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西方哲学对知识基础性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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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哲学在发端之初便开始对于世界的形而上学探索,并逐步发展出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认知方式、方法的思辨推演.一方面人们不满足于获得既有的本原解答,不断寻求新的解释；另一方面,科学与社会的进步也促使哲学家对人类已有认知方式乃至知识的获取及其客观性、准确性做出怀疑、批判甚至研判.这种寻求真知识和真观念的运动,与哲学史上哲学家相互继承、批判其研究方法的方式一起体现了西方哲学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特点.

关 键 词 ：知识；观念；基础性论证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形而上学》部分（meta-physics）希腊文的含义为“物理学之后”,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也即柏拉图所谓的知识）是一切科学的汇总,它也因此被誉为“第一科学”,这种观念也体现了哲学诞生之初人们对其的定义：即探寻一切关于现实存在的根源,或称之为“世界的本原”,观念与知识也是哲学本体论阶段构成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两个因素.这种本原式探讨不仅是哲学家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其追本溯源的方式也影响到后人对于所获得的知识或产生的观念的正确性、客观性的界定和判断.而对于知识的信任并以此形成的观念,笔者在此姑且将其定义为信念,它与知识、观念一起成为整个基础性批判的对象.本文尝试对哲学史上这种基础性论证进行阐述,并揭示它与西方哲学求真运动之间的联系.

一、对于知识和观念来源的判断

尽管对于知识和观念来源的判断促使哲学在近代出现了“认识论”转向,不过对于知识和观念的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对知识的定义是得到确证的真信念,然而他又把知识的最高层次――理念上升为本原层次,认为经验事物的存在时因为分有了理念,因而对于知识,柏拉图也试图将它和人们平时对于事物产生的观念加以区分.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认为“真实的信念和知识一定是不同的”,即使“正确的信念加上解释还不能称作知识”,“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上解释,都不会是知识”,①而由于他对理念的推崇,因而正确的观念或者称之为信念则应当包含关于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所在的认识,笔者在此认为这就是所谓对于理念的认识.而至于信念究竟和知识有什么不同,该怎样定义,直到《泰阿泰德》篇结束,柏拉图似乎都没有给出答案.

柏拉图这种做法遭到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理念和可感事物是分离的,认识的内容（知识）与认识对象没有严格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柏拉图认为事物多样性只是可感事物分有了理念的部分产生）,那这种“断层”将会导致逻辑上需要借助无限个“第三者”连接理念和事物来实现知识和对象的对接,形成无穷倒退.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于知识和观念的态度存在了某种可知论方向的肯定,他追求确定、普遍的事物,借助对事物的分析,利用“四因说”以潜能和实现描述运动,继而让观念与知识之间有了同一的可能.在知识或正确观点的获得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认为借助证明能够获得正确的观念,其方式就是“三段论”.

然而这种本体论式的肯定伴随希腊晚期社会危机以及怀疑论哲学的兴起开始失去效用.中世纪宗教哲学,对于知识的证明甚至获得,都是为了信仰,即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到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又使得知识和观念的获得与确证有了发展,不管是唯理论对于理性直接推导出知识的理性至上的推崇,还是经验论重视实验获得确证的知识,二者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将知识和观念二者的正当性做可推广性的论证.笛卡尔主张把追求真理（知识）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并且借助“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构建自己的体系,在知识探求的方法上,以一种“普遍怀疑”的方式,把涉及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进行排查,“我思”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行为,而“我在”则由这种思考行为的主体所推出.有学者指出,笛卡尔此举是“将直觉和演绎确定为获得一切真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②

到了休谟时期,关于知识和观念的思辨仍在继续.在休谟的《人性论》当中,知识的问题表现为“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纯粹的,仅仅由观念本身决定,例如几何代数的知识,有的则必须借助事实决定,如自然科学、历史学.信念问题在休谟眼里却“似乎从来是哲学中最大的神秘之一”,他认为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只是人们习惯性的联想,我们不可能通过解释个别事物来获得对于普遍性的结论,这有着彻底的经验论倾向,但是这不表示他否定知识,或者说,仅仅是从研究个别事物所获得的观念不能代表知识而已.在休谟看来,观念“是对于这个对象的信念的一个必需的部分,但不是它的全部.”③“观念”是“信念”之下的一个概念,而且信念又来自于我们的“习惯性联想”,我们对于因果推理是借助于习惯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由一件事物出现而期待那一种事物的出现”④这种休谟自称的“温和怀疑论”最后把我们引向了常识,而非知识合理性或科学性证明.

