养生哲学.文章用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帝王文化对各阶层的影响大于其它文化”.尤其是对帝王物态文化的揭示极为精彩,使人无法驳斥、无法否认.

《重新》对帝王文化的揭示很深刻！当然,也不能认为这种重新发现已经大功告成,还需要由个人到群体的再补读.比如说,作者将法家正确列入到帝王文化之中,但法家是兵家在政治领域上的延伸,《孙子兵法》不仅产生于《论语》之前,而且还产生于《老子》之前,更不用说产生于法家之前了.美籍华人、美国艺文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先生正是从《孙》先于《论》、《老》的考证出发,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在兵家与法家.开国帝王无不是军事家兼政治家于一身,将“以奇用兵”变为“以奇御臣、治民”,结果证明屡试不爽.例如用兵讲究“任势”,治国、治军、治民又何尝不讲究任势、造势、恃势呢兵家可御敌,也可用于为政,可以想见,兵家对于帝王文化的影响之大.中国的兵家既是军事思想,乃国之瑰宝,也是皇帝用来对付臣民的谋略.

三、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左倾,作者做了论证所说,左倾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概念,但是个别历史学家也给中国古代史标过左、右之说.如嵇文甫说：“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版,P44)学者嵇文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认为古代有左倾.作者采纳嵇氏的观点分析历史无可厚非.嵇文甫的影响很大,对泰州学派之影响有两个方面：“左派”说和启蒙说.显然历史研究上存在左派、的说法.作者在学术上非常谨慎,在左倾后面加上了“现象”二字,意即左倾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偶尔出现,所以加上了现象二字.

什么是左倾或者什么是右倾如果用革命史的划分方法,旨定把历史弄得一塌糊涂.左派、的说法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派别纷争.法国大革命后期,国会中议员分为三派,雅各宾派坐在左面的叫左派,圣劳伦派坐右面的叫,两派总数占议员的居于少数,中间派占大多数,看哪派势力大然后就支持.当时左派激进,保守.后来各国的革命不断使用左派、左倾右倾的词.其实正如秦晖所说：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的区别只基于 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更偏重自由一点.作者对秦晖的观点也是非常肯定.

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左倾现象,是发人深省的,那些所谓的改革都是突破了自由的底线,或取消了绝大部分的自由,特别是取消了经济上的自由,加之一直奉行的专制主义,把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集权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最早注意了管仲经济上的高度集权,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作者采纳了我的观点.所以作者说,从管仲、商鞅开始,一直到王安石,都犯了左倾毛病,取消了自由,加剧了所谓的平等.我同意作者的观点：“这些左倾恰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与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历史的正本清源必须从这些所谓的改革开始.”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家的主观愿望,他们是想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急功近利,聚敛钱财,打击大的工商业,使社会财富迅速分散,结果是暂时的国富,长远的民穷.现实的反映特别快,几乎过了不几年,国家穷了,人民也穷了.一个没有民间自由的社会,一个没有民间经济的自由,一个没有政治的权力分割,社会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作者把它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元”动力.

四、

我非常欣赏作者总结出来的“儒家反对极端专制十论”,我可以大胆肯定的说,这是研究孔孟之道许多学者没有总结的.作者说是自己“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思”总结出来的,这是那些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人无法批驳的.在否定孔孟之道声浪滔天的时候,人们不敢总结,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人如此系统总结的.进行全盘否定派是很不负责任的,看到孔子的几句话就信口开河,胡乱解释,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什么复辟倒退,什么比法家还阴,什么深入民族骨髓的毒素等.

儒家有局限性是必然的,今天的人一样有局限性.孔孟之道的局限性是伦理政治,没有制度的设计.正如作者所说,儒家是开明的、温和的专制主义,是明君政制,而不是暴君政制.孔子的保守是他的人治思想,他的伦理政治.作者认为后来的帝王之所以接受了孔子,原因出在儒家伦理政治这里.正因为儒家的不足,今天鼓吹读经是不可取的,会培养成新一代缺乏自由精神的青少年,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尽管如此,这比秦始皇、李斯的的专制主义、暴君政治好得多.开明政治比暴政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培养.

作者说,“历史的反思是不间断的,是连续的,思想启蒙、恢复常识、说明真相,批驳谬论,是我们每个学人的责任.”这是我非常欣赏的观点.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所以读史离不开辨诬,绝不可轻信前人.我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更需要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进行认真研究,也就是要继续揭示对历史的错误理解,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