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之父:革命背叛我,三国抛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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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里的一头猪在提出了“人类剥削牲畜,牲畜必须革命”的理论之后死去,若干天后,农场里掀起了一场由猪领导的革命,原来的剥削者―农场主被赶走,牲畜们兴高采烈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

但不久,领导革命的猪们发生了分裂,一头猪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越来越多的特殊待遇,逐渐脱离了其他动物,最终蜕变成为和人类完全一样的牲畜剥削者,鲜血换来的动物庄园理想也遭到践踏和抛弃.

这就是著名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农场》中讲述的故事.这部小说以惊心动魄的故事指出:因为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所以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改变,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理想背道而驰.

那么,假如这个农场中有一头品质高尚、坚持理想的正义之猪呢?

猪也许没有正义之说,但人真有这么一个.他就是托马斯•,潘恩,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革命者.

现实版的“动物农场”

1776年1月,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打响9个月,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片混乱.华盛顿带领的大陆军只反对议会而不反对英王,以致当英王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大陆军时,军官们却在前线的晚餐中“为英王的健康干杯”.这种蒙昧怯懦的不智之举,直到1776年1月潘恩写出《常识》才结束.

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潘恩明确指出英王是北美万恶之源.他的观点如此惊世骇俗:“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坚称“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只有独立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声,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潘恩为战争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的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美国思想之父.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屡败,士气低落,战局危急.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那犀利如剑的笔.在行军途中,他屈着膝盖在一面行军鼓上连续写就多篇战斗檄文,借以鼓舞士气.那些激动人心的滚烫语句如同流星划过长空,照亮人们的心灵.1776年圣诞之夜,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仑屯战役的辉煌胜利.

革命取得了胜利,按道理,潘恩应该受到最崇高的礼遇.然而,他太纯粹了.潘恩清醒地看清了革命的前景,却没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一路仰望天上的星星,却一不小心跌进路边的深井里.

1777年,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北美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济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潘恩在报纸上揭露迪安渎职谋私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潘恩太天真了,他的远见卓识让他可以洞悉革命形势的走向,却不能让他规避政敌的无耻心机.他根本不是迪安等人的对手.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书,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职.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而且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幸灾乐祸地讥笑说:“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潘恩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几代人为之感激的真理,这时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不得不投书纽约州议会:“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等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经他,国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国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潘恩这样的天才会不会轻易倒下?命运还会给他再次升起的机会吗?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不久,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国革命者也像1776年初的北美革命者一样,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潘恩再次出山,大显身手,写出了重要著作《人权论》,站在比任何同时代人都高的制高点上,扫除了法国革命同志的疑虑,使法国革命走上了坚定的共和道路.《人权论》一如当年的《常识》,一经出版便风靡天下.在法国,它成了革命的号角.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拿破仑也盛赞他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

但在潘恩的祖国英国,却完全是一派相反的气氛.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继而各处出现煽动的反潘恩浪潮,潘恩又一次被政治的谣言击中.9月13日,潘恩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连夜流亡法国.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他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每到一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为潘恩所始料不及.法国革命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很快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吉伦特党,由一些理性的革命家组成,他们颇富教养,政治主张温和稳健;一派是雅各宾党,是一些狂热的充满的革命家,他们把革命当成以暴力手段改天换地的舞台,政治立场激进.最后,吉伦特党全军覆没,雅各宾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独揽大权,革命彻底变成一场运动.

潘恩是位人道主义者,在政治理想上较为激进,但在政治斗争中却较为温和.他的感情与无休止的暴力格格不入.在是否处死国王的争论中,他站在吉伦特党一边,反对处死国王.这个选择让他面临生命威胁.

雅各宾党人的字典中没有宽容二字,他们残暴的同革命的虔诚一样惊人.当罗伯斯庇尔发现这个先前坚定的革命战友竟然是一个拖泥带水“首鼠两端”的“保皇派”时,便毫不留情地挥出了革命的铁拳.1793年12月28日,潘恩被捕入狱.在雅各宾的时期被捕入狱,就意味着脑袋已经寄存在断头台边的篓子里.

