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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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防航空工业蓝图

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可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一次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谈了自己对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看法,他说:“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航空工业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他的意见得到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赞同.但他们认为,建立航空工业事关重大,还要请示和周总理,因为这要花很多外汇,党内对此认识不一,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

何长工说:“眼下困难确实是很多,只要点了头,事情就好办多了.斯大林那里我也可以去拜佛.”

当时在党内对于新中国的发展问题确实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对优先发展航空工业的问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全国经济尚待恢复,要人缺人,要钱缺钱,要技术缺技术,在这种条件下去搞尖端航空工业,这不是不切实际的吗?

有的人说:“还是现实一点吧,凭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怎么搞航空工业?那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走就想让他跑呀?”

有的人甚至连讽刺带挖苦地对何长工说:“何长工这个跛子,还真想上天啊!”

何长工对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然,他听后反倒笑着说:“我这个跛子就是心高,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

会后,何长工代部长把自己的想法专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非常支持,接着又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后认为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并赞成航空工业建设应该早点儿抓.好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以及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赞成创建航空工业,再经何长工多方游说和做工作,也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对尽早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支持和理解.最后明确指示航空工业要尽早抓,所以创建航空工业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个重要会议将决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情形非常严重.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等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5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总理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最后会议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向国内请示.”

接着周总理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总理:“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周总理笑了笑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总理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该方案上报和军委后不久,周总理便亲自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最后,周总理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他说:“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总理明确答复:“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和军委.不久,主席就批准了这一用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建设方案.

何长工舌战维辛斯基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苏伊尔-12飞机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伊尔-12飞机按计划将落在莫斯科机场.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热烈欢迎.这不免让代表团感到有些意外.前来迎接代表团的我驻苏大使馆一秘曾涌泉也很惊讶,他不解地问:“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是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

何长工故意神秘地说:“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

实际上,葛罗米柯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同志表达一种敬意,因而显得非常热情,直到把代表团送到在莫斯科下榻的一个高级宾馆,他才礼貌地离去.当天晚上他就叫何长工到他家里去谈话,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极为重视的.

为了争取主动,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老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身着一身十分合体的部长制服,突显着大国外交家的气质与风度.相比之下,我方代表团穿的只不过是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不免有几分“土包子气”.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隐含着一种高傲和自负,可以说他心里压根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代表团.

何长工意识到,如果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能与谈判的主要对手维辛斯基达成共识,那么整个谈判将会很困难,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作些必要的沟通十分必要.然而,从刚与维辛斯基接触来看,何长工预感到必将与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有一番艰苦的唇舌剑.他想,代表团是新中国的使者,即使谈判再艰苦也不能丧失国格、人格和尊严.

正像何长工预料得那样,谈话一开始,维辛斯基就不主张中国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他反复强调:“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

看来,要谈成这笔生意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何长工半开玩笑似地说:“正因为我们有困难才需要苏联的帮助,照我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主席发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同志一批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维辛斯基一边摇头一边耸肩,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没那么简单.虽然这是非正式会谈,但维辛斯基始终不同意中国自己建立航空工业.

何长工耐心地反复用英语、法语、德语同他争辩.维辛斯基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位何长工并不像他想象中的“土包子”,尤其是当他看到何长工能同时用几国语言与他进行交谈,既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惊讶.他仔细打量何长工一番后,便撇开正在谈的话题问道:“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像个中学英文教师.”

何长工和代表团成员会意地笑了笑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接着又神情严肃地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

在接下来谈话中,由于中苏双方的认识差距很大,自然免不了激烈的争论.当谈话一时陷入了僵局时,何长工以超人的智慧突然要求要直接给斯大林打.维辛斯基一听很惊讶,便连忙改以缓和的口气加以阻止:“你们怎么能随便给斯大林同志打呀?”

何长工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我们代表中国同志,首先要问候一下斯大林同志,总可以吧?再就是对他领导苏联人民把希特勒消灭了,使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们要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最后,就是要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却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耍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分少,反对的成分多.”

