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之争: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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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

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尽管如此,今年7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仍然提出,中国纵人民币汇率并使其低估40％,因此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打击中国汇率政策.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79的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参见第10页“财经剪贴”).

美国汇率政策“精神分裂”

中美汇率之争,一直是两国经济政策交锋的重点领域.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来看,美元汇率正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贬值,则有可能改善贸易失衡问题,但同时更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地位,导致货币金融上的问题,反之,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升值,则可以强化美元地位,但其贸易失衡问题将更为恶化.

反映在现实当中,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就显得有些“精神分裂”.例如,2009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刚上任时就公开表示,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这也正是历任美国财长的一贯措辞.但与此同时,“美元走软将有利于美国的出口贸易,从而解决就业问题”,这种想法在美国各界人士中也大有市场.而在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美元指数一路走低,到目前已经贬值30％以上.

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与上述背景相关.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双边的汇率之争,既不成为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认为这是一个贸易问题.基于游说等努力,这种观点通过政党政治由美国政府落实成为具体政策,然后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服从、执行,从而把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的状况.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当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

对中美,并非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而言,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其一,人民币一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没有直接的联系.影响美元金融地位的汇率,是多边的汇率指数,即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这是一个加权的汇率指数,基于美元对以下货币的汇率计算得到――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由于中美汇率之争聚焦于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因此人民币的变动并不会对美元指数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人民币至今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资产规模及其交易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不会在金融市场上对美元资产产生显著的替代性冲击.

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货币金融的问题.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就不存在前述的美元两难问题了,甚至还应该有可能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也正是一部分人所期望的.

对中国而言,在金融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外汇储备是否会缩水.这里有一个衡量指标的问题：有的人以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有的人以美元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还有人认为应该以实物来衡量.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最终是要变现成为购买力的,而且和人民币资产不一样,外汇储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支付.因此,除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和铁矿石,否则,用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体规模,无异于刻舟求剑,其结论也将是误导性的.

如果用美元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则外汇储备与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终其购买力仍无法衡量,因为外储最终要变现为对外的购买支付,所以,用实物标准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和收益是比较合理的.不过.美元资产对实物资产的购买力最终还是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中国外储的购买力威胁将来自美国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而与人民币一美元汇率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对中国而言,两国的汇率之争主要的也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原本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

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已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机会.

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8年中期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在此期间,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17％左右,之后开始处于冻结状态；而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也大幅升值12％,并且升值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初.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这几年中都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比2005年增加了50％左右.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充分条件.

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至今年6月19日人民币汇改重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冻结状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在2009年末比年初贬值了约6.2％.相反地,在这段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冻结,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贬值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却分别录得了12％和16％的负增长.2012年中期以来出口虽然有回升之势,但后市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央衡问题,人民币一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在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至2008年中期,正是美国经济处于相对景气的周期,而在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居民的存量财富一度缩水13％,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直至后来转为艰难复苏状态.可见,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与国外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意义上,国外收入的1％变化,将引起中国出口2.34％同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动――从而价格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影响相当有限：一般意义上,人民币汇率1％的升值,将引起出口数量0.65％的下降.后面这个数量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价格的上升幅度,将超过相 应出口数量的下降,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甚至将会导致出口金额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在第一个观察期所看到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萎缩,但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从国际收支恒等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居民继续维持现有的高消费一低储蓄模式,则美国必然需要进口国外的商品来弥补国内总供给的缺口,从而维持贸易赤字的状态.只不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因此,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无助于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也多有争论：201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表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实际上不会对美国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美国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相反,短期的汇率调整甚至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波动.作为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者布兰查德也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压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于解决美国1500多万人的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弱化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通胀的抑制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国会政治家试图帮助的中产阶级.综上可以发现,中美汇率之争,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从美国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它原本并不应该是一个贸易范畴的问题.为何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

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将其视为贸易政策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在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涉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Currency Alliance,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向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如何应对

对于中美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对美国方面的政策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全球顺差的26％.高于同期德国、日本占比之和将近两个百分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由海外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项(Ine)占到总顺差的一半左右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几乎完全通过商品贸易的顺差获得.德、日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日本还一度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可见中国对外部需求依赖的严重.过犹不及.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则使中国的发展重心不稳,而且同时也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下大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性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增进交流和理解.美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压力,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于某些利益团体,因此,直接与美国行政机构进行交涉并不能有效化解争端.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手段,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但是由于利益的确存在冲突,因此尚未对工会和行业协会进行游说,而这些团体恰恰是政策压力的根本来源.对此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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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根据美国的政治周期以及我国的政治诉隶,可以就汇率问题进行顺政治周期或逆政治周期的操作.例如,如果希望与美国在此方面达成谅解,在短期缓解矛盾,即可就此问题做顺政治周期的操作,如果希望对美国施压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则可借此问题做逆周期的操作.其中,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两年一度的国会中期选举,则是重要的政治周期节点.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正如前面所讲,问题的真正解决,仍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