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领导风格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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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7日,贝拉克·奥巴马以明显优势击败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迎来了第二个四年的白宫生活.11月8日,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1]　很显然,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反复出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追求.这也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响应,奥巴马政府表示愿与中方一道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如何?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奥巴马的领导风格来回答上述问题.

奥巴马领导风格的特点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总统制国家.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以大萧条为契机,大力扩展总统的决策职权,国会的决策地位被相对削弱,号称“帝王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的美国现代总统制从此确立.此后,总统力压国会,成为政策倡议的主要源头,也成为美国政治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标志.当今世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依然是全球事务中的显赫人物,了解奥巴马总统的领导风格,有助于我们洞察他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式,为理解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势提供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雷德·I.格林斯坦教授（Fred　I.　Greenstein）是美国总统研究的名家,2004年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总统研究终身成就奖”.在《总统的差异：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领导风格》一书中,[2]　他独辟蹊径,将总统的领导风格还原为“公众沟通能力”、“组织能力”、“政治技巧”、“政治远见”、“认知风格”、“情商”等六大要素的分析,建构起一个理解、评估和预测总统领导能力、政策取向及其白宫表现的理论框架,深受学界和政界人士推崇.

公众沟通能力主要考察总统与公众进行实质性沟通交流的效率,罗斯福、肯尼迪、里根都具有杰出的公众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审视总统组建团队并充分发挥团队所长、最大限度地减少幕僚们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和创立高效率、制度性安排的能力.政治技巧着重看总统能否充满自信地行使权力,能否建立并维持公众支持,能否在幕僚中树立一个驾轻就熟、意志坚定的政治操盘能手的口碑；政治远见指总统能对政策可行性进行科学评估,并具有一套宏观的总体目标,坚持己见、立场稳定,能够支配政策话语权,成为追随者的精神靠山和政界的定海神针,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里根都是具有政治远见的总统.认知风格主要指总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高低.情商则是管理个人情绪影响的能力.实践表明,作为总统,不仅需要极高的智商,更须辅以极佳的情商,否则便会出问题.约翰逊、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都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智商,但他们的情商则瑕疵颇多.卡特则因性格缺陷而使自己任职期间屡屡错失良机,最后竟失去连任的机会.克林顿的情商缺陷不仅使他在政绩上有负其超常能力,也使他因性丑闻而陷国家于尴尬难堪.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和评价,奥巴马的气质与能力被认为是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并不多见的,其领导风格大致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突出的公众沟通能力.在2004年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以其精雕细琢的主旨演讲而一鸣惊人,借势在全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快便成功地当选联邦参议员,从伊利诺伊州参议院进军华盛顿国会山.2009年入主白宫后,奥巴马的演讲沟通能力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他已经成功地树立了一个善于进行公众沟通的政治形象.奥巴马的影响力不仅来自其演说天赋,也来自演说中传达的政策信息.2012年,奥巴马在三场总统辩论中表现出色,赢得了观众和选民；其胜选演说更是一如既往地声情并茂,意气风发,让支持者振奋不已.不过,奥巴马的演讲被一部分选民认为说教味太浓,加之他在媒体上太多,这样可能反而会削弱他的政策言论对这部分公众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2012年大选中选民对奥巴马的期待大为降低的原因之一.

第二,良好的组织能力.作为参议员出身的总统,奥巴马跟约翰·肯尼迪一样被认为缺乏管理大型组织的经验,但他善于学习,知人善任,搭建了能力卓著的幕僚团队.不仅如此,奥巴马充分注意到了肯尼迪就职之初在猪湾行动中所犯的决策错误,深知未经深入讨论便形成决策的风险,因而信奉则明的决策理念,鼓励幕僚们各抒己见.他说：“根据我对历史的了解,白宫的危险之一在于最终形成了集体思维（groupthink）,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既没有辩论,也没有不同看法.所以,我欢迎在白宫里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不过,我知道,作为总统,我是最终的决策者.我负责提出愿景,我的团队负责执行.一旦做出决定,我希望他们能着力贯彻.”[3]　奥巴马对阿富汗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下令突袭拉登住所并成功将其击毙,这些决策充分体现了他驾驭重大决策过程的组织能力.

第三,娴熟的政治技巧.奥巴马的从政记录表明他是一个极富政治技巧的人,早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工作时便对结交政治盟友之道轻车熟路了,这也为他在华盛顿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的表演提供了强大的助力.2008年大选获胜后,他邀希拉里出任国务卿、请共和党人罗伯特·盖茨留任国防部长都成为政治技巧上的出色手笔.不过,在两党政治日益具有极化特征的美国政治生活里,奥巴马过于注重平衡调和的政治技巧不时遭遇困境,显得温和有余,刚猛不足,决策效率亦大打折扣.白宫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财政预算和国债上限问题上长时间的博弈充分体现了奥巴马的政治技巧在现实困难前的无奈.