维辛斯基非常赞赏何长工的直率和坦诚.不过何长工的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不无委屈地“哎呀”一声,接着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未见到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可是最‘调皮’的了!”

何长工说:“过奖了,我还不是最‘调皮’的,您还没见识过真正的大‘调皮’呢.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调皮’的人,的800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

接着何长工又转入正题:“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才夺取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过去,你们支援过我们,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困难还很多,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再加上你们的援助,我们就会摆脱困难并逐渐富强起来.中国人有这个信心和能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对苏联、对世界革命,也是一个支援嘛!”

对于这次谈判任务的艰巨性,代表团原先就有充分估计的,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代表团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言词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的地方.经双方反复沟通,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其实,维辛斯基对我国还是友好的,他的偏见主要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再加上他本身有些高傲和固执所致.他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着苏联领导层的观点.当时,苏联主要是考虑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担心中国搞不起来;再就是认为新中国还非常脆弱,即使帮助搞起来了,又怕被帝国主义夺去,因此很不放心.

针对维辛斯基这些“担心”,何长工便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最后,维辛斯基终于被代表团的一席话打动了,态度转变了,诚恳表示接受代表团的意见.考虑到谈判内容需要调整,他解释说:“要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事实证明,这次事先沟通非常重要,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问题,这就为下一步的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

赢得苏联的支持援助

1月8日,正式开始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考瓦里主持.由于代表团事先同维辛斯基经过激烈的“舌战”,并取得了“战前”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就直接进入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正题.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朗,那就是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先计划准备谈的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而是直接洽谈怎样援助中国及援助什么的问题.

在后续的谈判中主要是集中在3个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中苏双方又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根据的指示精神,代表团的方针就是依据周总理提出的先搞飞机修理,后搞飞机制造.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并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因此,中方要求苏联在帮助中国建厂时,要在整体布局上作通盘考虑,同时还要为将来的飞机制造做好准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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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对这个两步走方针很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只要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这次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问题,以后再说.面对这一僵局,代表团一再解释和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赢得了苏方同意.最后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和100专家来中国帮助援建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修理的规模问题.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由苏联帮助中国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是米格-9、15,图-2轰炸机,雅克-11、18和拉-9、11等),以解决抗美援朝战场急需;建设规模确定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初步先改扩建6个军工厂.在这次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又适时提出请苏联派一列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约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试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修理.这种修理列车是眼下抗美援朝急需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机动修理厂,前线哪个机场有战伤的飞机,修理列车就直接开到那里进行抢修,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战斗损伤飞机的效率.

第三个问题,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苏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代表团对他们的这一提议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设计才能进行,这是常识性问题.因此,代表团始终坚持既然在中国施工,就应该在中国设计.并反复强调,在莫斯科搞设计难以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不符合实际,必然又要修改,这就给施工现场带来很多人为的困难,我们总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吧?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既然苏联愿意真诚的帮助中国,那么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意愿来帮助我们.为赢得苏方的支持,代表团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许多解释工作.在后续的谈判中,中方的意见终于赢得了苏方多数代表赞成.最后双方议定,由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搞设计.

代表团以高超的智慧终于赢得了这场艰苦谈判的最后胜利,这一成果远远超过了谈判本身,重要的是它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协定”草签的头一天,何长工从莫斯科给周总理打,专门汇报了谈判情况.总理急切地问:“长工,谈得怎么样?”

何长工答:“谈判还算顺利,明天可以签字.”随即又向总理汇报了在中国设计、施工和苏联同意援助修理列车等情况.

周总理肯定地说:“这是对的!”接着又问,“规模有多大?”

何长工说:“规模相当.”

“要算细账,他们一个卢布都是舍不得给的.”周总理提醒道.

何长工接着说:“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

周总理敏感地作出反应:“外贸部长到场了还是要钱的,我们外汇不多,一下子过多地把钱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顾不了啦.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减三分之一.”

