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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有三个“国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丁村就占了两个：丁村古人遗址和丁村明清民居.第三个“国宝”就是陶寺,陶寺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实事求是地讲,在临汾,有考古价值的区域主要在襄汾、侯马、曲沃、翼城一带,而在临汾附近真正有考古价值的可能是尧陵等少数地方.
陶寺遗址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文化呢是龙山文化.陶寺遗址是1978年发现的.那年陶寺村有一户村民在村南边批了一块地基准备建房,挖地基时一镢头下去,嘣的一声就碰到一个瓦罐,后来越挖越多,就逐级上报,最终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文物部门的人到陶寺来一看,不得了,很有考古价值.陶寺遗址因为与陶寺村挨得最近,所以叫陶寺遗址,它实际上包括好几个村,包括陶寺乡中梁村的全部,还有东波沟村西北部和李庄村的东南部地区,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龙山时期考古遗存中面积最大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还是目前国内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城遗址,是一座城.陶寺考古正为这个探源工程提供了很典型的例证.
陶寺遗址的惊人发现
先来看一看陶寺遗址的规模和结构.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这就出现了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中期大城面积约270万平方米,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早期小城面积只有56万平方米,这里面有贫民居住区和贵族居住区,贵族居住区在小城的南部,而且分为东、西两个小区,下层贵族居西区,上层贵族居东区,东区即“宫殿区”.
考古发现,当年小城内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而且宫殿建筑的白石灰抹的墙壁上还有一些彩色的、蓝色的和带花纹的彩绘.大城套小城,小城里面有宫殿,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4000多年以前,陶寺这一带已经有那么一个人或一批人,能够调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这个城池,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也说明很可能当时已经有了国家.我们刚才说了,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城池,那么有能可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都城.根据历史上的传说,尧的年代也是在4000多年以前,这个城池是否就是当年尧的都城平阳总之,专家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尧的都城.
再看陶寺考古的第二个新发现.在陶寺遗址发现了1000多座墓,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穷人的墓,只有少数墓比较大、陪葬品比较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3015号大墓.这个大墓发掘出170多件东西来,在棺材下面还铺着一层朱砂,其中有三类出土的陪葬品值得注意：
第一类物品是鼍鼓、特磬、土鼓.鼍鼓就是用鳄鱼皮蒙的鼓.特磬是一种石制的乐器,土鼓是陶器烧的一种鼓,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王室重器,祭祀的时候才用,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第二类是檬和猪骨架,是缫丝的工具.把几个作为陪葬品放在墓里,就象征着放了几匹丝、几匹布,它们象征着一种财富.在墓里还有好多猪骨架,也有猪的下颌骨,有10副的,最多有30副.猪在原始社会是一种比较有价值的不动产,因为畜牧业在那个时代不发达,猪、牛、羊是富裕的象征,一般的小户人家不一定有.第三类物品是象征王权的东西――玉钺和龙盘.“钺”是武器,这个武器在仰韶时期可能是一个军事首脑的象征.到了龙山时期,“钺”已不仅仅是军事首脑的象征,而是作为王权的象征了.据文字学家考证,过去的“王”字可能就是钺没有带柄的这么一个形状,也就是说只有具有王权的人他的墓里才能有钺这样的东西.
龙盘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尧庙广运殿前坡上的那个盘,就是陶寺发现的龙盘的复制品.那个龙盘上的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闹红火的龙是不一样的,有点像蛇.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类型中的龙有两种样子：一种是鳄形原龙,样子像鳄鱼,比较接近我们现在龙的样子；另一种叫蛇形原龙是头朝里,尾巴在外边,而陶寺出土的龙盘上的龙是头在外边,尾巴在里边,眼睛有眼无珠,嘴里还吐出一个像蛇一样的信子来,并且分出树枝一样的叉,很像一条蛇.
不少古代文化遗存中几乎都有龙的发现这个事实,说明当时部落联盟或者超越部落联盟的社会中,龙已经具有了一种精神象征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中华文明不管是从哪儿发展起来的,几乎都是一种崇拜：龙的崇拜.所以我们都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而帝王都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这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很好例证.
陶寺遗址还有一个惊人的、意外的发现,就是观象台,观象台具有观象和授时的功能.这座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坐落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位置,形状为一座直径约五十米的半圆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个土坑,同时原有十三根夯土柱.古代人利用两柱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可以推测出一年的十二个节气.遗憾的是这个观察台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遗存了.
陶寺观象台比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英国巨石阵要早近500年,可以说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在山西的襄汾.陶寺有没有文字呢在一个残扁壶的腹壁上发现了两种字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另外两个符号,一个是菱形的（◇）,另一个好似“兀”的篆体.专家们对形似“文”的字符没有争议,认为就是“文”字.那另外两个符号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就是“尧”的初字.是什么意思呢?《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为高,陶唐氏以为号”的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城墙.因为陶唐氏住在塔儿山下面的高地上,所以称自己为“尧”.“文尧”两个字刻在扁壶上,可能是唐尧后人对他们先人的一种追念.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地区为什么能出现这么一座古城,而且能出土这样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呢它是有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有70余处,主要集中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河和浍河周围.现在发掘的只是少数,大面积的文化遗址还没有来得及发掘.有了这样广大的聚落和农村才能有陶寺这样的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才能形成.