第四,公认的政治远见.一直以来,奥巴马的政治对手们认为他擅长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但欠缺政治远见和执行能力.然而,四年来,奥巴马在白宫的言行举止、政府决策皆以其政治愿景为本,总是抓住时机将他的施政计划向国会和民众和盘托出,以寻求在整个美国政治图谱上获得支持.总体而言,奥巴马的政策较少受到抽象信条的掣肘,而更多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致力于设计各种行得通的、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政策.譬如,其能源政策不仅大力推动了绿色能源的投资和技术研发,也鼓励了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利用技术,从长远看对美国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颇具积极意义,体现了奥巴马的政治远见. 第五,分析与思辨能力出色.奥巴马素以头脑聪明、思想开明而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哈佛求学时被选为全美最知名的法律学术期刊《哈佛法律评论》的主编,还应约写作了分析美国种族关系的《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从此成为公众人物.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时,奥巴马的学生们深深地迷上了他驾驭各种矛盾观点的能力,深受启发.格林斯坦认为,奥巴马的认知风格具有聪明过人、分析问题不偏不倚、具有进行复杂思考能力等三大特征.[4]　据报道,奥巴马在主持政策会议时,往往会先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接着循循善诱,引导与会者深入交换意见,最后总结他从会上得到的信息,说明这些信息可能会如何影响他的行动.[5]

第六,善于管理情绪.尽管奥巴马年轻时对自己的种族身份缺乏归属感,也曾酗酒,曾沉溺于毒品,但他最终接纳了自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兼容并包的政治哲学.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正是奥巴马领导风格的“压舱石”.奥巴马自己曾说过,“一帆风顺时,我不会手舞足蹈；遭遇挫折时,我也不会垂头丧气”.[6]　2012年大选,奥巴马一直面临着对手的紧逼和民调的压力,但他稳扎稳打,合理利用罗姆尼政策主张上的漏洞,赢得了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关键摇摆州,最终如愿以偿,连任成功.不过,奥巴马善于平衡求稳的情商品质有时会导致不足,难以为自己的政策赢得足够的支持.

奥巴马领导风格

与美国对华政策

奥巴马的领导风格无疑深刻地影响着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基于以上对奥巴马领导风格的分析,我们对中美建设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第一,注重沟通的奥巴马必然重视中美之间的高层战略沟通,其组织能力助推了中美战略沟通安排的制度化和多样化,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拓展共同利益,尽可能地避免误判对方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管控分歧,防止对抗.2009年,奥巴马与主席一道将“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升级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就是这样的措施.毋庸置疑,中美两国领导人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可靠的动力.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已逾40年,两国关系发展尽管不时遭遇牵绊,但总是能够克服困难,不断前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两国领导人往往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政治魄力,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曾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领导人之间的私交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使之不会因为个别事件或偶发事件的冲击而脱离正轨.他认为,中国高层领导人之所以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再平衡”动作反应相对温和,部分原因便在于两国领导人会谈时可能存在私下的充分沟通.[8]　当然,我们的温和反应既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事务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是着眼于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战略大局.此外,奥巴马愿意、善于驾驭不同意见的认知风格有利于他形成相对平衡、务实的对华政策框架.

第二,政治技巧和政治远见有助于奥巴马制定对华政策时协调各方利益平衡、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利于维护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奥巴马在其《无畏的希望》一书中曾明确表示,“中国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最大挑战,而不是军事上的最大挑战”.[10]　奥巴马就任以来的对华政策表明,他不仅将自己对中国的这种基本判断贯彻到了现实政策中,还善于通过协调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达成一项相对平衡稳健的对华政策.譬如将经贸关系的平衡作为对华政策的主攻方向,一方面提振美国的国内就业市场,另一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确保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而在对华安全关系上则既保持必要的防范,又避免过度激怒中国,以防止中美直接对抗的局面出现.美国盖洛普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支持了奥巴马的上述对华战略.该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和多数美国舆论领袖认为中国对美国是友善的,或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友；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友善的或是敌人.[11]

第三,不足、善于求稳的情商特征可能使奥巴马在美国对华政策传统中那些需要切实改变的方面难以走出超越性的步伐.虽然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在情商方面存在不足,使他们总统任内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他们却在中美关系中实现了超越性的政治步伐,尼克松改变了中美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卡特完成了中美正式建交的历史任务,克林顿果断地将中美经贸关系与人权等政治议题脱钩、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奥巴马的情商品质可能使他过于求稳,从而阻碍他做出类似的外交政策变革,他在对台军售、会见、人民币汇率矛盾等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上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未来能否在放弃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不仅是对他是否具有真正政治远见的现实检验,也是考察其情商特征影响对华政策的主要标志.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平发展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国际领导力研究”（项目号12KDB017）的成果之一,特此致谢.】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同志代表第十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12-11-09）．

[2]　Fred　I.　Greenstein,　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or　FDR　to　Obam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5]　Ibid.,　pp.217,　218.

[6]　Peter　Baker,　“Transition　Holds　Clues　to　Obama　Governanc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09.

[7]　Joel　Achenbach,　“In　a　Heated　Race,　Obama’s　Cool　Won　the　Day,”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08.

[8]　Ken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Why　President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1,　2011.

[9]　Robert　Kagan,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Knopf,　2012.

[10]　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363.

[11]　Cynthia　English,　“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http：//.gallup./　（201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