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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看到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题为《从法制到法治20年改一字》,对“法制”变为“法治”的一字之易,作了认真的总结和辨析.我的读后感是,这一字之易,确是来之不易――但在法治问题上,值得总结、辨析的,不只这一点.譬如,在法治确立后的法治解读问题上,“纯粹”法治的误区就一直存在着、演化着,同样值得我们进行很好地总结和辨析,以推进法治建设造福人民大众.
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治终于正式入宪了.法治入宪,使法治地位迅速蹿红、直线上升,法治建设开始进入新时期.但从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法治并非万能,法治不能搞单打独斗,法治需要结合德治――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来“相辅相成”.于是,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在媒体舆论上,法治与德治“相提并论”的言论开始出现.与此同时,讨伐德治的文章也迅猛到来.其核心观点,就是德治即人治.理由是,古代的德治、礼治,就是人治,或者说是人治的延伸、组成部分.今日提出德治,岂能不是人治?这一说,无疑是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望文生义,显得很幼稚,但也很“执著”.直到后来,德治写入党的文件和宪法,批判德治才算匿迹――但问题远未解决.
这样一种怪象,很有一段时间了：哪位领导作了严惩丑恶的批示且也取得了实效,有人并不认为是好事,总在严厉或温和地批评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有的人还将此讥之为“批示治国”.时至今日,这种批评仍屡见不鲜,而且还越来越有“深度”.去年底的“绥德事件”,即那位校长为落实学生奖学金追缠县长签字竟被停职刑拘,后因榆林市委书记过问而很快发生逆转的事儿,有人就不看好,硬说这是人治――诘问这种“人治”,是不是在用更大的“官本位”来纠正一个相对小的“官本位”?
这种诘问,看似有理、深刻,实是误读、曲解.
法治或者说法治概念的确立,并不等同于法治或法治的理想状态.时下的中国,有些地方吏治腐败,作风纪律松弛,是不争的事实.安徽利辛县县委书记夏一松,倒是很想做不同流合污的“一棵青松”,但太难了.任职180天,收了也缴了数十万红包,“得罪”了很多人,最后不得不辞职走人.在如此腐败的吏治环境下,怎么可能生出理想的法治?倘再往深处想一想,我们应该能明白,在封建传统影响依然严重存在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实现法治的理想状态呢?理想状态,不会自动生成；理想状态,需要多种力量,如党、政健康力量（只能是健康力量不会是别的力量）的促动与推进.在早期,尤其需要这样的促动与推进.然而,同批判德治者的“潜在”观点一样,有人不从国情,即这个最大的实际情况出发,也不从匡复正义推进法治的实际效果出发,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法治一入宪,法治就该是至高无上的“纯粹”法治而畅行无阻,不能也不必有别的力量来助力.否则,党政官员伸张正义坚持“为民做主”的作为,便是“人治”,是人治在亵渎法治了,直至喊出“我们不需要仇和”的这样充满“”的口号.
这“”,只是书生的意气,是今日中国的“左派幼稚病”.这样的“幼稚病”,既伤害了好官,更伤害了法治：在这种氛围下,干了好事,却公然招批评不落好,谁还乐意干那些苦累多多、风险多多的伸张正义的“傻事”呢?于是,你躲我拖,“懒政”多多,“为民做主”倒是不再、不多了,但多了的是黑恶、丑陋的横行,是矛盾和问题的积累,是终于导致一个个件,譬如“实属必然”的事件以及个体性极端事件的爆发.当然,发生这样的事件,不会是一因一果,大多是多因一果――但“纯粹”法治误区,却一定是造成这一“果”的重要一“因”的!
任何进步,都需付代价.推进法治,更难有例外.只是,我们不该让“纯粹”法治缠身太久,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就是了.所以,我们当下的任务与课题,就是应该以足够的清醒和果断的措施,尽快走出“纯粹”法治的误区,让法治在众多“兄弟姐妹”的呵护下,健步而不是步履蹒跚地前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