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时代的泪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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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一首普遍为那些受命运折磨的人所唱的乞怜之声（指求上帝矜怜的祈祷或乐曲——译者注）,它的意义（价值）并不亚于哲学.单是治愈病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习为它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习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问问梭伦吧.

——米盖尔·乌纳穆诺

我写出的文字,除了是眼泪,它们什么都不是.9月11日以后,我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羁无绊的哭喊.我为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流泪,为那些表面上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哭泣.说他们已经死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使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

——奥丽雅娜·法拉奇

西安的文化和风物,使人神往,但它的夏天,却使人畏惧.倘在冬天,终南山上的积雪,隐然可见,是一道可以远眺的胜景,正像祖咏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然而,到了夏天,高耸云天、连绵不绝的山脉,却成了一道多余的屏障,死死地挡住了南来的风,地势低凹的西安城,于是便成了一个火炉和蒸笼.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年夏天的酷热,像1989年的夏天那样使人烦躁和痛苦：天上地下没有一丝风；雨倒是有的,但雨后的热,不仅不会稍减,反而让人更加憋闷和难受；无孔不入的热浪,像魔鬼一样跟着你,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好在,终于熬到放假了；那就逃吧,逃回到陕北高原的老家去吧.宋代诗僧道潜诗云：“自怜多病畏炎曦,长夏投踪此最宜.”我的故乡并非“最宜”的避暑之所,但与此间的酷热比起来,也算得上是清凉宜人的福地了：那里户外的阳光虽毒,但屋里是凉快的,白天很热,但夜间是舒适的,——拉话到意兴阑珊之际,也就到了夜静天凉的时候,正可回屋睡觉.

那么,在1989年的这个苦夏,我该拿些什么书回去呢?《古诗源》和《杜诗镜铨》是必不可少的；刚出的新书,也是要带几本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放进行囊的新书里,就有从维熙先生的《走向混沌》,——阅读这部实录性的著作,就像酷夏里的凯风好雨那样使人愉快,是我在那个暑假里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此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关于“反右”和“”的小说,但没有一部像《走向混沌》那样真实,那样令人震撼.从维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素质的作家,早在1957年,他就表达了自己对“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不同看法：“做为文学艺术来讲,艺术性是政治标准的大前提,文学作品里思想高度首先决定于作品里的艺术形象的高低.”这种专业主义文学理念,与的“政治标准第一”的绝对主义文艺主张,无疑是迥然不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从维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无所畏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没有勇气成为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所以,很不乐意人家拿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与《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等《大墙下的红玉兰》歌颂的是监狱中一身铁骨的员；鄙夷和鞭挞的是国民党还乡团和‘’的残渣余孽,请问,怎么能和索尔仁尼琴联系在一起呢?”他对索尔仁尼琴,缺乏了解,多有误解,例如,他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有恶无善”,“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就是想当然的臆断.然而,连从维熙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为他在文学史上奠定地位的,给他赢得很高声誉和普遍赞美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时效性”很强的“歌颂”小说,而是这部具有“长效性”的反思性的纪实作品.就直面苦难、揭示真相的写作精神来看,他与索尔仁尼琴无疑是可以归入同一精神谱系的.

一、混沌：极端性现象与直抵本质的界定

一切极端性的东西,都具有反界定和反叙述的性质.所谓反界定和反叙述,就是极端的理念和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严重地压迫着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瓦解着人们的叙事信心,使你很难自信而平静地展开描写和叙述,甚至会消解着叙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使你的叙事要么显得夸张和虚假,要么显得残忍和冷酷.

