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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建设学习型政党采用的基本方略是：在学习主体上,坚持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在学习方针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学习主题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基本方略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党取得新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关 键 词 ：延安时期；中国；学习运动；学习型政党；基本方略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48-03
延安时期,中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长期发展,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历时八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学习运动.尽管当时党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这一概念,但综观党内的各种文献,“学习”已成为当时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 键 词 .这一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推进创造了条件,堪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奠基之举.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方略,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在学习主体上,坚持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第一位
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既是中国的历史使命所致,也是延安时期党强化自身建设所采取的首要方略.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最好的干部”,[1]“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2]而当时党内的真实情况是：“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他们在反日民族主义和建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这两点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则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3]这种状况,同中国革命正处于由低潮向转变的关键时期、坚持正确政治路线和适应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抓紧教育干部,培养坚强的、得力的干部,成了党在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4]174-175为此,1938年12月13日,在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5]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的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在的大力推动下,一场影响深远的学习运动在全党蓬勃兴起.
党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教育,采取干部在职学习教育和干部培训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为了加强党对干部学习教育的领导,1939年2月,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担任正副部长,领导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由于党面临的任务十分紧张繁忙,加之干部人数众多,不可能都脱离工作去各类学校接受系统的学习教育,因而“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就成为干部学习教育的一种基本方式.1942年,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6]为了促进在职干部学习教育的开展,党从1939年—1942年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制定了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和检查考核制度等,并把每年的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并表彰学习先进,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在做好在职干部学习教育日常化工作的同时,党竭力推进干部学校正规化工作.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党在已有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在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27所干部学校.为了加强对各类党政军干部学校的领导,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林彪、王明等还亲自担任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的校长,绝大多数的领导或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经常到这些学校演讲、作报告.不仅担任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而且在多所学校作了很多报告.这就为延安时期大规模培训教育干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和组织保证.
二、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
坚持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延安时期,为了培养大批熟知并能熟练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员、干部,党把马列主义作为党员、干部必学的核心内容,以适应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指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取得胜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时,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4]刘少奇在《论员的修养》中也鲜明地指出：“一个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7]等领导同志的上述论述,为干部的学习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从领导到普通党员、干部无不把学习马列理论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一时间全党上下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蔚然成风.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本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发愤攻读和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稿,其中仅收录到《选集》一至四卷（1991年版,共159篇）的就有112篇,占总数的70%以上.这些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写成的理论文章,不仅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论党》和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等理论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即使是在敌后和国统区,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把学习马列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秦邦宪和周恩来于1939年4月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了党员训练班,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为集训党员干部的主干课程.与此同时,南方局还要求各省特委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8]这些培训班的开办,为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国统区党的工作水平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专门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和学习总委员会.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学习组（以委员为范围,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9]205-2061942年6月,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成立了学习总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由和康生负责,领导延安的学习运动,并规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9]395此外,1941年7月,将马列学院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同年9月又改为研究院,强调研究院主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