对于知识的问题的证明或者说将观念、信念、知识做了较为明确的澄清和归纳的人当属康德.康德曾明确表示过,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促使他对于过去的知识论进行批判.但与休谟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不同,康德认为因果必然性不容质疑,但是,要想解决前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确保由人们纯粹知性（康德不将它称为理性）获得的感觉经验的综合判断（也就是知识）是不容置疑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不是仅仅只是某种观念或是信念,就必须对知识的来源进行批判.这也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写作动机.鉴于学界已经有很多前辈对康德哲学做了深入分析,笔者就不在此论述了.

在康德所处的18世纪,牛顿物理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体现了优越的普遍必然性,也成为当时人们眼中绝对真理的典范.在对知识进行形而上学方面的界定时,康德将原先“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必须符合事物本身”扭转为“事物展现的特点必须和我们的认识相一致”,这种转变称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把“知识必须以对象为转移”颠倒为“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并从当时的科学典范即物理、数学知识的获取层面入手,定义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与休谟的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向区别,休谟的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分等于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又等于先天和后天判断,休谟以此把原先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独断“投到烈火中去”,而康德此举则是为了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以先天、必然,同时针对世界,对知识、观念,或者说是判断进行重新的“身份确认”.这是一种清理地基式的探讨. 对于意见（或者说是观念）,知识和信念三者的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专门的论述.笔者此处引用学界前辈陈嘉明先生在《信念、知识与行为》一文中对这一论述的介绍：当我们把某个事情视为真的时,它在知识论上的根据如何呢?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根据来确认我们“视其为真”的充分性?康德将这个问题确定为“意见、信念和知识”三个层次的差别.意见属于最低层次,它是一种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客观上都不充分的“视其为真”,这首先就被康德排除了；而信念高于意见,虽然客观上它不充分,但在主观上充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信念来自人本身）；知识是最高层次,在主客观上充分“视其为真”,并且康德把主观上根据的充分性叫做“确信”,在客观上根据的充分性叫做“确定性”.⑤

鉴于对知识问题的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的重点,学界前辈对此已有研究,此处就不追叙了.而信念方面,康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具体的行动）、学理、道德方面才能存在,信念与知识是无关的,是非科学认识层面,在学理、道德的层次康德又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引入对于“上帝存在”的设定,以实践层次的“自由”（道德律）规范和说明这种信念对于行为的作用和引导.而对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强调,当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时,关于这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也必定彼此相互符合,这就使得经验判断的客观性也意味着它的普遍必然性,此外,如果有理由使得一个判断当做必然、普遍有效的,那么它也必须被当做客观的.⑥此处存疑：康德这种“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必然性能够相互换用”的说明是否仅仅是逻辑上的推演?“一个判断符合一个对象”与“同一对象的一切判断”彼此是否同一?对于某个对象的单一判断A与其他判断B,C,D等等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应该是不同的,如何证明其“相互符合”?因篇幅所限,这些疑问在本文不做分析.

二、知识基础性论证的意义

前文已经提到,康德借助对于知识的重新定义,构建新的形而上学,其理论特点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康德的知识论设定基础是先验的,这种基础层面的形而上学的设定,到了现代则由于西方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倾向被批判和抛弃,但是,对于知识的基础性研究并不仅是形而上学层面的讨论,也不仅仅是康德的“先验感性论”的努力所致.