极端性的现象,首先是指极端性的暴力之恶.杀人无算、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戮,往往发生于天下大乱的战争年代以及政治脱序的动乱时代.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恶人的极端恶行常常被人提起,一个是秦国将领白起的坑赵,一个是明人张献忠的屠蜀.据清代学者吴见思统计,前者杀人,至少89万,其中仅长平一战,就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实为毫无人性的虐戾行为,难怪吴见思要这样喟然感慨：“一人所杀如此,其余者复何如哉!吾不能不叹战国之道也.”张献忠更是杀人如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彭遵泗的《蜀碧》就是关于张献忠祸蜀的“实录”.此书写得确凿、真切,非身历目击者,断不可能罗缕写出.例如,“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三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惟二士年幼,不及绳,留作书记”；“贼以妇女累人心,悉令杀之.有孕者,割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大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如此嗜杀成性、酷虐无度的心理和行为,不仅令人发指,而且还具有反叙述性,给人们的描述和界定行为,设置了极大的心理障碍.

鲁迅曾读过《蜀碧》和《蜀龟鉴》等“讲张献忠祸蜀的书”,也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谈及这些书,认为它们“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尽管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自己“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在分析张献忠的无度的时候,他还是显得太过善良和天真,这使得他在《晨凉漫记》中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批评,并未探着根本.没有揭示出张氏杀人的更为复杂的文化原因和更为深层的心理动机：“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人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等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其实,张献忠之杀人,原因并不这样简单；他若得了天下,做了皇帝,十有也还是会照样杀人的,甚至会杀得更多,不仅会在四川杀,而且还要在全国杀,因为,他从来不会将老百姓看做“自己的东西”,饿死多少,整死多少,杀死多少,他实在并不萦怀的.他的喜欢大规模杀人,原因有二：一是天性使然,生来就无同情心,无怜悯心,丝毫感觉不到他人的疼痛和悲伤,觉得杀人跟割草、切西瓜并无两样；二是自卑、多疑和恐惧,害怕那些有本事的人来夺他的江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与其纵虎归山,徒留后患,不如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以及潜在的“赫鲁晓夫”们全都杀掉更省心,譬如,他杀夹江生员王志道的理由,就是因为此人有才能,所谓“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总之,只有通过整人和杀人,只有制造恐怖气氛,他才能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冷酷和无情是嗜杀者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大规模地镇压和杀人,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法宝. 就暴力的极端性以及发生的普遍性来看,“”无疑是登峰造极的,古往中外,出乎其右者,实在并不多见.这种极端性的暴力和杀戮,在广西的酷虐的杀人事件中,有着极为典型的表现.那里的“贫下中农巡回法庭”有权随意滥杀无辜,中学生则可以毫无顾忌地虐杀老师并将他脔割吃掉.据亲历者的回忆和记录,“”期间,“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零刀剐、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等柳州钢铁‘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起来造反,当过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在“”期间.井不鲜见；它既很难描写和叙述,也很难界定和命名,给文学叙事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到现在为止,直接叙写这类事象的小说作品,仍然难得一见.

“”既是巨大的灾难,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细致地考察“”,深入地反思“”,理性地研究“”,无疑是一件考验人的心智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工作.关于“”,“新时期”以来,有过“十年动乱”、“民族浩劫”、“全面内乱”、“全面瘫痪”、“巨大灾难”、“灾难的深渊”、“濒于崩溃的边缘”等较为流行的界定和描述.然而,在我看来,关于“”的性质和状态,从维熙的“混沌”一语,无疑有着更为独到的发现,更耐人寻味,更发人深思.用“混沌”来概括和描述包括“”在内的社会混乱,实在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判断和了不起的贡献.