就在潘恩被雅各宾党人打入死牢的时候,英国也在对他进行缺席审判,潘恩真可谓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

当时的潘恩是个世界公民,拥有三个国籍:英国是他的原籍,法国曾授予他荣誉国籍,而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国籍.如果确认他的英国国籍,他可能被当成侨敌处死;如果确认他的法国国籍,他可以被当成政敌处死;而只要能证明潘恩的美国国籍,他就能死里逃生.

潘恩作为美国革命的思想之父,为美国革命献出了全部才智和热情,他要求美国人凭恃一个正直人的起码良心站出来,以举手之劳救他一命.相比于他为美国所做的贡献来说,这点回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当潘恩请他的美国朋友帮忙,出示他美国国籍的证据时,却惨遭拒绝.对于他的处境,他当年的政敌拍手叫好,他的朋友也见死不救.其中最让潘恩寒心的是,当年跟他一道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华盛顿也视若无睹.那时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因此袖手旁观,故作沉默.

潘恩终生没有原谅华盛顿.华盛顿死后,有人要为他塑像,潘恩给负责塑像的艺术家写信说:“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无须加工―他就是华盛顿.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在他心窝镌刻―忘恩负义.”

潘恩就这样被革命背叛了,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却被三个国家同时抛弃.

被革命战友投入监狱的潘恩,没有怨天尤人地指责革命,而是重新埋头开始发动他一个人的革命―这是任何狂热的革命者都难以想象的.他把反思的目光转向了更深入的领域,开始着手写作《理性时代》一书.在这条孤独的革命之路上,他没有战友,没有同志,更没有鲜花和掌声,相反却引来无穷的挖苦和讥笑.当时的美国公使莫里斯在给国务卿杰弗逊的信中这样揶揄潘恩:“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人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革命风潮中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被营救出来.而那个时候,曾经嫌杀人斧头不够锋利的罗伯斯庇尔也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

他成了祖国的弃儿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杰弗逊是潘恩的好友,两人的政治主张也较为接近.潘恩觉得自己也许还可以在杰弗逊的帮助下有所作为,于是动了迁居美国的年头.

阔别多年,几经坎坷,九死一生,在经历了欧洲大陆革命的辉煌与失败之后,1802年,潘恩又一次踏上了美洲大陆.但从他到达的那天起,他就发现自己回来得不是时候,碰在了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人集体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人们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邀请他回国的杰弗逊此时正为竞选总统而苦苦奋斗,为了避嫌也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

潘恩的第二场美国梦被打得粉碎,他又一次成了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从前政客只是造谣中伤潘恩,这一次,政客顺应了民意,要将潘恩置于死地.

转眼之间,潘恩成了过街老鼠,在美国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邻居们围攻他,他下榻的旅馆周围一入夜就嘘声四起.他遭到各种骚扰,甚至连马车夫也拒载他.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来往的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泥.人们拼命想从他的私生活中抓到把柄,他们不相信这个鳏夫能耐住长夜寂寞,于是造谣说他和女房东有染.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为样本,来警告那些信徒对教会要俯首听命.孩子淘气的时候,家长也用潘恩来吓唬小孩使之就范.一句“撒旦和潘恩来了”这样的恫吓,比一顿臭揍还要有效.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临死之前,潘恩的头发蓬乱,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他的住地离城不过1.5英里.

这个世界已经把他遗忘了.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他的离去,但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得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当棺木落地时,墓土撒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这是个伟大的女人,历史证明,那个时代只有她有资格成为潘恩的朋友.而在那个时代,美国人却把他们的纯洁友谊渲染为狗男女的暧昧关系.

“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潘恩,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曲径.他殚精竭虑地摸索革命的方向,一马当先地走到革命的前面,而革命根本无意与他同行.被革命背叛之后,潘恩没有足够的声望和政治地位以打倒政治对手,相反,倒是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偏执使潘恩成为那个时代左右不讨好的弃儿.他被三个国家的革命战友出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宿命.

潘恩不过分热衷于复杂政治,不精通翻云覆雨的权谋之术,不谙熟残酷的党派政见之争,这是他悲剧的根源.他用自己的悲剧告诉世人:不正常的革命(至少是其某个阶段),会抛弃她最忠诚的儿女,这种革命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性质,也注定了那些革命最忠诚的儿女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编 辑/孙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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