早在古希腊时期,对于知识的基础性证明,或者言是否成立的证明,首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在《后分析篇》,亚里士多德讨论知识如何可能时,就将知识视为借助证明而获得,这里的证明就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⑦,而近代的知识基础性证明,则借助于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实验方法与归纳方法以及经验论者对于经验知识的可靠性证明,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有康德的先验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进行论证.在前文提及的案例中,柏拉图的方法是以绝对理念为本原作为不证自明的信念；亚里士多德否定理念的作用,但是借助“三段论”的方式以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确定信念或观念认识的确定性与可证实性；近代唯理论将逻辑推演发展到极致,以理性万能来立论不证自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我思”这一行为的确认性来证明“我”的存在,并由此开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经验论则将真实性诉诸于感觉经验,贝克莱甚至以“白板论”来证明人们对于感觉经验的可接受性与“纯天然”；休谟则借助“习惯性联想”来确认对于感觉经验作用于人们思维层面的可确定性；康德则从先天综合判断出发,确定人的知性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认识事物,尽管他预设了“物自体”,认为人不能完整认识事物,但是确立知性能力也是一种对于观念获得的方式上的确证.陈嘉明先生指出,这种基础性的证明（或称为“基础主义”）的基本要义,一是需要先对基础信念和非基础信念进行区分,笔者认为这也就是逻辑上论点和论据的区分；二是断言基础信念（论据）本身必须是确定的、可靠的,其确证性无需诉诸其他信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必须是自我确证、独立于其他信念（也就是“不证自明”）.⑧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对于知识基础性或者正当性的论证过程,则可以尝试概括出某种论证范式：由感觉经验得出的认识（即感性认识）,成为存在于人脑海中的观念,或作为有待证明确认的信念A,如果逻辑上假定有信念B来证明A成立,那么信念B就可作为A成立的理由；而如果信念B也有C作为其证明的依据,那么C也就是B成立的理由,如此反复进行,就形成一种无限追溯下去的证明,学界前辈将其称为“回溯论证”；而如果要中断这种无休止的论证,只需其中一个信念或观念在实践中是可以被确认的,或者不证自明即可.

窃以为这种对于知识的基础性证明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思辨不断追溯认知的本原和基础,不断通过质疑、否定、再证明的方式完善自身,康德的证明方式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基础性证明的方法.而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也是由于直接诉诸本体,以具象化的本原或独断的形而上学来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人的认识的来源上经不住怀疑主义和现实的考验；而现代方法论转向,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点之上,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实践这一人类认识发展的真正来源后对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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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哲学作为人类对于世界与自身思想的好奇的缘起,在发问与探讨的过程中,渐渐不满足于已有的答案,不论是早期希腊哲学的具象化本体,还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体现出探求目标答案的多样化.而在中世纪神学信仰独揽本体论领域时,形而上学的探究几乎被等同于对于信仰的证明.而随着经院哲学衰落以及繁琐证明方式的被摒弃,经验论与唯理论接续了亚里士多德式与柏拉图式的对于本原问题的解答方式,在笛卡尔的直觉与演绎的方法和休谟的怀疑论影响下,对于所获得的知识与观念的认识,对于人们理性能力的怀疑成为问题的焦点,追求本原回答这一行为中,对于答案的质疑成为哲学家的任务,在解决对于所获得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及普遍性问题之前,形而上学问题变得无意义；康德试图调和唯理与经验之争,挽救人们因为质疑而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利用先验的方式使客观世界的事物真实性得以保存,并通过论述人们知性加工知识这一过程证明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层面的局限,并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界定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理性自由度和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归宿；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运动与辩证法已触及整个哲学史发展阶段中核心问题的状态,但其绝对化的做法导致其在研究知识现象层面的独断与狂妄.现代哲学在科技变革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社会变革带来的思想变化的前提下体现出对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论是现象学、解释学、语言游戏、逻辑实证乃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都体现了对于探求方法的“地基式清理”和再确定,“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再次被推迟,而“拒斥形而上学”倾向看似不再探讨古典哲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只是以别样的方式进行“真”道路的探索,这种“真”不仅是对于真本原的追求,也是对于真观念、真知识、真方法的追求.

不管是对知识、观念的区分,还是知识基础性的确证,这种运动的背后都体现着哲学对于真实性、客观性世界认知的追求,蕴含对于真实性可以被最终获得的预设.因笔者学识尚浅,故只能结合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对于哲学史的认知对这种西方哲学的求真运动以这一狭隘方式进行简单探讨,对于哲学知识论以及其他诸多哲学家的独到见解尚须做进一步了解.

[注释]

①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P737,748,752.

②周晓亮.直觉与演绎：笛卡尔的方法论选择及其困境[J].云南：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

③休谟,关文运译.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P112.

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P528.

⑤陈嘉明.信念、知识与行为[J].北京：哲学动态?2007年10期.

⑥陈嘉明.从普遍必然性到意义多样性――从近现代到后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J].江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⑧陈嘉明.论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性观念的基础[J].文史哲2004年4期.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潮州 52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