“”的本质特点,就是极度的反常和极度的混乱,就是对常识、常理和常情的彻底颠覆,就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情感方式、道德规范、伦理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彻底颠覆.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秩序都被破坏了.它堵塞了通向现代文明和健全生活的道路,并将生活导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歧途.自由、平等、博爱、、法制、权利、个性、人格、尊严,全都成了可疑的理念和消极的价值.知识即罪孽,知识越多罪孽越大,受到的歧视和迫害也越严重.非理性的冲动、不计后果的狂热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虚妄的自信和盲目的自大,赋予人们蔑视一切的傲慢和自负.谦虚和克制被当做落后和可笑的德性,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更是被当做严重的缺点.权力崇拜成了人们生活的绝对中心,所有人都无条件地为一个被神化的人活着,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尺度为标准,以他的存在为幸福.对权力的偶像崇拜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疯狂程度.从无原则的盲从中,无知识的人获得了无意义的快乐；在无可逃遁的压制中,有知识的人体验着痛苦的煎熬.恶压迫着善,恨压迫着爱,冷酷压迫着怜悯.人们变得越来越无情,越来越缺乏爱的能力.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四处弥漫.人们进退惟谷,动辄得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言不合便是“现反”,敢有怀疑便是“恶攻”.无个性、无思想、无特操的人在在可见,人格独立和个性健全的人则寥若晨星.最终便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无序,陷入了一片“混沌”的状态——神与魔的界限是模糊的；人与非人的界限是模糊的@；善与恶的界限是模糊的；美与丑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与非的界限是模糊的；邪与正的界限是模糊的；罪与罚的界限是模糊的；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是模糊的.总之,没有哪个词比“混沌”更能有效地描述这种荒诞而极端的状态了,没有哪个词比“混沌”更能准确地揭示“”的本质了.荷兰学者德累斯顿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也发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既不完全真实,也不完全不真实；它们处在真实和非真实的边界上,更准确地说,它们包含真实和非真实的成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难分彼此的模糊的‘黄昏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混沌”,是非人的和戕害在被迫害者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痕.

混沌既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也指一种畸形的人格和野蛮的行为,——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人性被“野蛮化”和异化状态.混沌是古代神话中的四大凶兽之一.根据《左传》记载,四凶分别是形象如同巨犬的“混沌”、人头羊身且腋下长眼睛的“饕餮”、生有翅膀的大虎“穷奇”以及人头虎腿并长有野猪獠牙的“椿杌”.《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浑沌”也作“混沌”.汉代地理书《神异经·西荒经》则有这样的记载：“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为混沌.空居无为,常咋其尾,回旋仰天而笑.”浑沌是像狗或熊一样的动物,人类无法看见它、也无法听见它；它会吃掉路过的人；它经常咬着自己的尾巴,绕着圈子,向着空中傻笑；如果遇到高尚的人,它便大肆施暴；遇到恶人,便听从他的指挥.

在“”中,无数人,尤其是年幼无知的青年一代,更容易被教唆成“混沌”一样的冷酷无情、愚昧无知的“凶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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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原本站在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竞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一个本该纯洁善良、妩媚可爱的姑娘,却变成了凶暴可怕的“混沌”,成了“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从维熙通过具有典型性的细节描写,通过极为深刻的理性反思,完成了对“”的极端“混沌”状态的批判,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对“”本质的界定和揭示.

二、泪：无情世界的人性之光

从维熙情感细腻,富有怜悯心和同情心.道潜《春阴》诗云：“浮云易作雨无端,未放春泥十日干.须信杏园憔悴煞,从来花骨不禁寒.”在冰雪覆草、冷雨欺花的氛围里,从维熙对一花一草也满含深情.他喜欢在小说里描写花木,这一点,日本学者池上贞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来了,——她写过一篇研究从维熙小说的文章,题目就叫《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从维熙的温柔和细腻如此独特,以至于她竟以为他“不是女大学生,就是一个年轻妇女”；她认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是献给受难者的赞歌.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使真善美重新登上文坛”,同时,“又有个人艺术的追求,是他全部美学观的标志”.一个人的美学趣味,说到底,无非是他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态度的折射.“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能从微小的花草身上感受到美好的情意,这说明作者自己的情感世界是健全的、正常的.

