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会影响最高法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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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卡多佐说过,法官“并非淡然地伫立在偏远苦寒的山巅；那些席卷其他人的伟大浪潮,不会刻意改道,从法官身旁绕行”.卡多佐的这些话,出现在名为“司法过程的性质”的系列讲座的结论部分,时值1921年,卡多佐还是一名州法官,尚未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的话在多年之后仍显得合乎实际,同时也暗示着一个难解之谜.法官们,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活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感知将如何影响自己的判断?更具体来说,最高法院与公众有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法院的判决能否产生力量,取决于公众的信心和信任.”奥康纳大法官在一场名为“作为司法平等的维度之一的公众信任”的演讲中说道.她解释说：“我们没有执行判决的常备军,对于这些判决的正确性,我们仰仗公众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留意民意和公众对司法制度的态度,我们也必须尽力构建和维系这种信任.”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曾说,如果法官不受民意洪流的影响,将“的确非同寻常”.“法官只要是正常人,都和其他职业的人一样,终究会受民意的影响.”他在一场名为“宪法与民意”的演讲中说道.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一位即将履任的法官打算如隐士一般地自我隔离于所有社情民意之外,恐怕会收效甚微；他就算不受当前民意的影响,也会受到履职时民意的影响.”

尽管说法略有不同,上述司法态度有别的大法官都认为法官对民意的关注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大有裨益,甚至势在必行等

学者们认为最高法院与民意的关系难以捉摸.两位司法行为实证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李·爱泼斯坦和安德鲁·马丁,合写过一篇题为《民意影响到最高法院了吗?或许如此（但我们不确定为什么）》的文章.文章梳理了与这一议题相关的诸多政治学文献,其中许多都缺乏说服力,内容也相互矛盾.作者的结论是,最多只能说最高法院与民意似乎存在关联,但没有充分证据“将这种关联上升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无法证明民意的确影响着最高法院.

但是,无论如何,民意都不可能只走在单行道上.公众或许会影响最高法院,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最高法院也可以影响到公众.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的经典比喻,将大法官比做教师；一篇名为《作为共和国教师的最高法院》的著名文章描述过早期大法官的作用,说他们巡回审判,向大陪审团介绍法律要点时,正是在履行“国民教师”的职责.作者总结说：“大法官是否应该教化民众,这一点并无疑问,也不可能有疑问,因为在政体下,教化与裁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等

199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主动关注宪法是否保护在医生协助下的权利,将这一不受关注的议题带入公众视野,成为舆论焦点.1997年,最高法院在“华盛顿州诉格拉克斯伯格案”判决中,对这一宪法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但公共讨论和争议仍在持续,后来的民意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让绝症患者濒死前能在医生协助下结束生命.就此议题的一项民意研究总结道：“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的案子,与在其他领域的一样,将原本非常抽象的哲学和法律争议,变成大众话题.”

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行为辩护者,必须时常与批评者论战,后者认为,由那些并非民选而且终身任职的法官,来判定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在本质上是不的,或者说“反多数的”.这类批评的力度时强时弱,说明最高法院多少有些偏离民意.其实,不难理解最高法院为何会有规律地偏离民意.由公众情绪变化带来的民选多数派的更迭,远比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快,因为最高法院成员的任期通常有几十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的九位大法官中,最早任命的雨果·布莱克在位时间不仅比罗斯福行政分支长,而且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位总统,在尼克松首届任期过半时方才退休.从1994年中期到2005年中期,是国内政治陷入纷争的一段时期,中间还穿插了2000年大选之争,这期间最高法院席位没有出现一个空缺.逼得罗斯福搬出“法院填塞计划”的大法官们,遭到了左翼的批评；沃伦法院则受到右翼的批评；罗伯茨法院,某种程度上更趋于调和,却再次受到左翼的批评.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最高法院与公众之间,似乎保持着某种平衡.民意调查经常反映出,对最高法院的“笼统”支持.等公众对最高法院表示的信任,或许反映的是信仰的程度,而非实际知识水平的跃升；人民希望信任某些政府机构,而且更容易判定自己不喜欢政治分支的那些部分.或者,公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反映了政治学家所说的“合法性假设”,按照这一理论,一旦最高法院就某一议题作出判决,总会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得出结论：“如果他们认为应当如此,那一定是对的.”

又或者,基于本章开头引用的大法官们表现出的对民意的认识,从长远来看,最高法院还是会回归正轨,避免判决偏离主流民意太远.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半个多世纪以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就评论道：最高法院是“政治领导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同盟”的一部分.达尔说,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最高法院内的主流政策立场从不会长久偏离美国立法多数派的主流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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