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哲学思想演变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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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晚期,尤其在战争之后,社会时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逐渐较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伴随着这一变化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传统内容上加入了一些新的西方文化的内容.这一演变过程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 键 词 】清代晚期；龚自珍；魏源；变易；道器；中体西用

清代晚期,中国的哲学思想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是“天道”、“天理”的一统天下,“变易”思想贯穿始终.战争后,传统的“天道”观、“变易”观仍有较大影响,但因社会局势的改变,哲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能够反映这一变化的就是龚自珍和魏源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

在晚清的诸多哲学思想家中,应当首推龚自珍.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近代社会开端的一位先进思想家.其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思想,对晚清思想之解放,发生过重大影响.在龚自珍的哲学体系中,最富生气的就是他的“变”的思想.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古往今来的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法”、“势”、“事例”、“风气”都要随着时势而改变,只有这样,“法”才不弊,“势”才不重.因此,龚自珍提出了历史在变革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主张与其被他人所革,不如“自改革”,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此外,他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治世”、“乱世”、“衰世”,并指出每天、每年、每一个时代可以分为三世,由此得出结论：“万物之数括于三”,“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在龚自珍看来,历史变现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循环,但总的趋势却是不断地变易.从“三世说”的历史发展观出发,龚自珍认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扼杀聪明才智、钳制人们思想的腐败黑暗的“衰世”,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新社会即将到来.

但在龚自珍的变易思想中,“变”并不是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质的变化,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的“变法”,因此,他说：“体常静,用常动”.“体”,就是指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决定事物本身的东西；“用”是指事物本质特征的作用和表现.龚自珍认为,封建制度的“体”是不能动摇的,能变化的只是“用”而已.所以,他在《平均篇》中说：“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变”只是一个单纯数量增减的“渐变”,而不是根本性质的突变.

魏源也是清朝晚期的思想大家,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历史不断演变发展的趋势是不能阻挡的.并且,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古.魏源主张“人所聚而势生焉,财所在而人聚焉,名义所禁遏而治乱生焉”,即历史发展变化的“势”是众人造成的,统治者应出于公心,“以势、利、名公天下”,使“天下之庶人”都能得到利益,使“天下之君子”知所劝勉和禁遏,从而能让众人形成“势”,这样,就可以治天下.根据魏源的观点,“势”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推动力,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犹如长江大河流注于大海,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逆转的,而这种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之“势”是由人群造成的.在魏源的历史变易观中,他察觉到“众人”的力量和作用,把强弱兴亡归结于“人”的向背,“人聚则强,人散则弱,人静则昌,人散则荒,人背而亡”.

魏源的历史变易观也是同“道器”之辨相联系的.所谓“道之器”即是“曰礼乐.等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人类历史就是“器”的推陈出新,体现了道有“污隆”,道不离器,即贯穿于礼乐、兵刑、食货等事业中.由此,魏源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但器与道、变易与不变易是不可割裂的.

此外,魏源还觉察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充满着矛盾斗争,“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有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且矛盾的两个方面又是分主和辅的.他指出：“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事物经过矛盾斗争才能有所发展,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转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很大的作用,他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等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中要“人定胜天”,“造化自我”,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打破“天命论”的桎梏.

龚自珍、魏源的历史变易观对晚清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洋务派.这主要体现在“中体西用”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在洋务运动时期,传统的体用观、道器观发生了重要变化,其特点是道器之间总的关系道决定器、体支配用不变,但给“器”、“用”充实了新的内容.在洋务时期,冯桂芬最早提出“中本西末”观,他认为中国文化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之雏形.王韬提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总原则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后来,郑观应更明确的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张之洞总结了前面诸人的“中体西用”观,在《劝学篇》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释.他在《劝学篇》中首先划分了旧学、新学的范围,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其次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若讲西学,“必先通经等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学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由此可见,“中体西用”论中规定的道器关系、体用关系表明了传统的道器观、体用观的变化,在规定以道为本、以体为本的前提下,为器、用增加了新内容.这一时期所增加的器、用的内容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西方史地.“中体西用”观中的道器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夏传统的一元论,以“用”的形式给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一个辅助性的角度,成为新、旧思想观念转换的契机.

总之,传统的变易观和道器论在清代晚期得到了龚自珍、魏源以及洋务派的继承.并且他们还根据晚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传统的变易观和道器观中加入了新的内容,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说明了道和器、体和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为后来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影响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变易观和道器观在晚清的变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版.

[2]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3]冯桂芬：《校邠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版.

[4]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版.

[5]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1998版.

[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

[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