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内部”中学者的两大知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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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的“内部研究”发端于西方,中国文学的“内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虽然在“内部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出现了很多研究的瓶颈,至今无法解决.本文认为,从学者知识结构构成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学背景薄弱造成的西方哲学底蕴的不足;另一方面是语言学的困境.

关 键 词 :“内部研究” 语言学 哲学 困境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的“内部研究”发端于西方.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学由“外部研究”转入大规模的“内部研究”,从事此研究的主要学术流派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等.半个多世纪后,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学又开始转向“外部研究”.虽然文学领域大规模的“内部研究”在西方已成过往,但是,“它们作为一种具有共同趋向的文本主义文论思潮,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它们创建和规范的范畴、概念和术语等,像潮汐裹挟而来的砂石一样遗留在海滩上,成为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即使后来那些批判文本主义文论的西方学者,也不忌讳或回避使用这派文论留下来的思想工具.”


本文认为,从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来看,造成新时期中国文学“内部研究”困境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西学背景薄弱造成的西方哲学底蕴的不足;另一方面是语言学的困境.

一、

西方文论研究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变化.20世纪,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各派文论和批评从多种西方哲学流派中汲取方法论资源,其哲学背景显得非常复杂.我们可以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例来加以分析说明.

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本质论方面,明显受到康德哲学及美学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毫不讳言他们受到过康德的影响.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曾提到:“康德的美学公式是众所周知的:‘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

同时,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本质论方面还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哲学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审美的“反常化”(即陌生化),将审美的感觉经验作为出发点,这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哲学的性质.从批评论方面看,俄国形式主义除了受康德美学和哲学影响外,还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强调:“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做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这种对文学的科学性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与实证主义哲学不无关系.此外,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现象学对俄国形式主义有某些影响.正如胡塞尔‘括起’真实对象以便注意认知对象的活动一样,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诗也‘括起’真实对象,从而把注意集中于感知对象.”

在西方,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各流派的文学理论都如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有着多样的哲学视域,各种哲学思想为它们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参照.如果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没有足够的了解和一定程度的研究,就无法真正洞悉西方现代各派文论的内在哲学逻辑,当然也就谈不上在此基础上对它更深入的研究了,学术研究瓶颈的出现就在所难免.

但是,中国新时期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底蕴的不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状况要归因于学者的教育背景.除了哲学专业出身的方珊和英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刘象愚、张隆溪等几位学者外,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均出身于中文系;他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到50年代末,属于我们常说的“知青一代”;他们大多在国内完成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他们外语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学者甚至无法读懂外文原著,不能掌握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他们在学校大都没有学习过系统的西方近现代哲学知识,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西方哲学思维地训练,偶尔读到的也是管中窥豹,不能够形成一种知识系统,更无法将这些哲学理论中蕴藏的精神和方法很好地运用到文学“内部研究”中去.

其次,中国新时期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年来在我国一统天下,其理论作为真理被写进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教科书,逐渐使人们形成了单一的哲学思维.从建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统摄着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削弱了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哲学的各派理论大规模地被译介进来,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的“内部研究”提供了多种方法论参照.但是由于译者的外语水平和理论素养良莠不齐,对同一概念的翻译相去甚远,再加上西方现代哲学本身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抽象性,使很多译著语言晦涩,理论艰深,这对阅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了很大地挑战.而我们的大多数学者外语水平比较低,不可能谈得上阅读原著,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新时期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知识底蕴严重不足.因此,伴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尽管我们文学的“内部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但是哲学层面的“指鹿为马”现象确实仍屡见不鲜,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们难以跨越这一哲学的鸿沟,研究也就无法扎下坚实的根基.

二、

伴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语言学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它对邻近的各个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艺术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语言学的开拓是西方文学“内部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它不断地催生文学“内部研究”领域的学术生长点.

对20世纪西方文学“内部研究”领域影响最为巨大的首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语言学,它主张在封闭的语言符号系统中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该学派提出了很多对文学“内部研究”有开启性意义的命题,如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分别、语言和言语的分别、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的分别、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分别等等.这些命题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新批评等提供了理论基础.

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首先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如“结构地”观察文学本文,悬置语言的所指而关注符号本身的能指,提倡语言的隐喻和换喻等等.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问题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着眼于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差异,同时也着眼于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与非语言问题的差异.

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

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逊在评价索绪尔时曾说:“他作为语言学家不仅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现代语言学,促使语言学与诗学联姻,形成了语言学诗学,从而促使了语言学与诗学的双向发展.他作为诗学分析家,不断地利用语言学分析方法来分析诗歌,从而开辟了一条探索文艺具有艺术魅力的新途径.”移居到布拉格之后,他把形式主义者早期研究诗歌语言的原则和方法等带了过去,并结合索绪尔的语言学创立了结构主义诗学,产生了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雅各布逊后又移居美国,列维斯特劳斯在其音位学理论的影响和启发下促成了现代结构主义的发展.

结构主义确立了在文化各领域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强劲地推动了西方的“语言论转向”.“结构主义产生于语言学,而在文学中,它找到了一个产生于语言的对象.”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用语言分析模式建构自己的批评理论,并使用于自己所感兴趣的批评领域,将文本看作是语言符号的结构,使文学研究建立起了一个植根于语言学的科学基础.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角度重新理解每一事物”,“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和专注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现代语言学作为理论武器,结构主义文论和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无从想象.

在新批评派那里,语言学同样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其代表人物瑞恰兹“坚决使新批评转向语言问题,转向语言在诗歌中的意义和功用”.韦勒克更是苦心孤诣地经营他的符号和意义的分层结构概念:对文学文本中文学语言的声音层面、意义层面、意象和隐喻等进行层层分析.燕卜荪也在语义分析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在其《复义七型》中极富想象力地分析了语言的复杂多义现象,非常执着地分析单个的词语、词组.沃伦同样是借助语言学来讨论他的“张力诗学”,认为诗歌的韵律和语言的韵律之间存在着张力,韵律的刻板性和语言的随意性之间存在着张力.

以上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与语言学之间关系地考察,目的并不是要求我们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亦步亦趋地追随他们的理论,毕竟中西方在语言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文学“内部研究”绝跨越不了对文学语言深入研究这一关键环节,因为语言符号是文学文本的.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反对将语言作为认识本体的传统,主张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在从事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更多的是服从于审美的需要,而不是文学理论研究逻辑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从文学文本出发的语言学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楚河汉界的状态,前者更多是和文字学、训诂学等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对当代文学“内部研究”的影响微乎其微.由于我们新时期从事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出身于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专业的鸿沟也成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鸿沟,我们的学者在接受和研究西方文学“内部研究”各流派的理论过程中,语言学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瓶颈.

总之,从知识结构的构成来看,中国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西学背景的薄弱、西方哲学底蕴的不足、语言学的困境,是引发文学“内部研究”困境和瓶颈的最直接的原因.

注:该论文为西安石油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2005-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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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10] [苏]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

作者简介:王敬艳,女,1979―,河南省通许县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工作单位:陕西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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