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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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苏智欣（Justine　Su）,女,美籍华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Northridge,CSUN）教育管理学教授、中国所所长、大学国际项目总负责人.曾在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主修英语专业,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外事局任职3年,之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政策学硕士和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ＵＣＬＡ）和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任教,以UCLA太平洋研究中心和CSUN中国所为平台,为中国教育、卫生等部门的管理者和学者设计并举办了多种类型的长期和短期的培训项目.由于为促进中美合作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她荣获中国政府授予的“春晖奖”和美国国际荣誉学者联合会颁发的“国际交流杰出贡献奖”.

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速度堪称世界第一

《世界教育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根据您自己多年的经历和观察,您如何看待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您觉得中国高校应该如何面向世界?

苏智欣：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国际化的速度更是突飞猛进,堪称世界第一.每年我到中国不同的大学参观、开会、讲学、调研,都能看到令人惊异的变化.我所在的美国CSUN的国际交流项目也直接地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首先,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美国所有外国学生中名列第一,去年在CSUN的中国学生人数也升为第一.其次,访问学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2012年秋季学期,我们的姐妹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一次性派出20名数理、工程和管理专业的访问学者到我校研修,目的是加快中国大学课程和教学的国际化.这些教师们在CSUN教授的指导下努力提高英语应用和教学能力,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特别是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方法.他们完成研修回国后将成为教学改革的先锋和骨干,可以用双语教授专业课,既教中国学生,也教国际学生.教出来的学生能在国内外学习和发展事业.与此同时,这些教师在访问期间向CSUN的师生介绍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介绍他们学校的尖端科研和学习项目,并邀请CSUN的教师和学生去他们学校访问参观,去他们家乡做客游览.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CSUN的教授和学生也会成为南京理工大学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增添色彩.这样的中国大学让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都自叹不如.

今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率团访问我校,并与我们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杨校长在会见我校教授代表时,神情激昂地阐述了他对大学国际化的愿景.他希望,华中师大10%的教师具有出国研修的经历,10%　的学生有出国学习或实践的机会,10%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10%的毕业生有能力在跨国公司或企业成功就业.我坚信,这样的校长一定能带领他的大学迎接任何挑战并实现国际化,这样的校长就是国际化的大学校长.当然这样的校长绝不是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而是有担当、有计划、有行动的人.目前,我们两所大学正在制订和落实多方面具体的合作与交流.

从某种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潮流正在推动美国大学的国际化.在领导意志、人事安排、经费资源等方面,美国大学并没有将国际化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中国大学的外事处长一般都有数十人以上的人员配备和足够的经费支持,而美国大学的国际事务往往由一名教授处理.16年来,我兼任CSUN中国所所长一职,基本上是义务工作,每周约20小时,占去了大多数假日和周末时间.之后我兼任大学国际交流负责人一职,也只能在“半个教授”的工作时间支持下发展和落实我们大学与几十所国际姐妹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我遇到的所有中国大学外事处长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可见,美国大学实行国际化实际上比中国大学艰难得多,缓慢得多.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中美大学合作项目都是由中方发起,并由中方率先资助的.

二、中国需要发展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国际化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您认为中国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最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苏智欣：我认为,中国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不要只模仿那些培养精英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而要考虑发展能为所有人提供平等和优质的高等教育,要发展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

