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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个怪圈:执著于作家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却对作家的生平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很多文学研究者的作家论都显得十分单薄,像样的作家传记更少得可怜.比如周作人研究这几十年来,周作人传记写得最好的居然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国内的也只有钱理群十几年前的一本旧作可读.
初春时节,我读到了张耀杰先生的新书,感慨终于有一本像样子的曹禺传记可以流传后世了.张耀杰的本业就是戏剧研究,他的老师田本相先生是我国戏剧学界的权威,我曾经听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惋惜当年没把张耀杰招到门下.我之前很少读张耀杰的戏剧研究著作,反倒是对他的民国人物研究颇感兴趣,他写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系列书,我都一一看过,特色鲜明,在诸多民国人物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
谢泳先生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上写道:“张耀杰写作传记的一大长处,是他不平面地列举材料.他能让人从材料的选择和评价中看出自己的观点,还有就是对传主的负面东西毫不留情.像他这样以解剖的眼光写作传记的,现在还不是很多,所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恰恰是张耀杰写作最让人欣赏的地方.
这部传记,我认为最吸引人的便是对于传主私人生活的追溯.国内的研究者对于个别民国时代知识人的私人生活极为关注,比如胡适,但曹禺的私人生活却极少有人关注.陈白露的原型,便是曹禺的“梦中情人”王右家.张耀杰指出,曹禺对王右家曾有过不点名的回忆:“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据张耀杰考证,这里所说的“报社总编辑”,指的是1932年1月到天津《益世报》任社论总撰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后来在反右运动中与章伯钧并称“章罗联盟”的罗隆基.
当然,对于传主私生活的回顾并非本书的主题,张耀杰自称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动,就是觉得中国许多时髦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暴得大名,却从未见有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作品研究.
撇开曹禺的作品不谈,曹禺本人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可能更加值得反思.曹禺在1949年之后,曾多次参与政治运动,从胡风案到反右运动,无一遗漏.张耀杰指出,曹禺在1955年所写的《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而到了反右运动中,当时刚刚入党的曹禺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吴祖光,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这种迷狂的类似于演戏的状态,正符合《戏里戏外》这一书名对曹禺的定位.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