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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二人都曾积极投入中国的教育实践,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着重比较了蔡元培与胡适高等教育思想的差异.
关 键 词 ：蔡元培；胡适；高等教育思想；差异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
一、蔡元培与胡适在高等教育思想方面的差异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职能与培养目标
蔡元培在其起草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他在此所说的大学宗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高教的职能.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蔡元培指出：“教育方针,应一分为二：一普通,一专门.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而大学属于实施专门教育的机构,所以大学教育的职能,就不仅仅是培养健全之人格,而是上升为“硕学闳材”.所谓“硕学闳材”,指具有健康的体格、丰富的知识、优良的道德品质、健全的个性和深入研究学问能力的人.蔡元培指出大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培养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在于培养人们在各种知识领域中深入研究的能力.”因此要求大学生要抱定宗旨,专为求学,要养成研究学问的兴趣,养成学问家的人格.培养学者型的人才,成为其大学培养的目标.
“教育救国”是胡适教育作用论的核心,他认为,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和最长远的打算,唯有教育能够拯救中国.在胡适看来,高等教育尤其与救国紧密相关.1912年,他在《非留学篇》中说“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胡适坚定的认为教育是“百年树人之计”,是救国之根本.要救国,“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他在欧美旅历回来后,曾提出,欧美领袖人才辈出,都是大学所造就,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都是大学的产物.因此他急切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加快改革,以便能够但此重任,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他指出“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由此可以窥见,胡适认为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
(二)对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差异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与西方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局面形成了强烈对比,面对中西文化的对撞,蔡元培与胡适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而他们对中西文化态度的差异又决定了他们对中西教育问题的差异.
蔡元培的思想经过了从宋明理学到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再到向西方学习的变迁,在此过程中,蔡元培逐渐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态度.他认为：一个民族文化,若能常常对世界作出贡献,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以固有文化为基础；二是能够吸收他国文化为养料.反之,“一个民族不吸收他族之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上进.况且,许多文化成果本属人类的共同财富,即所谓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不必定要先存一个中外归属的偏见,甚而将之完全对立起来,形成文化交流互补障碍.”他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分不为其所同化.”
相比而言,胡适选择了“西化”较深较全的文化建设道路,将传统与“旧”、“落后”联在一起,而将西方文化看作是“新的”、“进步的”.他批判中国传统教育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来恐怕只有半打.”他希望“让那个世界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等”因此胡适执着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盘“美式”转轨,大力输入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
(三)关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问题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基于此,他提出了“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学为基本,术为基干”,他认为,大学应当“治学”,进行高深学问的研究,以此来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至于应用性质的“治术”,则应为高等专门学校来负责,对其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社会各项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他说：“大学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商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但蔡先生认为“治学”与“治术”同等重要.
而胡适则提出了更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认为,大学应有四种类型：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专科学校.他认为,大学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国家大学”,即直接隶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因为“此等国家大学,代表全国高等教育,为一国观瞻所在”；“省立大学”隶属于全省的教育习,可在当时的高等学堂基础上改造而成或者把一个省的高等实业、高等商业、法政专科等学校的基础上合并而成；对于“私立大学”,认为创立者应把所捐财产数目及办学宗旨呈报给本省教育司备案,教育司应在其成立后随时评估其办学效果.对于专科学校,认为有三大目的：造就实用人才；研求新法以便改良本行实业；培养管理人才.对于设立专科的目的,认为有三种情况：经费不足以办大学；当地急需某门科学；当地地理位置最适合于办某个专业.
蔡元培与胡适有关高等教育思想的差异并未影响二人对于北京大学改革工作的进行,反而为各自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蔡元培与胡适关于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分歧的原因
1.两人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参照体系不同
相对于胡适而言,蔡元培接受过更为广泛的传统教育,清末民初的新教育思潮中有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美感教育等也对其有所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甚深.而在留学德法的过程中他又切身体会了西洋文明的先进,尤其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更是影响其一生,此外,他还汲取了严复、王国维等学者有关教育思想的精华,可谓贯通中西.陶侃在《蔡元培的哲学方法论》中提出：蔡先生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行成了自己的二元论色彩的世界观,但方法上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儒家哲学之本——中庸之道或者说是折衷主义.
胡适则不然,19岁赴美,一别七年,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了解不够深刻.同时,作为来自落后国度的留学青年,面对中美两国的强烈对比,其心灵深处产生的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尊崇之情尤为深刻,身上的美国烙印极深,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思想成为其高等教育思想的蓝本.胡适深受杜威哲学思想的影响,接受了系统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教育,并且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教育理论的影响,唯心主义是其教育思想的哲学内核,他主张多元历史观,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同等重要,谁也不决定谁.
2.两人的政治取向不同
蔡元培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教育救国道路上遇挫后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发动组织“好人政府”失败后虽参与的清党运动,但其本意是以“法治”方式清党分共,完全出于自由主义立场,未曾料到大开杀戒.在认清蒋的面目后曾说“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对蒋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1928年8月,蔡先生因不愿与集团为伍,毅然辞去所兼各职,专任研究院院长,10月,国民政府设立五院,任命蔡元培为监督院院长,他坚辞不就,而是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力于争取和人权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