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与开拓理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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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继愈先生的人格特操和求真创新的风范,激励人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关 键 词 ：任继愈；唯物论；辩证法；创新发展；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4-0006-05

在作出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示50周年之际,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举办这次任继愈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具有特殊意义.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经过历届党的正确领导,用60多年的时间,达到了拥有13亿人口,经济位列世界第二,国防空前强大,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可谓国泰民安,成为难得的太平盛世.任先生从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与共和国的历史同行的,并为她的强盛和进步做出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因而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文化人学习的榜样,所以出了许多纪念性的书和研究的文章,而他开辟的事业仍在继续进行中.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规划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同志更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国人民都在为之实现而奋斗.站在这样的高度,重新审视任先生的为人和为学,是否可以把我用“挖掘与开拓 理解与发展”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思路,借此机会提出来,请同志们参考教正.

所谓“挖掘”,是指任先生已经提出或蕴含着的一些重大命题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思想,需要挖掘出来、突出出来,作为我们后人重点研究的课题；所谓“开拓”,指依据任先生求真创新的精神,适应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开拓一些新的视域和探索一些新的问题.所谓“理解”,狭义是指对任先生自身的生平和事迹的理解,广义则指任先生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思想背景,以及从知识分子的整体比较中认识任先生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说,通过任先生考察他们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思想背景的理解,梳理一下中国文化人的性格.所谓“发展”,指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人,培养和打造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适应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如此一来,也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现实性.

这里我想说的主要与哲学和传统文化有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区别也有关联.

任先生是以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首先影响于文化思想界的,所以回忆和研究任先生这部书的论著比较多,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两种意见,我个人感到很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认为,任先生的哲学史仅限于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研究,意谓不具普遍的学术价值；二是此书有历史局限,即以阶级分析和两个对子作为方法论.对于后一种意见,我在《好学求真实 为人有特操》一文中有所回应.即以冯友兰先生“”后已近20年的1986开始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仍然离不开阶级分析和两个对子,不过更强调了哲学作为“时代思潮”的存在,而非单纯“人”的名录,从“时代”的角度分析“思潮”,“如果能把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说清楚,那就更好了”.冯先生最终坚持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后新学到的唯物史观,而这一点不仅是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而且也是在佛教研究中所贯彻的.日本佛学界泰斗级人物对任先生的敬佩由于此,日文翻译三卷《中国佛教史》“后记”进一步说明,这种贯彻不是死板硬套,而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紧密关联的.早在台海两岸直航开通之前,台湾地区就翻印了《佛教史》,出版社《在台出版说明》中特别提及此书“以共产主义之‘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不顾与台湾当局“现行政治思想意识有所扞格”,而保留“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等词汇,“用以维持此书原有之学术价值”.不必多说,当时的台湾出版社当然不会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系,但它因为此书的出版而建议读者对历史唯物论应该有个了解.为什么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因为可以有新的发现,因为可有新的观点,因为可以把孤立的人物和事件联系起来,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而且能够观察到他们的变化发展,从而令人耳目一新,提高认识能力,启迪精神创新.以任先生对老子的研究为例,老子把“无”确立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是中国哲学史上创世纪的大事,由此形成“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法,任先生称之为“柔弱辩证法”,同《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代表的刚强辩证法互补,大大丰富了辩证法的涵义,不仅是哲学思想史上的创举,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任先生的这类新发现,值得我们再学习,再挖掘.

然而什么是哲学,现在也莫衷一是了,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处境也不大好.最近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对北京大学做了一点很粗糙的调查,涉及到哲学系,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我是在1954年入学的.那时的哲学系是按关于“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作指导思想安排教学的,关于社会知识中,一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依学年次序,是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二是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世界近代现代史、世界现代史.关于自然知识中有科学发展史（科学概论）、高等数学、生物学,以及可选修的物理学等.关于哲学的知识则有外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马列哲学史、逻辑、心理学、美学等. 因此,哲学给我们的视野,是天地古今,树立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的是如何正确地思维.而解决如何正确思维的问题,当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按西方传统,哲学可以归结为“爱智”或“求真”两大特质.“智”是正确的思维；“真”是客观的真实,总起来就是探索如何获得客观真实,亦即正确思维,指导实践,求证实践.恩格斯关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最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提法,实际上也是对“爱智、求真”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它剥去其原有的深奥的外衣,连结了二者的分离,成了“智”对“真”的关系问题.因此,否定哲学基本问题是轻浮的,哲学研究就失去意义和方向.哲学的任务在被人为地向宗教转化,哲学已经不是贫困,而是危机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千奇百怪.以唯物史观来说,一般把它抽象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最近就有一种很霸气的解释：“社会不好”产生“不好”的宗教；不好的宗教反映社会不好.马克思主义从“不好的”宗教看到了当时欧洲“不好的”社会,是“正确的”、“客观的”.宗教在今天的中国有“好的”方面,从“好的宗教”可知我们是一“好的社会.”于是我们揭露文化传教,反对在教育科研单位“弘扬”和“构建”基督教神学,就变成了反对我们的“好社会”.仅就对唯物史观的本身的理解来说,就荒唐透顶.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不是照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都有特定的涵义,唯物史观从来没有用“好”和“不好”作为区分它们的尺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则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不同的阶级存在,绝不会产生一样的思想情感.然而这种“好”与“不好”观点反复表述,以至给反对意见扣上“余孽”的帽子还没有完了,如果连被尊为权威的首席专家都坚持此类高见,并刊载在国家研究机构的出版物和专业的报纸上.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确实到了必须重新学习,进行知识普及的时候了.

