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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欣：“博导剽窃”事件,据我所知仅2001年一年里被媒体的就有十几起,你觉得这给教育界哪些警示
朱学勤：屡屡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确实应该有深刻的反省,但我不赞成把火力都集中在个人那里,穷追猛打,教育行政部门也该想想他们的责任了.
更多的责任是在体制,而不在个人.
现在教育界是“通货膨胀”,大学都在争发“大票子”,票面额在扩张,含金量却在猛跌.出现所谓“大票子”,是因为两头都在扩张,一是教师,二是学生.
从教师这头说,“教授”并没有到头,教授之上还有“硕导”,“硕导”之上,还有“博导”,架床迭屋,这哪里是中国特色,快成为世界学术史上的笑话了,这当然会导致学术职称的严重贬值；从学生这头说,就是高学历“泛滥”,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整个教育是“头重脚轻”.本科毕业生作为知识部类里的通才,本来应能满足就业市场的基本需要了,但现在本科教育正在降为就业市场用人的底限.这样一来,“博导”也不过是“教授”的含金量,“教授”则降格为“讲师”,而“学士”也就快成从前的高中生了.
造成教育“大票子”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行政权力干预太甚,二是学术评价体系严重扭曲.这两者本身又互为因果.
行政权力干预过甚,使得教育出现新的“大跃进”,到处是争办一流高校,争“博士点”,争“国家重点学科”.可是全都“一流”,还有“一流”吗在这样的催逼下,我若是大学校长,恐怕也不能免俗,除非下决心不作这个劳什子校长了.
这些大学校长、院长既是催逼者,也是被催逼者,“黄世仁”、“杨白老”集于一身,有点类似现在高中阶段毕业班的班主任,被高考指挥棒催逼着,去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普通教师,几乎只有一个身份：“杨白老”.可怜“杨白老”不是每年,而是每天都要“扯上二尺红头绳”.
在这样的氛围下,教育的学术评估体系怎么能不扭曲到处都在量化,一刀切,实行“数字化的管理”.黄仁宇先生是最早提出“社会实现数字化管理”的,倘若目睹此状,社会管理没有“数字化”,学术评估却率先“现代化”了,不知是该笑还是哭
人心浮躁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有些青年教授一年出一本书,“十年一剑”,成了“一年一书”,哪有作学术研究一年出一本书的又不是写小说.陈寅恪要放在今天,按今天的数字化“学绩”管理,他老人家早该不合格,下岗了.
夏：撇开道德自律方面的事情不谈,在校内外有抵制学术浮夸的办法吗
朱学勤：学者自有学者自身的工作周期,有积累,有突破,有、有低潮,起起伏伏,这很正常.行政权力要做的,是给学术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不是总在那里定指标,要政绩.看看农民被那些只要“政绩”数字的乡官逼得多苦,你就能想像大学教师被“学绩”数字逼得多扭曲.行政干预太多,经济就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大家都懂,教育也一样.蔡元培如果当年也向教师要数字,而不是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哪还有今天的北京大学
至于职称,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简朴的做法,做减法,不做加法.如果要在教授中拉开等差,把正教授分一二比较好,中止那个贻笑大方的“博导”、“硕导”制度.
夏：毕业生的高学历膨胀,客观上也有社会就业压力的影响.
朱学勤：可是高学历者多,并没有能从真正意义上缓解就业问题,而只是把高中生变成本科生,把本科生变成硕士生.家长多花三四年的钱,只是把本来就存在的就业高峰向后延迟了三四年.有些就业单位、特别是文化单位、文化企业似乎总是要比需要的学历高一级的学历,去报社、出版社、甚至党政机关,都要求进博士、硕士,这样一抬,大学本科毕业生就很难找工作了,把本来应该到大学为止的“学历教育”,非要再拔高到研究生阶段,无形中把“专才教育”变成了“通才教育”,而合格的中、高等专科人才严重不足.
夏：最近有报道说,深圳人才市场上高级技工与硕士一样招聘待遇,说明市场已经对这种教育的“通货膨胀”亮出黄灯了.你认为人才缺乏多元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学勤：主要是操作性技术较少受到重视,包括在职称评定方面.不久前还有报道说,上海工艺美术厂需要专业技工,可现在美术学校毕业的人全都考大学去了,一些绝活一门一门面临失传.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形而下、形而中真已经发展过剩,非要集中精力都去搞形而上了
大学里有不少人才,所谓“大学的实力在‘大师’”是对的,但是教师不能都是“只有设计的头脑,没有灵巧的双手”型的,也要形成人才的梯队.
发达国家对专门技术十分重视,比如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德国,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的报酬、受社会重视的程度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我在工厂的时候,一个八级钳工得到的待遇和尊重一点不比工程师少.30年了,我今天还记得那样的情景：碰上书本里没有答案的疑难怪症,一圈子工程师束手无策,现场只听得厂长对着里喊：“快,快叫‘段八级’来,派车接,把他从被窝里拉过来！”
夏：你认为学校的管理者应该最操心什么
朱学勤：一是钱,二是人.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也是操心这两件事.要尽可能争资源,也要利用社会资源,下大力气扶持、关心本校一流专家,人不要多,不要急着“催化”什么.
党务、政务干部,应由相应机关管理,但学术评估应该让给学术本身,要给教授独立于行政权利之外学术评估的空间,这应该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则.这在现有体制下是有法可依的――就学术独立而言,并不违背教育法.
学术标准应放在教授委员会,由教授选举产生主任,而不是让行政领导兼任.如果每个学科有一两个过得硬的带头人,每个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都落实了教授权威,而不是行政权威,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不需要“大跃进”,“会”少开,“表”少发,不添乱,垂裳而治,让大学安静下来,不要“通货膨胀”,学校反而能够搞上去.
（摘自《教育中国――50名流素质教育访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32.00元.社址:北京永安路106号,邮编:10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