其实,最能说明从维熙情感的丰富和心性的善良的,还不是他对花的深情,而是对泪的描写.泪水里包含着人性中最温柔、最纯洁的部分；流泪是人放下伪饰之后的真情流露.一个不会流泪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好的诗人,也很难成为会写情感的作家.眼泪是屈原、杜甫的诗中最常见的意象,也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最见人性光芒的地方,——不仅司马迁自己会流泪,常常为自己笔下的人物涕泪泫然,就连项羽和刘邦这样的人,到动情处,也会悲从中来,泣数行下.从维熙也是一个很容易动情流泪的人.他读张志新被“政治”虐杀的报导,“我的心在跳,血在涌,悲愤的泪水盈满我的双眼”.在《走向混沌》中,他更是多次写到眼泪,——同情的眼泪,悲伤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无奈的眼泪,愧疚的眼泪,感激的眼泪,欣喜的眼泪.他对眼泪的描写,因其真诚而感人至深,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因为,经过冷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的摧折和异化,中国作家的心冷了、硬了,情感粗糙了、麻木了,已经不太会流泪了.他们几乎丧失了正常的情感和爱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表达对“敌人”的仇恨,习惯于表达一种空洞而虚假的“阶级情”,习惯于用夸张而粗俗的方式表达对“领袖”的歌颂和热爱,但却不会用自然而真诚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的爱,以及对美的欣赏.至于深沉的悲伤和纯洁的眼泪,早在批判“资产阶级情调”和“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时候,就被扫荡得无影无踪.其后果是,直到现在,缺乏爱的精神和怜悯的情怀,不会表达爱的情感和对他人的同情态度,不会描写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内容,依然是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然而,《走向混沌》里是有温情和眼泪的.从维熙不仅记录了1957年“反右”期间发生的落井下石的背叛,不仅记录了十年“”期间发生的迫害和暴行,也叙述了良知未泯的刚直之士的义举,记录了在无情时代依然未泯的人间真情.当从维熙被诬陷的时候,当众人都群起而攻的时候,房树民却不计个人安危,站出来为他辩护：“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落下了泪水等”

1960年寒冬腊月,从维熙夫妻二人被传唤到单位,在领导宣读了他们的“反动罪状”之后,同时被“戎装的”押上吉普车,送往局.面对这种猝然降临的灾难,从维熙束手无策,而性子刚烈的张沪,则体验着更为尖锐的痛苦：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局抓了去,被国民党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等

不经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就通过随意罗织罪名,剥夺人的自由,将人送入监狱,这在“反右”和“”期间,实在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如此强大的社会不义面前,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丈夫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妻子因为冤屈和侮辱而泪水涟涟,更让他无奈和痛苦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当着妻子的面被人折磨和羞辱,更让他尴尬和难受的了.妻子的泪水,因此便具有了特别复杂、沉重的情感内容：它象征着受侮辱者的辛酸和绝望,也表达着对施暴者的愤怒和.

从维熙的妻子张沪因为不堪非人的政治迫害,曾几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她怀孕两月之后,差点死在医院里.看到奄奄一息的妻子,从维熙心如刀绞：“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当天下午,回到家里,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