1958年,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科尔主持起草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获得了加州参众两院通过,于1960年开始实施.该规划提出加州既要有重视理论基础研究和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加州大学,也要有侧重实践研究和培养实用人才的州立大学,还应有所有年满18岁或高中毕业的学生不需经过任何考试就可以上的社区学院.最重要的是,这三种层次的高等院校相互之间都有协议,学生可以较容易地换学校、转学分.实际上,现在20%的加州大学学生来自社区学院,50%以上的CSUN学生是从社区学院转来的.这样的高教体系能为所有想上大学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以及转换专业和职业的再学习机会,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普及高等教育.我在加州大学和州立大学都做过教授,知道许多优秀的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去上四年制大学的.因为种种原因,目前特别是经济上的原因,这些学生会选择学费低、基础科目齐全且不用住校的社区学院.很多人在社区学院完成实用型课程的学习、获得书后就会选择就业,而想继续学习的人会将基础课学分顺利转到加州大学、州立大学或私立大学,以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几乎所有的学分都可以互相转换,社区学院几十美元一学分的课与私立大学一千多美元一学分的课可以获得同样的认可.在CSUN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中,许多才华出众的人都是从社区学院或州立大学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多数人改变过主修专业和事业方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数年,在获取博士学位后才进入州立大学任教.实践证明,这些人往往比那些从名牌大学毕业的人能更好地胜任州立大学的教学和实用型的科研工作. 在美国,从社区学院转入大学的学生与直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有同样的机会走上成功之路.例如,今年我指导过的一名州立大学学生,他的经历在中国家长眼里绝不是模范.他上高中时就在一家冰激凌店和电影城游戏区打工,高中毕业后先上了两年社区学院,同时在一家电影公司担任背景演员,之后在一所私立男校当了四年儿童看护员.后来对营养和烹饪产生兴趣,便去烹饪学校培训了5个月并获得厨师助理执照,接着他又在另外一家社区学院学习一年并获得副学士学位,这时他便有资格转入CSUN,主修他感兴趣的多媒体与电影专业,同时在大学兼任他喜爱的厨师助理工作.他在CSUN学习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列入院长荣誉名单,并于今年5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从去年开始,他在我的指导下申请美国政府授予大学生的最高荣誉奖——富布莱特学生奖.他凭借特有的经历和学历,还有丰富的业余爱好——烹饪、音乐与创作性写作,一举击败众多竞争者荣获富布莱特学生奖.目前,他在马来西亚担任富布莱特项目的国际英语助教.与他同行的美国助教中不乏最顶尖学府的毕业生,但他毫不逊色,甚至比那些名校毕业的学生更成熟,更有经验,也能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就是美国典型的成功青年.他的个人学业、生活和事业道路并不顺利,但他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多重的职业选择和专业转换中获得更重要的人生经验.因为对他来说,教育的目标存在于曲折而有意义的教育过程中,这是杜威对教育目标的诠释,也是许多美国大学生的亲身实践.如果没有社区学院这样的无门槛的高等教育机制,以及社区学院与大学之间融洽的接轨,许多年青人,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差的人,或是那些有才华但因各种喜好而走过弯路的人,就会失去宝贵的受教育机会.

发展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但能使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还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在过去20多年的比较教育研究中,接触过很多中国学者.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是统一高考.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杜绝应试教育弊端,更不可能真正贯彻素质教育.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还不可能完全取消高考制度.但是,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可以变革为互为连接、互为转换的多层次高等教育体系,就可以极大地减缓高考的压力,为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比如,研究型大学录取学生时除了看推荐信和中学各项表现之外,还可以多注重学术性高考科目的成绩；实用型大学可以较少参考或不参考高考成绩,但注重学生在中学的表现和成绩；而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或初级学院录取学生时完全不看任何成绩和考试分数,只要学生年满18岁或高中毕业即可.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类大学没有贵贱之分,只是教学内容侧重点不一样,并且学生从社区学院也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入实用型或研究型大学.我认为,这样的教育体系可以帮助中国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摆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压力,消除对所谓名校的盲目崇拜和追求.在这种教育体系下,中小学教师才能真正地开展各项课程和教学的改革工作.

三、中国大学一定要坚信自己的实力,

并发挥自身的长处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进程中,中国高校应如何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苏智欣：在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大学一定要坚信自己的实力,发挥自身的长处,不要盲目地照搬国外的做法.例如,美国的大学生没有“班级”这一组织的概念,犹如一盘散沙.学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可能上完一门课,甚至读完一个学位,而不结识大学里其他同学,除非学生专门参加课外学生活动机构或组织.这种现象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机构,比如CSUN里尤为明显,因为CSUN　70%以上的学生是非传统走读生（或车读生）.这些学生很容易感到孤单无助,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面临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中国大学的班主任制度和严格的班级体制有助于培养学生集体合作的精神和习惯,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大学的优势和法宝.同时,对准备赴美学习的中国青年也要进行充分的教育,锻炼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使他们学会有问题及时联络大学咨询中心.在美国,帮助人的机构往往不会主动来找你,你不去求助,就会被认为过得很好.