在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周总理一直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团能够赢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谈判成果表示满意,但还是感到建设的规模偏大.尤其是当他得知代表团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后,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得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周总理不仅考虑到当时购买这批设备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是怕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而造成浪费.周总理没有直接提出批评,而是用“显得急躁”4个字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代表团成员深受感动.随后,代表团按照周总理指示,对有关项目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只选留一部分急需的设备.

经过18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与苏联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协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中午没休息就开始审批,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审批完了.斯大林在批示中写道:“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2月19日,何长工与苏方代表草签了“协定”.代表团回国之前,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这位不打不成交的老朋友感慨地举起酒杯,由衷地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气氛热烈友好.

这时,维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长工的身边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何长工会心地一笑说:“也许带3个团来!”在场的人都被他俩幽默的对话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包括援建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总金额为3000万卢布.

这次赴苏谈判最大的成果,就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这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6月29日,在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根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决定,空军将“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正式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也就是这一天,我国第一个歼击机研制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厂诞生了.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研究事关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所作出的主要决策、确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一时期,作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重点工程之一的112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厂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北国盛夏的清晨,凉爽宜人.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中0101”号,在完成全部地面试验检测后直接进入到试飞阶段.担负这次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从空军选调来的飞行员吴克明,虽年仅26岁,却是一名有着显赫战功的老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击落两架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86战斗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吴克明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同时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而更加精湛.

吴克明领受了试飞任务书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便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顷刻,发动机便像一头蓄力已久的雄狮突然怒吼起来,大地也随之开始颤抖.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尤其是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报告1号,0101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等此刻,他真想驾驶我们自己制造的战鹰飞个够,更想飞个痛快.但是,理智告诉他,这是首次试飞!这架凝聚着无数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战鹰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地面有千万双航空人的眼睛都在期盼着“首飞告捷”.当预定的试飞科目完成后,吴克明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首飞成功后,随即进入了紧张的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吴克明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隆重的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9月10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临沈阳,参加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上午10时,聂帅在赵尔陆部长和史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为飞行表演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剪了彩.接着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飞行表演.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幸运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群众都沸腾了,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而欢呼,更为新中国日渐走向强盛而自豪.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虽然他讲话的声音并不大,但重音却落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面,那语气隐含着一种坚毅和自豪.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都能造了.”

56式飞机的试制成功,说明我国航空工业已经掌握了喷气式飞机的制造技术,一跃跨进了喷气时代,这个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112厂已经完成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历史使命,并进入了“掌握新型飞机制造技术,组织正规成批生产”的新时期.

苏联背信弃义

然而,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并将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不仅影响到了两党的关系,也直接波及到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1960年7月,苏联不顾两国政府间早已确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合同并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这对于刚刚起步不久、而且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正值仿制MNΓ-19飞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紧要关头突然撤走苏联专家,意味着釜底抽薪.

尽管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中国政府还是从大局考虑来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揭露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并向苏联专家说明,错误不在中国方面,而是苏联领导人改变对华政策,并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所致;另一方面,把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区别开来,相信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因此,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前,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待.对于苏联专家的技术,我们一定要学到手.要以礼相待,热情欢送,不惜送重礼,不怕多花钱.对多数公正的苏联专家要友好,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知识的.

