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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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他于1894年到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1895年在广州发动起义开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今年是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国内独自发展起来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光复会成员,及其他革命志士而重新组成的第二个革命组织.

革命形势的发展

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目的,就是要抵抗列强侵略,振兴中华,而着手的办法,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成立共和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满族是当时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以,孙中山又以反满为号召,其实,这只是一个动员的方式,满汉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严格的族群区别,因此,这样的动员方式,与中国历史上推翻一个旧王朝的造反,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后来所谓“民族革命”,“种族革命”,不过是一种感情的煽动,清王朝一倒,这个问题就不再存在.但革命后建立共和国的方向则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其主要成员是海外华人社会各阶层赞成革命的同志.当时,国内的士大夫,正在进行维新变法,希望国家政治得到改良.孙中山同他们讲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道理,还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社会上的一些会党,有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能够接受孙中山反满造反的主张.但他要同会党谈共和的思想,那简直是对牛弹琴.

孙中山是个“孤胆英雄”,他仅仅集聚了微薄的力量,就敢于划破黑暗的长空,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在国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只好飘泊海外.在清政府的宣传下,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江洋大盗而已.他对国内的士大夫也深感失望.

不过,形势比人强.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民权”思想,已在青年士大夫中悄悄传播.变法失败后,清廷为排外的封建保守派控制,倒行逆施.1899年,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在缺乏现代观念的游民、农民、地主和乡绅中发展起来,1900年达到.清廷中那些顽固昏庸的保守派,竟然希望利用义和团,仰仗刀不入的神术,来抵抗列强侵略.结果,反而招致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在保护侨民的借口下,入侵中国,占领北京.慈禧与光绪仓皇逃往西安.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清政府的腐败与崩溃,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引起了爱国的人们对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觉醒.孙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乱之机,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已经不同,他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国内一批批青年士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社会学说,走上反满（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政治体制的变革,为了学习新学（西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出现了由政府公派和个人自费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热潮.从“忠君”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留学生中,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国内外涌现.如《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翻译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等宣传革命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学生黄兴,与青年学生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10月24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联络各自在浙江会党中活动的陶成章、徐锡麟等成立光复会,进一步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成熟.

留学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孙中山,钦佩他在国人沉睡时敢于首先发动革命,开始努力与他建立联系.这些革命者,都是传统的读书种子转变而来,在他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相见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孙中山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先进,魄力雄浑,他阐述的革命理论更是闻所未闻,令他们十分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与这些比他年轻的士子一起探讨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留学生们向他介绍了国内青年士子倾向革命的状况,以及在新建陆军之中,发展革命组织的方法及其优点,改变了孙中山以往对士大夫和清朝军队不能革命的成见,促使孙中山也努力与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当时,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国内的革命者在起义失败或政治面貌暴露之后,也往往流亡日本.这里也就成了革命者和革命思潮汇聚和激荡的地方.1905年初,孙中山往来于伦敦、布鲁塞尔、巴黎、柏林之间,在旅欧留学生中发展革命组织.旅欧学生和旅日学生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互通声气.应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约,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乘法国“号”轮船出发,经新加坡与革命同志会商后,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孙中山离开日本已经一年半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留日学生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在的学生也纷纷前往横滨,会见孙中山,并邀请他前往,与留学生晤谈.经过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深谈了两个小时,对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达成了共识,最后两人举杯祝贺.

孙中山在与留学生广泛地交换意见,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华兴会是当时最大的国内革命组织,它的态度非常重要.华兴会在内部讨论时,在是否仍然保留华兴会团体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搁置了争议.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各省革命志士79人参加,召开了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组织新团体进行革命的必要,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他建议新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引起与会者的讨论,最后,为团体保守秘密起见,删去革命两字,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向与会者提出并解释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与会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都表示接受,个个激昂慷慨,签署入盟书,宣誓革命.适在这时,房间后部木板突然倒塌,声如列帛.孙中山机警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一片雀跃欢呼.

8月13日,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由华兴会骨干宋教仁主持.会场只能容纳千人,但留学生蜂拥而至,会场为之爆满,许多人只能滞留在会场之外,都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聆听他的革命学说.孙中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台演说,他叙述了周游列国的经验,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不会沦亡：“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驳斥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说教,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学说制度,在革命后取法乎上,实行共和政治.孙中山演说过程中,全场兴奋热烈,掌声雷动.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8月20日,在日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草定的十六字纲领为宗旨,以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设定了组织机构.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推进革命工作.改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同盟会机关报,后定名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更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义的理论纲领,民族要独立,政治要,社会要均富,明确地为国家指出了现代化的方向.同盟会成立时及以后,光复会的成员,也陆续地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并不是以各团体组织联合的方式所组成,各个小团体的意识还继续存在,而原来的组织功能,则融入了同盟会之中.

《民报》创刊后,与君主立宪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也蔓延到海内外.论战的内容,主要是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与革命后的社会后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救,立宪派在辩论中显得理屈词穷,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论战对革命的动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场辩论,在理论上还很幼稚,立宪派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尤其在国内,革命的宣传大多局限于反满一点上,对现代意识的宣传,还很薄弱.不过,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固然有分歧,但在行动上也有许多合作,没有像海外两派之间如同水火.

中国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一役中,孙中山终于有机会踏上祖国的土地,登上镇南关的炮台,他异常兴奋,亲自发炮攻击敌军,第一次尝试了作为革命领袖投入战斗的滋味.在上述的一系列战役中,黄兴多次深入内地,率领起义军浴血苦战,以少搏众,迭挫强敌.他的坚毅和勇敢,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敬,成为同盟会实际指挥起义的军事领袖.

在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仍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活动,于1907年春,筹划规模宏大的皖浙起义,5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革命女侠秋瑾在绍兴被捕杀.光复会的活动陷入低谷,一批在国内的光复会员也加入了同盟会.