四、高校应培养学生全球化意识与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您如何理解“全球化公民”这个概念?在您看来,高校应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全球化公民?

苏智欣：我认为,全球化公民或世界公民应该具有以下的素质和能力：跨文化的国际视野；渊博的国际基础知识,包括世界历史、地理、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相关领域的全球性知识；能用不同的思路和语言理解和联络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人；有胆识、有能力在多元文化或国际化机构任职甚至担任领导工作；立足于本土文化,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贡献.

那么,高等院校应该怎样培养学生成为全球化公民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大学生对本土文化、对自己的根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或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与合作.中国这一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大多是家中的小太阳,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凡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别人想得少.并且,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生出生于汉族家庭,因此,他们的文化和家庭背景单元化或属于主流文化,而不是多元化.中国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全球化公民就必须正视这些现实,迎接这些挑战.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中国的大中小学校都十分重视国际教育和国际交流.学生从小就有机会学习世界知识和外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家的人,有条件出国游学或留学,出国年龄也逐年减低.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研究生,到本世纪初已经发展为以大学生为主,最近几年进一步降低到高中生,甚至小学生.今年放春假时,我带领一百多名美国教师和管理人员到北京和上海的学校参观访问.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学校非常重视并从小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意识以及流利使用外语的能力.他们发现,中国学校最明确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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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这样的师范生课时,会要求学生做3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寻找自己的根,通过家访、查资料,甚至做DNA测试,来确认自己的先辈所代表的民族和文化.在美国,这很可能是两种、四种、八种,甚至是十几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有的少数民族家庭为了让孩子完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以获取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不让他们学习自己的母语和文化,甚至让他们感到引以为耻.通过寻根项目,学生可以重新认识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并以此为荣,为多元文化学习打下坚实的根基.第二个项目是走出自己的本土或母语文化,认识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和民族.学生必须亲自与一位和自己根基文化完全不同的人交流,了解他们的背景与移民经历,特别是在美国就学和就业的奋斗经历.通过这样的接触和调研,这些未来的教师们对多元文化开始理解和欣赏,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学生开始同情和支持.这时,他们就可以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师范生合作,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和执行第三个项目,即观察和描述当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中存在的一个迫切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经过这种培训的美国教师具备最基础的多元文化意识和能力,可以接受和教导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受到歧视和粗暴对待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学生.但是,从多元文化教育走向全球化教育,从跨文化的国内视野到跨文化的国际视野,美国大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积极开展与中国大中小学的合作,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在当今世界上,不论是作为推动者还是被推动者,没有人可以阻挡教育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五、为中美交流所作的贡献是我应尽的义务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在中国教育部外事局任职,现担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中国所所长,负责大学国际项目,为促进中美合作与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国际教育交流经验,请谈谈您的成功经历.

苏智欣：我很荣幸地在中国教育部外事局任职3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也是我现在做中美教育交流工作的原动力.我在中国教育部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是我做教育管理工作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教育刚开始对外交流,国家的外语人才很缺乏,因此,我们这些首批出国留学生归国之后,都在机关和重点大学担当要职,参加并负责中外教育交流工作.我们为领导和重大教育国际会谈做翻译,为出国留学人员和外交官办培训,接待高级外国教育代表团,陪同重要中国代表团出访,并策划和协调各类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项目.这些难得的经历为后在美国大学发展和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有幸认识了美国著名教育学者古得莱得博士.我被他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教育改革信念所感动,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生,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大学开展的全美最大规模“教育工作者之教育”的研究项目,并在他的指导下获取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我从1996年开始兼任加州州立大学中国所所长,从2002年起又兼任大学国际项目总负责人.虽然我在美国的学习和刚开始工作的重点是美国教育管理和师范教育,但是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并且提前数年破格晋升为正教授之后,便积极从事中美教育比较研究,领导并主持了中美校长培训比较研究、中美师范教育比较研究、中美科学教育比较研究、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影响研究、中美小学教育比较研究、中美大学教学比较研究、中国海归学者追踪调研等项目,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90多篇,并在美国、中国及欧洲学术杂志和书刊上发表60多篇研究论文,包括《国际教育论坛》《教育展望》《牛津教育评论》《比较教育》等,　还有中国的《课程·教法·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外国教育动态》等.此外,我还应邀为多种国际一级学术杂志担任评审和编委,最近还荣幸地被贵刊聘为特约编委.近年来,　我还担任了中国4所大学的荣誉教授以及台湾大学的国际评委.我所主编的译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已成为中国教育学者从事教学和教改的必读参考书.当我在中国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们赞誉我在美国大学为中国所作的贡献比我回教育部工作还要大得多时,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和认可.我将继续努力做一名称职的全球化公民,我有义务也有决心为中美教育改革和交流贡献我毕生的精力.