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一家人里,凡参加工作的,几乎都被打成了“”,包括在延安参加革命的岳父（“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母亲也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要被遣返回农村.妻子生死未卜,儿子懵懂无知,在这面临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的关头,怎能不让他心碎欲裂,凄然泪下.好在,张沪的命终于保住了.然而,当他们去向一位女性院长致谢的时候,只见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似乎完全不近情理,但在那个人性被严重扭曲和异化的时代,却实在是很正常的,一点儿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公共生活领域只给人痛苦和耻辱而不给人温暖和尊严的时候,家庭就成了一个人精神最后的依托.如果在遭受了来自社会的打击和伤害之后,又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和安慰,那么,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有可能崩溃,就有可能丧失生存的勇气与承受苦难的力量.从维熙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总是显得镇定而坚韧.由母亲支撑着的家,是他最后的港湾.所以,每次一见到老母和幼子,他就禁不住要哭起来：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然而,这种在父母面前完全放松的痛哭,却为斗争时代冰冷的原则所不容.所以,当从维熙失声痛哭的时候,不仅没有引起看管人员的同情和怜悯,反倒遭到严厉的训斥：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间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看韩国电视剧,你有可能会嫌里面的人物太爱流泪,动不动就大哭特哭,涕泪涟涟,但这无论如何都比中国电视剧里的嗜暴成性的打斗杀伐要好,要健康.一个人们普遍不会哭的时代,有可能是冷漠的、病态的,而一个不许人哭的时代,则必然是残酷的、可怕的.冷酷无情的“斗争精神”不仅把“严队长”异化成了纯粹的机器,而且严重地压抑着人性,造成了人心普遍的冷化和严重的硬化；而所谓的“阶级观念”,则不过是一种新的“种姓制度”,——它按照一种简单的标准,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越是在经济和知识上贫穷的人,社会等级越高,越是在经济和知识上富有的,社会等级越低,这与中国古代的“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并无两样.极端而狭隘的“阶级观念”不是促人向善,而是促人向恶,不是教人爱人,而是教人恨人,最终瓦解了建构和谐社会和美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基础和文化秩序.

劳改营里连年累月的高强度劳作,给从维熙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造成了身体上的变形,给他留下了极为明显的“双肩失衡症”：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失平.我向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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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表现出痛痒相关的同情,这是人类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和正常反应.山崎丰子的眼泪,一方面,显示出她有着人之为人的正常人性,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他者”的角度,反映出了“政治”的可怕和可恨.

三、死：混沌时代的悲惨事象

死亡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生命现象.天下无不败之家,也没有不死之人.死亡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生命的有限性,认识到了精神信仰和彼岸生活的重要性.由于这种认识,我们会变得更加谦卑,更加仁慈,也更加珍视生命的价值.那种因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或者极大的权力,而试图超越死亡、实现肉体生命永生的渴念,无疑是一种狂妄而可鄙的贪婪心理.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多么自信,甚至“自信人生二百年”,他也无法不死；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高到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永生不死,但他最终也还是要死的.死人的事,的确是经常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死亡看做随便的事情,可以漫不经心地谈论和对待死亡.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存权则是生命伦理中至高无上的法则；任何人不可以任何理由、用任何手段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而任何形式的貌似正当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对人类尊严和人道法则的野蛮冒犯,都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孽.

二十世纪是暴力伤害泛滥的世纪,也是人道主义灾难最为严重的世纪.为了虚妄的目标,我们剥夺了太多人的生命；因为可怕的疯狂,我们制造了太多的杀戮.非理性的理论为大规模的屠杀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现代化的武器则为“”和“阶级迫害”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而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杀戮和死亡,即使不是更加严重,至少也是同样严重,因为,这样的迫害和杀戮,是日常性的和普遍发生的,具有不可控制和无法统计的性质.《走向混沌》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混乱状态下许多伤害人和整死人的细节.对一个遗忘历史已经成为文化习惯的社会来讲,对那些试图为“”招魂的人们来讲,这些细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对抗遗忘,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的真面目.

