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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危机中的身份确认
晚清政府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处处丢脸、节节败退,以至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自信心的丧失反过来也激起了中国文化自尊心的反弹.略去各种抱残守缺的遗老派,以国粹派、国故派为发端的近现代文化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发扬上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以章太炎为例,他曾明确提出国学救中华的思路.1906年6月29日,39岁的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西方文化压迫感必然引发被压迫文化的抗击.清末民初时的国学这个概念和国学教育运动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底色上提出和展开的.不管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出于民族自救的一种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承接的国学复兴运动有了不同阶段、多种方式的响应.以团体形式反击的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康有为及其“孔教派”和章太炎领导的“国粹派”；“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梅光迪、吴宓等的“学衡派”；梁漱溟等开创的“新儒学”；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及1930年代王新命、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所产生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个体面目出现的如严复、陈衍、陈汉章、辜鸿铭、刘师培、马一浮等.虽然当时的“国学”名称上尚有“国粹学”、“中学”、“国故学”、“旧学”等之小异,但大同处都是于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六艺、七略、四部之学,于形式上突破了笺证注疏的诠释范式.价值诉求依然延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等人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从中国学术内部看,国学依然是中国学术从经史之学到诸子之学再到东方文明之学的逻辑嬗变.从域外学术看,国学乃是国际汉学在中国的自身身份确认.而从学术外部看,国学乃是源于中国在过渡时期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再造文明的冲动,也是向着中国现代化方向不断自适以因应发展的结果.总而言之,国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刺激和日本学术自我更生的启示之下形成的,旨在新的视野和方法上研究中国文明的一种学术形态.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正是在这种国学观念和国学活动的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为应对国门大开所引发的剧变,晚清政府在教育上一直在聚讼、探索、调整、创新和变革.张之洞等洋务派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兴办新式学堂,以西学为榜样广泛培植技工类的应用人才,而保存中学之体的教育则体现在全国广设存古学堂这一举措上.至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晚清政府照搬日本成法,于1902年制定壬寅学制、1903年制定癸卯学制.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其间,国民政府也两度颁布新学制：1912年壬子学制、1913年壬子葵丑学制,都参考日本的模式.在晚清学制中,儒学虽降为经科,但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到蔡元培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后,才将经学支离到哲学、国文、史学、政治诸部门,实际上取消了经学.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文章学术,也因此遭到极大的挤兑.与国学学术复兴运动一样,国学教育也是在这种西式教育体制的巨大压力下艰难地展开的.大略可分为初、中级教育阶段提倡读经运动和高等教育阶段创设国学专门教研.产生实质影响是高等教育中的国学教研.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国学门以各自的巨大影响和教育理念,适可作为代表,恰好两者又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学教育的先声.1920年冬创建于惠山之麓的无锡国专是以国学作为一个科目的高等专科教育.而酝酿在无锡国专之前(1918年冬)、成立在无锡国专之后(1922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则属于高等教育之上的教研机构.无锡国专代表了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期国学教育,而北大国学门则代表了西方学术体制向中国移植的国学教育.接踵而至的清华、东南、燕京、金陵、齐鲁、华中、辅仁、岭南等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以及“中研院”的建立,都是这个潮流的清波余澜.本文尝试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为研究对象,剖析一下国学教育与内忧外患的刺激中所催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国学”之名是在近代作为“西学”镜像之名以一个“他者”的身份登场的.新学旧学、西学中学的争议几乎贯穿整个1900年前后各30年.旧学基本是节节败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严重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刺激了传统学术研究的反弹.今天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怪象,使一部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文化名流忧心忡忡.‘五四’以后,人们由担心逐渐转而采取行动挽救国学,藉以缓解上述纠缠在一起复杂棘手的社会矛盾.”以无锡国专为代表之一的国学教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它既承担了“国学”应有的道义使命,又适应了现代学科的发展.
二、自立专科：新文化运动刺激下的反响
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由胡适、陈独秀举起的.这个运动纠缠着各种文化立场、文化判断力和文化发展规律等问题.以文风文体为例,当时,白话文的胜利被要求以杀死文言文为必要前提.但从历史上看,文体发展并不是一个取代一个.虽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但五言兴,四言犹在；律绝兴,古体犹存；词曲兴,律绝犹盛；说部兴,词曲不衰.鼎新鼎新,革去旧鼎,何以措新.直至今天,全国几十部现当代文学史,充其量只能算半部现代文学史,或者只是一部现代白话文学史.因为,没有一部论及那刚刚逝去的一百年中的旧体诗,难道康有为、杨圻、苏曼殊、吴宓、陈三立、郁达夫、马一浮、陈寅恪、钱仲联、钱钟书、等等的文字就不能进入文学史！我们在反思“国学”作为专科时,有必要先审视我们的文化发展规律和我们的文化立场.
1916年2月胡适在美国与梅光迪讨论文学发展问题,随后《文学改良刍议》在摧毁旧文化的战役中有首义之功.但随后,“文学改良”被陈独秀发挥为“文学革命”.胡适自己却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于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始终与疾风暴雨的颠覆性革命保持距离.但青年们却多选择了文学革命的那条路,大海扬波,很快受他们影响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成《新潮》月刊社与《新青年》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