六、加州州立大学与中国的交流最频繁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与哪些国家、哪些教育机构进行了交流合作?组织了哪些形式的活动?

苏智欣：我所在的CSUN先后与25个国家的百余所大学签署过正式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46所中国大学,可见我们与中国的交流是最频繁和最广泛的.CSUN中国所于1982年成立,在美国高等院校中率先发展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几十年来,中国所帮助CSUN与中国四十几所高等院校及政府机构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培训了几百名干部、数千名学者与学生.主要培训项目有：为广东、大连、上海等省市的政府举办的长期性领导干部培训班；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局举办的教育管理人员工作坊以及影子校长与教师培训班；医院及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培训班；中国教育部及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科学教育师范教师培训班；为中国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举办的夏令营等.CSUN教授与中国学者合作发展了各种科研项目,涉及教育、企业管理、金融、创新策略、卫生与医院管理、城市规划、电影电视、戏剧、音乐、美术、服装设计、信息系统等领域.教育方面的科研项目有：中美教师教育比较研究、中美校长培训及学校改革研究、中美中小学教育研究、中美科学教育比较研究以及在CSUN培训过的中国干部追踪调研.自1999年起,中国所每年都帮助CSUN学生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并在中国大学学习.有些学生已经在中国成家立业,或在中美交流机构担任重要职务,有两名学生还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进入21世纪后,中国所与CSUN各院系合作,为中国的姐妹大学发展了多项合作学位项目,包括金融、工程、艺术、健康卫生及医院管理的本科“2+2”项目,以及音乐和教育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项目.具体请查阅中国所的年鉴和网站（http：//.csun.edu/china_institute）. 七、希望帮助美国大学

发展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项目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中国所所长,您是如何加强中美交流与合作的?今后会有哪些新的进展?

苏智欣：为中美交流作贡献是我应尽的义务,但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并不容易.我已经提到,美国大学的领导并不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对我们中国所以及与中国的交流项目基本上不提供任何人力和物力支持.因此,中国所的工作主要依靠我和其他华裔教授以及一些美国教授的义务劳动.我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和周末时间都用到中国所的项目上.如果有大批人数的中国代表团和访问学者在这里培训,晚上也会有很多活动和安排.至于中美比较教育研究项目,仍然是我教授生涯的最爱.对此我只好占用自己的睡觉时间了,这样很辛苦但也很快乐.目前,我正在计划与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合作,将我在过去二十几年里发表的比较教育研究论文整理并用中文出版.

在新的学年里,我们有很多新的计划,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我们要帮助CSUN文学院发展一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项目.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和目标之一——让更多的美国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帮助他们成为像我一样的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终身大使.虽然中国所于1982年就成立了,但是由于经费和人事的原因,大学里一直没有聘用一名全职教中文的教授,因此没有真正发展起中文学习项目,只是偶尔开设几门中文基础课.目前,加州高等教育仍然处于困境,大学里没有经费聘用相关人员,但是我们要争取政府和基金会的赞助,以及中国汉办和姐妹大学的帮助,将这个项目办起来.此外,我们正在与中国有关大学商讨发展一个专门为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举办的中国企业管理硕士项目.吉林大学聘请的CSUN教授李明芳博士就是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第一批企业管理战略计划专家之一.2012年,在他和孙一飞教授的发起和筹划下,CSUN企业管理学院、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与吉林大学联合成立了中美企业和政策研究中心,旨在发展合作培训和研究项目,召开相关的国际会议和研讨工作,加强中美学者在企业创新、社会变革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

