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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因“丢脸”服毒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今年六十七岁,和老伴住在距离保定市区一百多公里的阜平县柳树沟村.在那个没有楼房的小山村里,苗家的住宅是四间黑黢黢的土坯房.家中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用来冷藏胰岛素的冰箱.苗卫芳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年卧床.记者找到苗风山时,他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毛衣在地里收白菜.去年冬天动过腰椎手术后,他也在床上躺了四个月,现在走起路来仍不很灵便,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作.
患病前的苗风山是村里的干活能手.苗卫芳说,父亲是个不会出巧劲的“苦力”.对于前劳动能手来说,比丧失劳动能力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子苗卫芳去年读完研究生至今没找到工作,这让他在村里感到丢脸.今年5月25日晚临睡前,他悄悄吞下一瓶一百片的安定.几小时后,一觉醒来的老伴发现丈夫状况不对.苗风山被送往阜平县中医院,而后又转往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
此次抢救前后花去的一万多元无疑让家里雪上加霜.而因父亲带来的道德、舆论双重压力,似乎没有让苗卫芳变得沮丧或者不堪一击.多数时间里,他处于放空状态之中：恬静、友善、随遇而安.秋末校园的阳光,街头的熙熙攘攘,出租屋外打桩机的轰鸣,连同网上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争论,一齐被他屏蔽在视线之外.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他那本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一直没离身,仿佛他只是不小心被“你幸福吗”栏目记者随机抓到的路人甲.
苗卫芳生性软弱,却并不随大流.在考研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凭着一种植物般的韧性,他已经让人生拐了好几道弯.
“没有人尊重我”
苗卫芳记性好,小学时成绩优异,到初中却慢慢掉队,以致中考失利.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又通过关系上了高中.此时他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在一群少年中显得很扎眼.理科的课程让他头疼,高二时他再度放弃学业.他当过工地小工,做过卖豆芽、卖豆腐等好几种亏钱的小买卖.再后来他到呼和浩特打工,知道了还有成人高考这条道.他白天拼命做工,晚上坚持读书.1998年,他考上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
两年后他如期完成学业,却因为拖欠学费没拿到文凭.2002年他回到保定,又开始准备自考.2004年6月,他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并顺利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几年后,他又拿下了自学本科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在教书之余准备的,他在一点点地给自己增加筹码.他是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在研一时他又用课余时间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那是一本以自己代课经历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份工作.
“学生太难管.”他说.在私立学校里,学生是上帝,老师却没有尊严.村里人也没把他当老师看,因为他像那些打工者一样漂泊不定.几年间他换过四所学校.他说：“没人说我坏,但没有人尊重我.”2006年冬天,他与一位代课女老师结婚.对方比他大三岁,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男孩.“老苗家可真能耐,一结婚就添了三口人!”村民冷言冷语道.
苗卫芳考上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2007年夏天,一位教英语的同事抱回一摞资料,兴冲冲地告诉他自己要报考河北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他觉得这是“挑衅”.“教英语的都能考历史学,我教历史的为什么不能考?”那位同事未能通过笔试,而三十七岁的苗卫芳却“阴差阳错”考上了.复试时,老师随口感叹了一句：“这么大岁数,将来找工作会很难啊.”“我当时不知道.进了研一就知道了,上届师兄好多都没找到工作.这个专业是偏学术性的,不好适应社会要求.”他说.大龄研究生并非只他一人,但与苗卫芳一穷二白不同的是,这些人到中年的老学生们入学前多在体制内有份稳定的工作.
年龄是一道坎
在柳树沟,虽然大学生并不稀奇,但研究生还是历史上头一回出现.“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学校,不是过去那些杂牌军!”父亲在乡邻面前夸下海口,“公办学校里老师的学历还不如我儿子,他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村里人的眼神里开始有了些“小小敬畏”.
苗卫芳早就知道三年后的就业将是个难题.企业招聘三十岁是道坎,公务员的线则划在三十五岁,而他毕业时却已年逾不惑.每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还蒙在鼓里替他高兴,他就有些难过.而苗卫芳的婚姻却在日趋窘迫的财务中走到了尽头.“不挣钱没收入,读研还花家里钱.”前妻提出了离婚,并退还了当初的彩礼.
研三毕业前,形势已经明朗了.苗卫芳班上十九人中仅有四人确定了去向.大家在一片愁眉苦脸中毕了业.那几位“大龄同学”也多在一番碰壁后料定“转机无望”,各自回了原单位.苗卫芳对公司没有兴趣,那不是他要的能搞创作和研究的“理想软环境”.他想找个“文联或者作协”的工作,但那些作协的文友们告诉他：交流可以,工作没戏——公务员招考三十五周岁的硬指标谁也动不了.
2011年春夏之交,他写完论文回老家种花生.村里人已经知道苗风山夸下的海口无法兑现,对苗卫芳的不屑也公开化了.他走在路上,别人看着他远远地笑.他去借东西,没人搭理他.苗卫芳觉得自己与村里人不一样,不值得计较,但那些讥笑和言辞却深深地戳痛了父亲苗风山,他坐立难安.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后没几天,苗卫芳就知趣地出门了,他仍然只能在私立学校里寻找一些短期辅导班的机会.如今,躲在保定市内出租屋里准备报考阜宁县中学教师的苗卫芳拒绝了随记者回阜平老家的提议.舆论对他的关注程度让他惊讶,他总结说：“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事.而且他们中间肯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村出身者,在外漂着.他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共鸣.”
【原载2012年10月30日《文摘周报·特稿》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