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唯名与实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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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相问题是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实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唯名论者认为,惟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实在性,共相只不过是用以表示事物的名称或符号.而基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实在论者则认为,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体,并构成了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共相问题”的梳理,来说明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贡献和影响.

[关 键 词 ]共相 唯名论 实在论 威廉-奥卡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328-02

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基本问题：“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如若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实体,那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若是无形的,那它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这类问题是最高级的问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研究”[1].波菲利本人虽拒绝回答这三个问题,却开启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共相问题之所以在中世纪得到广泛讨论,首先有理论上的渊源.

一可以说,“共相”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标志性概念.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即被“一”与“多”的问题所困扰,及至柏拉图,“相、共相”或“理念”成了哲学探讨的主题.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我们通过辩证法达到的最高知识就是理念知识.柏拉图进一步把理念实体化、客观化,将其看做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实在本体,理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它是一切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某一类个别事物正是通过“分有”和“摹仿”与之对应的单一理念而获得实在性的[2].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不述说、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事物（如个别的人和马）是第一实体；而那些作为属而包含第一实体的、作为种而包含属的事物（如“人”这个属和“动物”这个种）则是第二实体.毫无疑问,第一实体是指人们凭感觉认识到的客观事物,而共相或种属――即第二实体是因为某一类事物具有相似性而被人的理智认识到的东西.因此共相并不像个别事物那样具有实在性.亚里士多德根据其奠基于主谓逻辑的实体学说,从而否定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根基,但就他将共相看成第二实体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3].由此可知,作为他们二人最深刻的思想分歧之一――共相问题成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前奏.

二生活在“黑暗时代”初期的拉丁教父波埃修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及其波菲利的注释进行翻译和重新诠释时,再次提出了共相问题,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作了明确回答.他认为,从本体论上讲,由于共相的单一性和个别事物的多数性相矛盾,故共相不能独立存在；但从认识论上讲,共相是人的理智从某一类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相似性.因此共相作为事物的相似性,当它被感官感知时,它寓于可感事物中；当它被理智理解时,又与可感事物相分离.所以在波埃修这里,共相是一种被心灵所理解的观念或概念[4],他这种思想成了中世纪唯名论思想的直接先驱.

到了十一世纪以后,共相问题逐渐成为经院哲学家激烈争论的焦点,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它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复杂性.一般而言,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峙.唯名论者认为,惟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共相只不过是用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称、符号或概念；而实在论者认为,共相不仅是存在于心灵之中的一般概念、而且也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体,并构成了个别事物的存在依据.即使这样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在中世纪也涉及到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和罗马教会的普世权威,实在论关于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观点构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理论基础；而唯名论对共相实在性的否定必然会在宗教神学上导致种种异端思想.因此,唯名论思想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直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实在论的观点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讲,以共相问题为核心,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调和而导致的温和唯名论阶段,二是中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的批判而导致的温和实在论阶段,三是晚期经院哲学对唯名论复苏的阶段.

早期经院哲学围绕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这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第一次较量.作为极端实在论的代表,安瑟尔谟认为感官感觉到的具体事物并不具有实在性,只有心灵认识到的共相才具有实在性,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犹如柏拉图式的理念.作为极端唯名论的代表,洛色林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只是名词,如果说它具有实在性,那么这种实在充其量是“声音”而已.这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若被用于解释“三位一体”的神学教条上,必然会导致“三神论”异端――即把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共同实体“上帝”看成是一种缺乏实在性的名称或符号,从而得出只有三个具体的神的结论.