在视觉和表演艺术方面,我们每年都举办中国艺术家展览和讲座,包括介绍西藏新面貌的摄影展、中国现代和传统画展、中国艺术研讨会等.我们经常邀请中国表演艺术家到大学艺术中心演出,并为教师和学生开设知识性讲座.著名的梅兰芳京剧团、天津京剧院、上海戏剧学院、谢晋电影学院、中国杂技团、中国交响乐团等都在我们大学演出过.我们新建成的国际一流水平的山谷艺术中心将为中美艺术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天地和舞台.我们大学的女生合唱团已经两次赴中国大学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传播友谊和文化,并且受到了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相关报社的采访和报道.CSUN著名的学生爵士乐团和戏剧团体也多次赴中国参加国际艺术节.在上海世博会上,克林顿国务卿专门邀请CSUN戏剧专业的学生与谢晋电影学院的学生在美国馆国宴上同台演出.目前,CSUN的艺术、传媒和交流学院正在与美国著名的杰弗里芭蕾舞团和中国姐妹大学协商,准备筹办一个国际性的芭蕾和现代舞学位项目.我们与上海师范大学新签订的本硕连读的音乐表演艺术学位项目也将在2012年夏季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帮助中国教育机构培训校长、教师、师范生,并联合培养教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CSUN教育学院早就被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认定为全美最佳五所培训教育工作者的大学之一,并荣获美国大学发展示范性教师培训项目的专门基金,多年来也帮中国培训了大批教育管理干部和教学人员.2012年初,我们还帮助CSUN附近的美国学校近120名教师和学生到北京和上海的学校参观与交流,并进入课堂和中国教师一起教英语,使美国教育工作者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教师近距离交流,学习中国学校的先进经验.这次的教师访问和交流也为美国学生带来了参加上海国际学生夏令营的机会.7名墨西哥裔、贫困家庭出身的美国高中生在美国高校和上海市政府的资助下参加了上海国际夏令营,与中国及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展示了他们的科学项目,交流了心得体会,增进了新友谊.

此外,我们将继续帮助中国培训医院管理人员并开创新的医院管理和护理专业的学位合作项目.广州市卫生局已经在我们这里培训了多批管理干部,山东和湖北省也先后派医院管理人员前来培训.目前我们正在与昆明医学院合作,邀请云南省的医院管理人员来参加培训.在教育和医院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中,我们一直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比较研究,已经在中国和美国的各类学术杂志和会议上多次发表论文.负责医院管理项目的鲁宾诺教授还成为《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的封面人物.他和广州医学院副院长魏东海博士合作的医院管理手册也将以中英双语形式在中国出版.

八、中国教育的最大优势是扎实的基础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优势与教育优势.根据您多年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经验,您认为中国教育有哪些优势?西方国家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借鉴?

苏智欣：中国教育的最大优势是扎实的基础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学生的成绩在国际比赛中遥遥领先,而美国学生的成绩往往排名较后.在最近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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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比较中美小学教育时,发现了两大不同点：第一,中国的小学是单科教学制,而美国的小学是包班或多科教学制；　第二,中国的小学教师集体备课,合作教学,而美国的小学教师孤军奋战,独自教学.中国小学的单科教学制和集体备课法保证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中国教师每天讲课时间并不多　（2～3节课）,但有大量的在校时间与其他单科教师一起认真备课,及时商讨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订正学生的家庭作业和课堂作业,并为学生提供纠正性的反馈.相比之下,美国的小学教师实行包班或多科教学,每个教师负责一个班级全部的课程教学,因此讲课就占用了几乎所有的在校工作时间（6～7节课）,没有时间与同事会面交谈,也没有时间改作业,更没有时间给学生提供必要和及时的反馈.久而久之,美国小学生与中国小学生在学习上必然出现差距.由于基础薄弱,许多美国学生在中学要补习小学的课程,到了大学还要补习中学的课程.读完或即将读完小学的中国学生如转学到美国,都发现自己被冠为天才（gifted）或高天才（highly　gifted）,其实是受益于扎实的基础教育.当然中国的小学教育也有弊病和需要改革的方面,我会在贵刊连载的比较研究论文中详细地论述. 美国教育的最大优势是普及的、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以及拥有雄厚资金、先进设备、汇集全球智慧人士的研究生教育.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国际化和信息化,应发展多层次、互为连接的、为大众开放的高等教育,从实质上减轻高考的负担和压力,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各种有用的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设备,在推动国际化和信息化方面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甚至有更大的投资和更远的规划,例如前不久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也在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聚集中国,开发最尖端的科学项目,培养最优秀的研究人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科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但要仰视站在科学顶峰的精英人士,更要关注那些处于弱势的、尚未享受平等和优质教育的贫困学生,以及有特殊需要和残疾的学生.到中国学校参观的美国教师发现中国的教育目标和实践中有一大缺陷,即没有体现出对有特殊需要和残疾的学生的充分关心和高度重视.在中国,大多数残疾学生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尚不能得到与其他儿童和青少年一样的受教育机会.而在美国,这样的学生享有较多的平等机会和资源.美国大多数学校将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残疾儿童纳入普通课堂,利用政府提供的额外资助和支持,让这些学生与其他学生一起接受平等的教育.美国公立学校的所有教师必须接受特殊教育的课程和实践培训.此外,各所学校均配有持有特殊教育执照的专业教师.

