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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医疗体制改革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随机地抽样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加拿大人,问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医疗体系满意不满意,我相信(这不是我捏造的,这是有真实调查的,但是我一下找不到原始数据了)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国家的医疗体系不满意.但是,你如果问他们下面一个问题：在英美加三国中,有没有比你们国家更差的医疗体系,同样超过一半的人会认为这三个国家中还有比自己国家更差的医疗体系.具体一点：英国和加拿大的认为美国的更差,美国人认为英国和加拿大的更差.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市场化成分最重,英国是国家医疗体系为主体,但是有比较昂贵的私人保险和私人诊所,加拿大是一个清一色的国家主导的体系.
这学期,和我一起做助教的,有一位是来自牛津大学的肯尼迪学者伊丽莎白芙茨小姐.有一天我们闲聊就聊起了美国的医疗体系,她问我觉得美国的医疗体系如何?我说,我没有感受过美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系统,但哈佛给其学生提供的医疗保险是相当好的,相当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几乎所有的病都覆盖.二是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这位芙茨小姐觉得不是很同意,她说：凯,你知道我是来自英国的,我们那里看病排队排个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很正常.我到了这里以后,发现哈佛校医院的专科门诊队也非常长,我都在怀疑,我是不是在美国.我的回应很简单：你说的没错,但哈佛校医院的服务模式就是英国的服务模式.学校出钱为全体学生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医生是领工资的,跟自己看的病人多少没有关系,专科医生学校又雇得很少,排长队是自然的.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大,转到别的医院,你就会发现那里的专科门诊队很短.
说完这些,我再说说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古巴.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古巴采用的是赤脚医生的医疗保健模式.用受过最简单训练的医生以及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不想否认过去的中国和古巴在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的确,赤脚医生的模式用很少的钱就非常显著地改善了整体的健康水平.但,我也想说,数字表现出来的不是全部,说中国用赤脚医生的方法就把人均寿命从三十几岁提高到了六十几岁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认为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模式,也有点言过其实.因为,生命不是线性的.
现在我们的人口都很健康了,30岁的时候正是生命旺盛的时候,不可能想到那个时候会死.在60年前的时候,30岁的人也是生命旺盛的时候,也不会死.那为什么那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呢?让我告诉你：1．婴儿夭折.在算预期寿命的时候．只要一个孩子出生了,就算一个人.一个孩子如果在3个月的时候夭折了,那他的寿命就是3个月.因为较高的婴儿死亡率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看上去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过去的中国也是这样.2．妇女生产死亡.直到今天,你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生命表格”,25岁左右对于妇女还是一道重要的坎.25岁之前妇女的平均寿命会低于25岁之后妇女的平均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妇女会死于生孩子.3．营养不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在很多年前就教会我们,人群的身高,预期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的是这个人群的营养水平(卡路里摄入量).换句话说,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一个医生都没有,让人们吃得好一些．人们就能活得更长.4．大范围的流行性疾病.这种疾病很多,但对付流行性疾病在很多时候不需要很好的医生,只需要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控制就行.要控制艾滋病,教会人们使用避孕套就可以抑制很多传播,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医生.控制痢疾,能让人喝上清洁的饮用水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医生.
我说上面这些的意思是,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确实对应着预期寿命的大幅度提高,但这提高的背后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赤脚医生”会治病,而是人本身的生命就不是只有30岁的,只要消除了几项主要威胁人们生命的疾病或者风险,人均预期寿命就会大幅度提高.
但是,当要把人的预期寿命从70岁提高到78岁的时候,前者是中国的数字,后者是美国的数字,这件事情就不是赤脚医生能做的了.赤脚医生看不了那些复杂的老年病,治疗老年病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的.因此,我们不能用把人均寿命从30岁提高到60岁所花的钱,去推断把人均寿命从70岁提高到78岁的钱,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既有把有些人口从30岁提高到60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希望将自己的寿命从70岁延长到78岁,我相信能看这个博客的人都属于后面这个群体.这还只是一个静态的问题,再往后50年,我们的人口会更加富裕,我们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因此,我们面临的70到78岁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说了这些,我想指出,现在无论中国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体系,都要有足够的灵活性,都要有长远眼光.我们不可以50年后再像今天一样把旧的医疗体系全面推倒,重头建一个新的体系.
郭凯的博客http：／／kaiecon．blog．sohu．／200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