在当时,我们的先民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个农业革命的时代,当时大型的农耕部落应该已经形成.在侯马乔山考古开发时就挖出了两个龙山时代的粮仓,体积一个是20立方米,另一个超过45立方米.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多的剩余产品,说明有了管理剩余产品的组织.有了这个组织以后,就会使这个组织的管理者产生一种独占的,于是权力就逐渐形成,阶级分化就开始了.总之,汾、浍三角洲大型陶寺文化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成片出现以及陶寺城垣的构筑,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
陶寺考古的巨大价值
对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专家们都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有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有的则比较谨慎.这里介绍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
对陶寺考古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申维辰同志的观点.2004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的文章,指出：“陶寺文明遗迹的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这5000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在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段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8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
那么专家对陶寺考古是如何评价的呢曾经主持陶寺遗址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星彭研究员认为：“陶寺遗址年代其晚期与夏代早期相当；早中期则与古代典籍所说的尧舜时代相应.在陶寺遗址发掘出密集的规模较大的聚落,后又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它属于陶寺文化应无疑问.由于陶寺遗址反映出阶级出现的迹象,有金属出现,有文字出现的可能,现在又发现可能是城址的迹象,这几点都是国家一种物化的标志物.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国家的产生,重要性不言而喻.山西南部地区历来被史家称为夏墟.殷墟我们知道是在河南安阳,那么这个夏墟夏朝的废墟在哪里呢?史学家一致认为在山西南部,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地方,后来又说在二里头,但是二里头有四纪文化,四纪文化说要是商代文化,不是夏代,也有争论,那么争论陶寺有可能夏墟是不是尧都呢?也不好讲,但不管怎么样,考古学界一直希望找到与典籍所记相对应的遗址和遗物.陶寺遗址的种种迹象,有可能使历史得到进一步印证,应是考古学的重大突破.现在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远不是结束；还不能确定无疑地肯定夯土墙就是古代的城址,不能说这儿夯了土了这儿就有了城了,当然也有很大可能.媒体对此应持谨慎态度,不能早作定论,以免误导.”
中国到底有没有史前文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学者从古到今走了一条以“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的路子.儒家是信古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代的好多学者也都信古.五四时期的顾颉刚和钱玄同,他们受五四思潮的激荡,向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被称为“疑古学派”,其代表作是《古史辩》.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东周以上无史”,所谓盘古开天地,所谓三皇五帝都是前人编造的,根本没有.他们一个重要观点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就是一代接着一代的人都在说谎,古史就被杜撰成现在的样子了,而且越到后来中国的历史越长,越到后来中国的古人越被放大,越到后来古代越是一个黄金时代.
东方文明的发源之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释古”,提出要“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这个代表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两大国家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九五期间,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所长带头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然后从2002年又开始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7年开始,经过5年的研究,公布了一个夏商周的年表.以前我们只是笼统的知道西周有几个王,平王东迁以后有几个王,但具体到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不知道.经过多学科的研究,包括C14同位素的测定,得出了一些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但这些成果现在也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有人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根据别人的二手材料得来的,不足为凭.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的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正在努力廓清笼罩在中华2000多年的史前文明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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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迷雾,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考古发现,陶寺遗址分早晚两期,晚期的压在早期的上面.那么晚期以前的文化是怎么毁灭的呢是在陶寺文化的晚期突然毁灭的.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一是早期的城墙被晚期的城墙给压住了；二是早期宫殿墙上剥落的石灰皮是在垃圾坑里发现的,这说明可能是宫殿被毁过,然后把它当作建筑垃圾给扔到垃圾坑里；三是在垃圾坑里发现了好多青壮年的头骨,有五层,而且这些头骨还有明显的被钝器击打、砍斫过的痕迹；四是发现了一个大概30多岁的中年女子的完整骨胳,这个女子的颈部被折断,在她的阴部插进了一只牛角,可能是被以后杀死的.除了上述“平城墙”、“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的各种暴行,还有“毁宗庙”和“扰祖陵”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毁灭一个政权对它最沉重的打击就是毁灭它的都城,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南京毁灭性的烧杀淫掠,就是个很好的例证.陶寺晚期文化的毁灭是不是证明了唐尧和他的继任者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来完成的呢所以有学者认为：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所谓禅让,其实是儒墨等家为宣扬其政治主张而杜撰的.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我们中华文明有两个偏见,一个是认为我们史前文明时间短,其次是认为我们的文明质量不高.关于后者,西方学者常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文明有历史吗这个问题听起来挺可笑的,中国文明怎么会没有历史呢可是他们就是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中国历史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来历史系执教,只有教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教授才可以,教中国古代史的教授只能到地位较低的东亚文明和语言系去教学.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哈佛大学,在整个美国乃至整个欧洲基本上都存在.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作了“另类”处理,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文明有历史.
当然,东西方的文明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回头看我们的古代史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从人家对我们的评价当中受些启发、作点反思呢我们研究陶寺文化、研究尧文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过去而过去、为了历史而历史吗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不可能从古文明中诞生出新文明来,真是这样吗中国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精神资源应该主要从哪儿去寻找呢是从我们古代的传统文明中去寻找,还是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我想,如果这个问题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思考,那么我们研究古代的也好、研究近代和现代的也好,可能就不会就事论事、就史说史了.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