美国有各种特殊教育法令保障残疾人的利益和权力.联邦教育部每年拨出大批款项支持特殊教育,特别是推广全纳教育.我所在的CSUN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和聋哑教育系连续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联邦经费来发展和完善特殊教育和聋哑教育的师资培训工作,为师范生也提供了不少奖学金.州立大学的全国聋哑中心也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为所有聋哑大学生提供免费服务.在这里,聋哑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起上课.全班只要有一个聋哑学生,中心就会安排3名经过培训的学生助手提供服务：2名做哑语的手语翻译,1名做笔记.在大学所有的大会小会上,在法庭里和其他政府机构里,都有为聋哑人服务的手语翻译.

在中国,尽管也通过了相关法律,但往往不能从财政上为儿童和青少年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保障.由于缺乏财政支持,一些招有特殊儿童的学校无法购买相关设备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不能聘用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或聘请更多的特殊教育教师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服务.中国目前还没有为残疾人设计和实施个性化家庭服务计划（IFSP）或个性化教育计划（IEP）的相关条例.因此,中国学校在这方面可以向美国的全纳教育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CSUN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科研力量雄厚,为中国办过多次培训.我们希望在CSUN迎来更多的中国特教工作者,搭设特殊教育的国际交流平台,加大国际交往力度,尽快地建设一支高水平、专相结合的专业队伍,推动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九、《世界教育信息》肩负着既让世界走进中国,又让中国走向世界的特殊使命

《世界教育信息》：今年适逢《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创刊25周年.25年来,杂志既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新的挑战.请您对杂志的发展提些看法和建议.

苏智欣：热烈祝贺《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创刊25周年!在教育信息充斥于各种报刊和网络的今天,《世界教育信息》杂志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里既有名家演讲和专家评论,也有决策参考和比较研究,还有普通教师的切身体会和犀利视角.这本杂志不仅为中国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教育国际化工作者和关心国外教育的各界人士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教育的窗口,也为我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送来了中国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最新信息.我建议杂志开辟一个“中外教育信息交流合作专栏”,介绍和报道这方面的最新信息和具体策略.

据我了解,尽管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都与国外大学有交流项目（包括学者互访、合作研究、联合培养学生等）,但是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项目屈指可数.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大学管理人员亟需了解国际最新信息技术发展情况,与国外大学的领导及时交流,洽谈项目以达成协议,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最新的教学信息和最全面的服务.加州州立大学已与上海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信息技术专家启动了信息化的相关合作,并将与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技术专家发展同样的合作,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机会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争取为中美教育管理信息的广泛和深入交流作出榜样,总结出宝贵的经验.

最后,我希望更多的海外学者能看到《世界教育信息》杂志,有机会为其投稿.杂志最好有中英文双语版和网络版,并由中国驻外使领馆赠送给国外主要大学、信息中心和公立图书馆.我祝愿杂志再接再厉,成为传播世界教育信息和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的领军刊物,既让世界走进中国,又让中国走向世界!

编辑：张力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