112厂党委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并要求所属各部门一定要把周总理的指示迅速落实到位.为此,向所有离华的苏联专家颁发了中苏友谊纪念章,并给每位专家发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为中苏友好和支援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同时要求所有对口单位的有关人员,利用最后的时机尽最大可能向苏联专家多学一些东西.在专家离华之前,分别向他们赠送礼品.每份礼品的价值都很高,一般专家的礼品价格在100元左右,专家负责人的礼品在200元左右.为了避免苏联专家组的内部监视,送礼时都是以个人的名义个别赠送.这样做既可以真实地表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友好情谊和真诚谢意,又巧妙地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方面真诚友好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大部分苏联专家,他们主动抓紧时间向中国同志传授一些难点技术知识.有的专家在临走之前,还在向中国技术人员面授机宜,甚至把自己的笔记本拿出来,让中国技术人员摘抄秘密资料和试验数据;有的专家直到上了火车,还向前来送行的中国技术人员传授设计经验.还有一位专家,甘冒政治风险,干脆把他从苏联带来的技术资料和记载重要数据的笔记本直接送给了中国技术人员.苏联专家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令人欣慰的是,那些曾经得到过苏联专家传授和指点的中国技术人员,若干年后大都成为我国航空领域的著名专家.直到今天,每每谈起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之前的情形,他们仍感慨不已.

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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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成巨大损失和灾难性后果,但这反倒更激起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和决心.112厂每个设计人员都明白: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不管是领导干部、设计人员还是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憋着一口气――即使没有外援,我们一样可以设计飞机,一样可以制造飞机.

然而,在激愤之下也往往走向另一面,沉痛的经验说明,光有愤怒和是远远不够,还必需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尊重客观规律.

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1961年1月27日,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正式决定,由112厂重新试制MNΓ-19C型歼击机,亦称59式丙,后改称歼6型歼击机.这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下完全由我们自己试制,其困难和风险时可想而知的.但是,国防的迫切需要与外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已经把中国航空工业逼到绝境,没有任何退路,只有自力更生才能获得生机.

在歼6飞机的试制阶段,航空工厂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按工艺方案组织实施,重点把好“五关”,即标准样件全机对合关、技术关键关、技术协调关、静力试验关、试飞关.为确保优质试制歼6飞机的质量,112厂陆纲厂长正式颁布了《十项开工标准》的命令.并规定,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凡是未达到《十项开工标准》的单位,绝不允许开工生产,对新生产的每一架飞机都必须进行优质过关.《十项开工标准》的贯彻实施,为重新试制MNΓ-19C型歼击机并保证优质过关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63年9月23日,优质试制的0001号歼6型歼击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紧接着又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定型试飞.12月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各种条件下的试飞考验,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歼6飞机优质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音速歼击机的新阶段.从此,我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音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

在歼-6飞机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之后,我国又把目标瞄向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战机.

1961年初,苏联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并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方面还通过驻华大使馆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如果中国需要,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和周总理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并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这样,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周总理专门请示了,当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代表团接到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3月30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这次谈判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然而,这一机型的技术引进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的困难和风险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Ф-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项零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试验设备177项.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歼7的生产,周总理于1962年曾亲到飞机厂视察;1964年6月25日,、李富春、薄一波等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一再强调:“试制要自力更生,全机材料一定要自己搞.”当厂党委书记王其恭、厂长陆纲请邓总书记作指示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们自己的歼7搞出来.”

跨入第二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然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来自军委、总部、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及航空专家,还有数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关注这架国产歼7飞机首次试飞.

为了保证首飞成功,由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葛文墉担任首席试飞员.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但他还是尽力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次首飞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在飞前的短暂一刻,他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试飞科目和线路,确信无疑时果断地按下开车按钮.

“报告1号,02号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

刹那间,只见新型战机雷霆万钧、昂首展翼,直刺苍穹,一转眼又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机场上空作低空盘旋,继而又急剧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攻击,转而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等这一个个惊险的飞行动作,迅捷矫健,优美精准,令现场的人群兴奋不已,欢呼雀跃.

随后,葛文墉又担负该机全部试验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试飞.在工厂完成飞机的基本性能试飞科目之后,又转场至普兰店空军某机场,在渤海上空进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试验.4月13日,全部科目试飞完毕,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安定性、操纵性良好,飞机的技术、战术性能均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性能还超过了米格-21Ф-13样机的水平.

