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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实现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平等,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孜孜以求的梦想.正是在的带领下,我国打破了旧社会以剥削为基石的分配机制,建立起了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分配制度的基础.本文试图从公平分配的起点、过程及结果三个维度阐释的公平分配观,为我国缩小两极分化,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提供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浅析,,公平分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4-0008-02
近代以来,在殖义、封建主义的盘剥下,中国民生凋敝、国力衰微.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引发了国人对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的强烈向往.无数仁人志士揭竿而起,在不断的反抗中,努力构建着属于本阶级理想社会下的公平分配制度.的公平分配观就是在这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探索总结而成的.
一、公平分配的基础是人的平等
马克思在论述公平分配时曾将其划分为两种方式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并不平等与形式和实质上都平等.所谓形式上的平等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准则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取相应比例的报酬.然而买卖双方在生产资料、个人权利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会使的资本家很容易再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造成实质分配上的不公正.实质上的平等是指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社会的分配不会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出现不同.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个体之间是否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创建公有制能够让人们在生产资料拥有上实现平等,劳动的报酬的差别也只局限于生活资料的分派.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坚持主要体现在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新主义革命期间,是赞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待私人经济、只要不超出政府法律规定的范围,不但不能阻止,而且还要奖励和提倡.”[1]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态度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5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这种改造在实质上也造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消亡.到了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也实现了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便进行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愿望.
(二)全面提高个人的素质,缩小个体之间的禀赋差异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虽然遵循了统一尺度衡量的公平原则,但总会因为个体的先天禀赋差异而出现分配的实质不平等.因此很早就注重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他一方面注重人们各种平等权利的建设,为个体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他认为男女之间不应该区别对待,妇女也应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干群平等关系的维护,告诫广大干部不要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切实提到个体的素质.他认为文化应该为全民所共享,教育也不应该因年龄、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而有所差异.他不止一次的提出：战胜敌人“不仅要有拿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鼓励大家多编书、多办报、办好报.在教育事业上,积极提倡政府正规办学和人民业余办校相结合的模式,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和技术素养.
二、公平分配的方式是资源的统筹兼顾
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关系着国家、集体、个人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其本身也是各方面经过反复权衡和博弈的结果.处理这些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是统筹兼顾.
(一)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认为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协调,仅仅以劳分配的原则对社会资源进行初次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处理好二次分配时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方面,从本质上反映的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国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用于积累的越多,用于消费的就会越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就会受挫.反之,用于消费的越多,用于积累的就会越少,国民生产效率就会失控,出现坐吃山空的局面.因此对积累与消费比例的分配,始终持谨慎态度.他曾说：“每一年我们都要做经济计划,调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以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2]而且他还指出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视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丰收年份积累多一点,灾荒年间则应该少一点.
(二)统筹好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家、集体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很早就注重“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方针的运用,以维护广大军民基本生活.他曾提出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作为新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趋向一致,但时常也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针对这种情况,一再强调在处理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不能只维护一方,应当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主张的再分配过程中兼顾个人利益是适当的兼顾,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所明确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是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三、公平分配的核心是同步富裕
认为社会分配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中国的成立就是旨在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他曾在《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及其实施的评判标准应该是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解放的还是束缚的.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糟糕的国民经济状况,更是毫不掩饰他对生产力发展的渴望.他曾郑重的提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尽可能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3]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只发展工业化是不行的,必须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而实现的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策略就是农业合作化改造.他不止一次的强调要将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解放农业生产力,作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然而,对富裕的追求并不代表着会容忍两极分化的扩大.事实上,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到两级分化的问题.在土改几年之后,他就对农村中新出现的富农自发增长的资本主义以及贫农重新失去生产资料而走向贫困的现象表达了担忧.他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农村中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干预他一直很少介入的工资制改革.他认为工资可以增加,但是主要应该注意增加工人方面的工资,以便缩小党政干部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对两极分化,但也不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他认为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以及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对待平均主义,有着明确的论述.他在《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分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4]由此可见,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一种大体平均的同步富裕. 四、公平分配思想的启示
的公平分配思想是他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虽然它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于我们当代的社会公平分配制度建设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性.
(一)注重公平分配基础的调整,谋求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在追求社会资料公平分配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性,并一度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作为判断社会资料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标志.这与我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旧社会固有利益集团通过各种不公平的手段,获取了超额的社会利益,造成了社会资料分配起点的严重不公.作为工农阶级利益代表的人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加强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设,打破旧社会固有的利益壁垒,进行社会资料的重新分配,才能建立起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一的公有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分配机制,在实现分配起点公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及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是以我国务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分配制度,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继续壮大国有经济的发展,鼓励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我国进行社会资料的公平分配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不同阶层间的良性发展循环机制,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在进行社会资料公平分配的过程中,积极倡导统筹兼顾的理念,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力图实现新中国各阶层之间发展的同步化.这种做法是建立在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新兴富农、中农、民族资产阶级等阶层（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之上,虽然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一些阶层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阶层之间的裂痕,同时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的持续动荡埋下伏笔.因此要想实现真正分配公平,必须要建立不同阶层之间的良性发展互动机制,结束以一些人利益的牺牲来换取另一群人的需要的情况.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新兴的利益集团盘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就必须深化改革的力度,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开拓视野,突破固有的利益壁障,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共赢局面,让社会公众真正的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