“反右”和“”是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也是无所不至的人身伤害运动.对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和残害,是“无政府状态”下常见的悲惨场景：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然而,有太多的人“不在了”,有太多的人被剥夺了生命,也有太多的人参与了整人和杀人,做了可怕的“混沌”的牺牲品：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人性的杀戮,常常公然地进行着.杀人者肆无忌惮,被杀者除了束手就擒,引颈就戮,别无选择：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如果没有从维熙以亲历亲见者所做的“实录”,现在的许多人,包括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都会怀疑这些暴行的真实性.从维熙的可靠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红卫兵”施暴的丰富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对青年一代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荼毒.首先,“红卫兵”施暴的对象,是所谓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这说明,这样的暴行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意识形态引导,——孩子们从小就通过课文、故事会、连环画、电影、音乐、戏剧和“忆苦思甜”教育等方式,接受了这样的斗争理念：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和“阶级觉悟”,对“阶级敌人”一定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满怀仇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其次,他们的暴行不受任何理性的制度制约,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属于典型的“无法无天”行为；第三,对人的折磨过程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狂欢色彩,表现出一种极端形态的恶意性,即最最原始的野蛮性,——要知道,用石头行刑不仅对被虐杀者是残忍的,对施虐者也同样是残忍的,因为,它具有近距离面对面的直接性,倘无“”的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神经,一个人是没有勇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类,被一下一下砸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直至最后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死去. 在直接虐杀的“硬暴力”之外,还有一种形式较为隐蔽的暴力,那就是包括开“批斗会”的人格羞辱、杀鸡儆猴的心理威慑、株连家人的精神恐吓、不给饭吃的饥饿折磨等在内的“软暴力”.从维熙对“反右”和“”期间针对知识分子的“软暴力”,尤其是“饥饿折磨”有着极为真实、细致的描写：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问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斗争,他在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日,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癞蛤蟆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癞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

一般来讲,精神打击与肉体折磨总是相伴而行的.凡是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混乱和精神迫害的地方,通常都会跟着发生严重的“大饥饿”.饥饿无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人体验过的最大痛苦.千千万万的人备受这种“软刀子”的宰割和“软暴力”的伤害.饥饿作为一种最折磨人的痛苦,具有一种从内到外摧毁人的巨大力量.在“改造人性”方面,饥饿比道德感化和政治施压更有效,因为它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一个文明人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还原成茹毛饮血的史前猿人.阅读这些吃生鱼、吃“五毒”以及人们为了抢口饭吃而大打出手的细节,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

饥饿的大门是通向死亡的.饥饿本身就是特殊形态的死亡.极度的饥饿实在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

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吕荧是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是唯一敢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时期为胡风辩诬的人.优秀的人物,尤其是道德精神上高尚而正直的优秀人物,对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来讲,都是很可宝贵的财富；一个社会如果是正常的、理性的,如果有趋向文明和进步的愿望,它就一定会发现并推崇这样的人,并通过他们将人们的心灵生活向前推进和向上提高,试想一下,假如美国没有华盛顿和林肯,假如英国没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假如法国没有雨果和左拉,假如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假如中国没有司马迁和鲁迅,那么,这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生活固然不会瞬间垮塌,但却会失去重要的参照物和稳定的支撑点.吕荧无疑属于能给我们的内心生活提供“正能量”的优秀人物,这样的人物本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善待,本该受到社会的保护和奖赏,然而,我们却视他如寇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实在是中华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在《走向混沌》里,大饥饿造成的死亡是大规模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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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

活得如此可怜,死得如此悲惨；活得如此没有尊严,死得如此没有体面.面对如此惨淡的人生,面对如此悲哀的现实,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从维熙的作品用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无可辩驳地证明“”不仅是一场可怕的“政治浩劫”,而且还是一场空前严重的人性浩劫和文化浩劫；它不仅给人们造成无量的精神痛苦,还通过严重的“大饥饿”,给人们带来可怕的肉体痛苦,让许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我们今天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都与“”有着不容否认的因果关系.虽然“”结束已经行将四十年,但是,疗治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情感伤害和伦理创伤,将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精力.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任何缄默不语的回避,任何文过饰非的遮掩,都是不能原谅的苟且行为,因为它不仅是怯懦和缺乏自信的表现,而且还将为下一次更大的劫难铺平道路.一个民族的复活和复兴,始于它对罪恶和苦难的直面.我们必须正视罪恶和苦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超越罪恶,才能获得最后的救赎,才有可能最终从苦难中走出来.勇敢而坦诚地面对罪恶,往往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也确证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尊严.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尊严.

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