早在2011年同志担任政治局常委兼党校校长期间,就在该校的一届开学典礼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月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更进一步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认为这一要求非常及时,也是给整个思想界提出的任务.他特别结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问题,阐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丰富内涵,实际上也清理了把这一严肃的科学学说粗鄙化为幼儿话语的歪风.

与此有关,就涉及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写法问题.同志的讲话突出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并再次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紧紧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等与党的性质和宗旨密切相关的问题.传统文化,中国哲学,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还是上层建筑的顶端,它们怎样产生于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基础并作用于这个基础,从而形成我们有别于其他国家例如西方的独特的哲学思维,就成了个不小的议题.任先生等老一辈优秀的学者已经做出成果丰富和影响巨大的贡献,我们就要站在前辈的肩上,根据的指导思想和时代的实际要求,做出我们的新贡献.

唯物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事物若孤立地观察是难以完全理解的.因此,从中外哲学的比较中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色,提高我们自我认识的深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早在百年前,就有学者留心到这一点,例如是主静还是主动,内向还是外向,而后发展成对国民性,特别是国民劣根性的研究.近年更有东方是整体性、综合性思维,西方是局部的、分析型思惟,以及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分离等特点的比较.但我感到,这既不系统,也缺乏说服力.就当前的一种风行的论调,说西方文明乃源于希腊和希伯来,形成为基督教,而基督教促成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历史是否如此,此处不论,但将欧美文化归结为基督教文化,而且迄今依然,则市场广阔.那么我们就拿基督教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重新审视中国哲学,是否会对中国哲学,也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另外一个层面、一种纬度的认识?我认为行：而比较的初步印象是感到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大有优越性可说,可坚持,可发展,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功勋赫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也可以大有作为.

简单比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基督教承载的是“神本主义”文化,离开“神”就没有了西方的文化特色；中国始终是“人本主义”文化,离开“人”也就没有了中国文化的底色.西方从文艺复兴才开始吹起人文主义之风,在其向启蒙运动转变中,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传入起了重要的作用.二者的根本性差别在哪里?

第一,关于世界与人的起源的问题.基督教属于亚伯拉罕山大一神教规模最大也最具张力的一个.圣经说,世界和人都是上帝的所造物,从哲学本体论和宇宙发生论上,可称之为上帝创世造人说.这是基督教文化的第一块基石.上帝是唯一的神灵,其他神灵都属偶像崇拜或异教信仰,一律在消灭之列；所有信徒都负有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命,否则很难进入天堂,因此,排他性、扩张性、攻击性就成了这一宗教文化体系的固有本性.反观中国文化传统关于世界和人的起源问题,比较普遍的是归因于“气”或“道”以及“阴阳”和“五行”关系,在神话中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用泥土造人的“女娲”,而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而且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信仰.中国从来没有一神独存和一神独大的情形,尤其是没有创世造人的神祗存在.相反,中国却有着长期造神和毁神的传统.中国文化起源于巫史,巫的职能是窥探天命,不屈于天命,驱使鬼神,不为鬼神所挠,是“人定胜天”的原始形态.《周易》确定“神道设教”,更肯定了人造神与人毁神的合理性,因此,尽管我国制造的鬼神多如牛毛,但始终不能上升为支配我们民族发展的主流.人本主义也深入在宗教观念里.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户扎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的人本主义因素.佛教的基础教义是“因果报应”,基本命题是“自作自受”,鲜明地抨击能够创世造人的任何神祗的真实存在.

第二,关于对人自身的认识问题.我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别,尤其显著.人为万物之灵、之主、之尊,没有人怀疑过.道教从道家的贵生、重生、养生,发展到以长生为终极目的是建立在对人身、人生的无限珍爱基础上的.大乘佛教也以人身难值（遇）为其信仰的出发点,因为在三界六道中唯有人才能够成佛,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则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论题,不论持性善、性恶,都与神无关,最后的结论是人人皆可成圣贤.反观基督教,人是上帝所造物,天性就是服从和服侍上帝,绝对不许独立思考,只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有了分别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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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政教关系问题.基督教将其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定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和上帝意志的体现,也是被高度严密组织起来因而具有强大组织和动员的力量,神职人员曰神父,是摧毁家庭本位的；曰牧师,是以群羊视其信徒并承担放牧职责的,它高踞世俗国之上,与国家抗衡,因而在西方长期存在政教合一和政教冲突的严重问题；同时它也是跨国界,不受国家领土与主权的限制,尽管它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分裂,特别是新教,派系林立,但在对待其他异质文化上,依然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侵略性,它的“普世运动”更强化了这一切.相比之下,中国的宗教,基本上是缺乏组织体系的.儒家宗教是依附宗法关系的信仰系统,一旦宗法制度溃退,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佛、道二教,都是以“山头”（寺观）立足,相互间联系松散,不具有全国性的组织能力,并主要依靠国家生存发展.因此,儒释道三教从其形成开始,就不具有西方宗教的独立性和排他性,依靠和顺从国家、三教合流则为大局势.这样,在中国既不存在西方那类的政教关系,也不存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以在中国革命过程,宗教不是个突出的问题.宗教问题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实是战争以后,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的事.

总之,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所在,中国哲学史理应反映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特质来.例如天人之际的人为本、君民之际的民为贵,就是异常优秀的精神财富,值得大书而特书!乃至于非神灵的人性论,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观,重民生而短的政治观,日新与革命的历史观,和而不同与大一统的社会观,天下为公的理想,如此等等,实际也反映着我们民族得以发展繁荣至今而依然生命力四射的性格和潜质,对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排斥基督教而接受西方的科学理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