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本人又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1907年3月间,孙中山亮出了革命先烈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新的国旗,指挥革命,但遭到黄兴强烈反对.孙中山囿于个人感情,出言不逊,两人几乎决裂.但黄兴最终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放弃自己意见,顺从孙中山,继续团结奋斗.

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10年2月,陶成章在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孙中山组织的历次起义,以骨干分子在境外筹备,向内地输入军火和起义经费,策动会党和旧军队.但这些人一味贪恋金钱,非常不可靠.湖北的新军建设比较早,新军士兵的素质比较好,识字的人比较多,所以,湖北的革命者早就在新军中活动.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的经验,把工作集中到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不过,中部总会的成立,对于武昌起义和上海起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湖北,革命组织屡经变迁,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发起人和骨干,大都也是同盟会员,赞成同盟会的革命领导地位,但不属于同盟会的组织发展系统.他们在湖北新军中长期工作和潜伏,革命组织和力量虽然屡遭破坏,但一直在发展.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改变了允许铁路民办的政策,引起川、鄂、湘、粤四省爆发保路风潮.这一风潮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的群众,实行武力镇压.9月8日起,在四川同盟会员的策动下,各地爆发同志军起义,围攻成都.清廷派端方从武昌调一部新军入川镇压.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已经手足无措.同盟会中枢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对国内形势不太敏感.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信息,决心发动起义.尽管起义计划被破坏,但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于10月10日晚,冒险发难,打响了第一.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各地迅速响应,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1月4日上海起义成功,12月3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出任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

中国同盟会的改组与革命的失败

在这一段时间里,清王朝这只纸老虎终于被戳穿了,时局发生了眼花缭乱的变化,而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功能却很难发挥作用,去统一领导这场革命.武昌起义本来是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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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曾制订了革命方略和五权宪法.方略规定革命的程序分为三期,即“军法之治”（军政时期）,“约法之治”（训政时期）和“宪法之治”（宪政时期）,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建设议会制的共和国.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他对章太炎等人的言论深感奇怪.30日,他在上海主持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强调指出：“吾党所标三大主义,由民族而民权、民生者,进行之时有先后,而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即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者,则固无庸疑也.”但是,辛亥年的这场革命,反满是主要的动员口号,表面上获得了社会广泛支持,实际上它所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十分有限.许多革命者对共和主义和民生主义只是一知半解,对于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须培养的国民意识,更是十分模糊.不待革命成功,许多同盟会员已经失去了方向,孙中山没有力量把革命继续推进,最终只能在列强的压力下,与袁世凯达成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宣誓忠于共和为条件,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中华民国的共和制的政治架构已经建立起来,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政党,前清立宪派分子,组织有共和党等派系,一些同盟会员也脱离同盟会参加其他党派,而袁世凯的北洋系官僚集团则超然于政党之上操纵政局.中国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性质,受到反对派的敌视,在同盟会内部也受到宋教仁等人的批评.1912年3月3日,孙中山不得不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从事议会合法运动的政党.但这次改组不彻底,许多激进分子和所谓暴力分子仍在党内.由于党派的分化,同盟会在改组后的临时参议院中的力量不足,失去了正副议长的职位.

孙中山在卸任之后,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深感失落,不过对于现状,他觉得也可以接受,因而对政治的发展失去了热情,但他仍在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决定在社会上从事经济建设事业.中国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先后交由汪精卫、宋教仁担任.

宋教仁在武昌起义后,就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主张实行内阁制,也就是与袁世凯、立宪派分享政权,而由同盟会掌握实际行政权力.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北京）成立后,同盟会也参加了政府工作,但袁世凯实际控制着政权.宋教仁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坚持责任内阁制,实行政党政治,由议会多数党出任内阁总理,掌握实际行政权力,在宪法体制上架空袁世凯作为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对同盟会在3月间的改组并不满意,一度希望另外组织一个议会政党.章士钊发表文章,主张“毁党造党”,也就是取消革命的同盟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一个进行合法的稳健的议会运动的政党.7月21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即筹划与其他党派联合成立一个议会大党.孙中山对宋教仁与袁世凯角逐政权的意图,不太赞成,认为这样做只会使政局越来越混乱.但对于宋教仁组织新党的努力,仍表示赞成.不过,他在政治上表现消极,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规划他的铁路计划,希望在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在10年内建设20万里铁路.

8月12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达成协议,决定改变党名为国民党,取消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男女平等的同盟会政治主张.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重申了平均地权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演说完毕,即离开会场.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不愿意接受,在党内同志的坚持下,才同意担任名义,把党务交给宋教仁,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负责实际工作.中国同盟会时代至此结束.国民党是一个进行合法的议会活动的政党,但这个政党并不是由具有丰富的意识的人所组成,大量的传统官僚混杂其中,因而在实质上很难说就是一个具有精神的政党.

辛亥革命党人的现代政治意识还很幼稚,他们往往把议会政治的原理作为教条去观察政治形势,制订政治策略,宋教仁等人在计算政治力量对比时,把反对党作为政治对手,对没有议会席次的袁世凯集团,往往忽略不计,忽视了袁世凯集团的军事性质.是一种逐渐发育的社会生活,制度要有生活的基础.在清王朝崩溃、中国缺乏权威的政治生态下,才给了幼稚的议会派一个实验的机会.在1913年中华民国正式议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获得了胜利,宋教仁兴奋之余,一心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但袁世凯蓄意集中大权,帝制自为,于1913年3月20日放任部下在上海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执政的意图.民国初年昙花一现的议会制度宣告破产.孙中山决心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他已经没有一个革命组织可供驱使.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抛弃国民党,着手重新组织一个革命的党――中华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