唯名论与实在论第一次交锋的结果是：极端实在论者站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立场上对极端唯名论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样唯名论者就不得不采取更加温和的形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就导致了阿伯拉尔温和唯名论的产生.阿伯拉尔既不赞成极端唯名论者将共相看做一种“声音”式的符号的做法,也不同意极端实在论者把共相当成一种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的观点.他认为,使一个符号或概念成为共相的原因在于该符号或概念具有指称某类事物“共同状态”的作用,也即概念具有命名事物的逻辑功能.因此,作为概念的共相就其确有所指来说,它是真实存在的、有形的、也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的；就概念具有命名的逻辑功能来说,它不具有实在性、是无形的、也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而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的.此外,一旦概念对某一类事物进行了命名,那么当这类事物消失后,作为概念的共相依然存在[5].总之,阿伯拉尔的这种观点――共相是逻辑概念或心灵中的观念――被人们称之为“概念论”的温和唯名论. 从十二世纪开始,随着西欧社会与阿拉伯世界的频繁接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阿拉伯学者的注释从阿拉伯世界大量流归西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学术的发展和经院哲学的繁荣.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共相问题.他认为,共相既可以先于个别事物,也可以寓于个别事物之中,还可以后于个别事物.首先,共相作为理念或形式,是上帝据以创造宇宙万物的原型,因此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之中.其次,当宇宙被创造后,共相作为事物的本质不可能脱离可感事物而存在,因此共相寓于个别事物之中.最后,共相作为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普遍概念,是心灵抽象的结果,因此它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6].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把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以及安瑟尔谟的极端实在论、阿伯拉尔的温和唯名论等多种观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共相学说.由于他从根本上仍然把共相或一般概念看作独立的客观实体,因此他的观点被称为温和实在论. 由于传统的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被业已形成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所取代,因此理性的力量逐渐地从信仰中摆脱出来.这样,旨在反对托马斯主义的唯名论在十三、十四世纪复苏了.就共相问题自身的嬗变而言,可将这种唯名论对温和实在论的反抗看做是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第二次交锋.我们知道,十二世纪的唯名论持有“共相是词”的观点,而到了十三世纪,随着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共相的性质作了新的说明.作为晚期经院哲学唯名论的最大代表,威廉-奥卡姆在《逻辑大全》中建立了词项逻辑,对词、观念或名称的意义作了“指称”和“指代”的区分.他认为,观念符号有指称和指代两种不同的逻辑功能：指称是符号自身具有的代表功能,而指代是符号在命题中才具有的代表功能.个别事物的名称（即专名）具有指称和指代的双重功能,而共相（即通名）只具有指代的功能.比如在命题“苏格拉底在跑”中,专名“苏格拉底”有指称苏格拉底这个人的功能；在命题“Socrates is running”中,专名“Socrates”也有指代另一个专名即“苏格拉底”的功能.而在命题“有人在跑”中,通名“人”只具有对某些人的名称的指代功能.因此,共相与殊相（即专名）的区别不在于它们所指称的实在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而在于这两类词项不同的逻辑功能：殊相直接指称个别事物,而共相是对众多个别事物名称的指代.所以,无论是出于逻辑的理由还是经验的理由,在可感事物之外再增加一类一般实体都是多余的,应该用“奥卡姆的剃刀”毫不留情地剔除掉[7].

三综上所述,实在论者对共相性质的说明与他们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目的分不开,这就使得共相问题陷于神学的泥淖,窒息了进一步的研究,而真正对共相问题做了实质性探索的还在于唯名论者自始至终都坚持的“共相是观念、语词或概念”的观点.概言之,对共相性质的说明在唯名论那里发生了三次转折：首先,波埃修将共相规定为心灵所认识到的事物的相似性,而不是某种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体,从而克服了亚里士多德共相理论的内在矛盾.其次,早期唯名论者阿伯拉尔在洛色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共相确定为用以表示事物的名称、符号或概念,这就预示着近现代西方哲学从语言来说明实在的进路.最后,晚期唯名论者威廉-奥卡姆在概念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名称作了指称与指代的区分,这种观点直接就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意义/指称理论的思想来源.

最后,笔者想谈谈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与影响.第一,如果说唯名论与实在论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就在于他们都关注这一认识论问题,即共相是如何产生的.众所周知,整个近代西方是理性再次觉醒的时代,哲学的理性力量战胜了对神学信仰的依赖,使得认识论摆脱了神学束缚而成为哲学探讨的焦点.故而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共相问题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有其逻辑的必然性.第二,贯穿共相问题的一条暗线是逻辑学的缓慢发展,从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到威廉-奥卡姆的词项逻辑,逻辑学的每一次进展都会将其最新成果应用到对哲学问题的探讨上,这不仅仅是逻辑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哲学方法本身的发展.我们知道,分析哲学的特点就是用语言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实在的基本结构,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8].分析哲学家们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从事哲学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如罗素在处理“金山不存在”、“上帝存在”等一系列哲学难题时建立的摹状词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