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12月28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7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歼7型歼击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首批装配的米格-21Ф-13型飞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国产歼7大批装备部队后,至1971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美蒋战斗机7架,还击落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从而有力地捍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力排“”错误的干扰破坏

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跃进”和“”错误的影响下曾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并于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干部会上,贺龙元帅严肃地说:“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的有关质量情况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试制工作有所好转.

为了挽回和纠正“大跃进”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贯彻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总理重点作了5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6月13日,周总理在参加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之后,专程来到112厂视察.他深入总装车间现场,关切地询问新型飞机试制的进展情况,总工程师高方启向周总理详尽汇报了工厂整体生产情况.周总理还特别关注试制新型飞机所需的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供应状况,并询问能不能供应得上.当他得知绘制歼-6飞机模线用的钢板是进口冷轧板时,立即转身对秘书说:“给鞍钢打个个,问一问他们能不能生产?”周总理希望生产歼-6飞机的材料和器材全部立足于国内,以免将来受制于人.下午5点多钟,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周总理仍然坚持步行到机械加工车间视察.当工作人员上前给周总理打伞时,他连连摆手说:“还有那么多人没打伞,也别给我打伞了.”

在整个视察过程中,周总理边走边问,所到之处,见到工厂的各级干部,都要关切地问: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是不是专家了?并对试制新机和提高飞机的质量提出了要求.

经过视察了解,周总理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指出:“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4句话,只有退够才能更好地前进.”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并讲:“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定高指标.”

这两次会议之后,航空工业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整风运动和质量整顿工作,很快纠正了偏差,较好地完成了航空产品优质过关任务,开始为部队提供合格优质的新装备;同时生产了大量的零备件,满足了部队急需,并解决了大批飞机的停飞问题.特别是逐步理顺了科研与生产、尖端与常规、主机与辅机、生产与基建等关系,使航空工业在调整的基础上得以走上正轨.

1965年7月26日,贺龙元帅再次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当他看到焕然一新的新装备时,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工厂面貌完全改变了,形势很好,和1960年大不一样了.”

此后,周总理又多次来沈飞视察,并多次主持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航空工业又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一阶段,领导班子基本瘫痪,许多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被撤销,质量管理制度废弛,生产和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航空产品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量问题.对此,周总理非常痛心.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避免和挽回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1969年4月12日,周总理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开会,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工厂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解释说:“现在有的工厂正在恢复检验制度.”周总理听后越发生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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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该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不是废弛;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思潮,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

此后,因造成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全面暴露,尤其是歼-6飞机更为严重,工厂先后积压了572架飞机不能出厂,飞机厂变成了“养机场”,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援外飞机.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焦急,仅在1971年底,便6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1972年12月11日,周总理接到空某师发生的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报告后,亲自给叶剑英、李德生写信说:“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分两批援外的40架和31架,再派人(会同沈阳112厂)赶赴现场(浪头、和田),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也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换,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随后,周总理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到飞机工厂实地检查,看究竟有多少已生产的歼-6飞机符合援外的质量标准,并要求一定要保证援外飞机的质量.同时指出:“不合格的飞机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

12月18日晨7时,周总理看了浪头现场检查组发回的电报后,立即批示:“歼-6飞机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

随后,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副主席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会议期间,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的.他在讲话中质问:“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同时强调要求,“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最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把常规武器搞好,要精益求精.还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12月26日下午5时,周总理在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军委会议室接见了与会代表.然后,周总理神情严肃地说:“你们自我批评就好.我们自己生产500多架飞机,人家说我们是第三空军大国.飞机事故这么多,我们怎么向党交代?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

叶剑英补充说:“我们还是按照讲的‘精益求精’的要求,回去一定要抓好质量,首先要抓好设计、工艺、材料这三大方面.”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总理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使国防工业赶上去,三机部力量很强,人的因素第一,积极努力搞好,再不能走弯路了.”

期间,周恩来总理力排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尽最大努力纠正偏差,从而使中国航空工业又逐渐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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