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存在主义抑或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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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分别从科学性、革命性的角度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前者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向“旧唯物主义”的回归,后者则把革命的固有内容和本质遗弃在一种有利于声明而非行动的浪潮中.只有作为政治存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要更新马克思主义并使其恢复活力,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为榜样,撰写21世纪的《资本论》.

[关 键 词 ]唯物主义；存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存在论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6-0019-05

一、模棱两可的唯物主义

所谓“模棱两可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该模式由德波林和布哈林首创,经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最后由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不可否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得以普及,而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分结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式解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其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向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一种回归；其二,这种唯物主义“摇摆于实在论（客体至上）,一种肤浅的形而上学（大脑产生思想）,以及一种更肤浅的认识论（思想-反映）之间”[1]（P47）.

杨耕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特殊”――“特殊的总体框架,即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特殊的文献格局,即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特殊的社会地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2].很明显,就第一个“特殊”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抹杀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而且把马克思批判霍布斯的话――“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当作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基于此,“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旧唯物主义”（确切地说,是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简单相加,“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机械性推广应用.所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二分结构”式解读完全是一种向“旧唯物主义”的回归,“它在形式上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涵上则是向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倒退.”[2]确切地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之所以在内涵上是向“旧唯物主义”的倒退,一方面是因为它引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恩格斯所设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的首要地位,认识和反映的理论,宇宙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最普遍的规律具有一种辩证特征.更重要的是,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们对科学绝对信任.如果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它必定属于科学的范畴,否则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政党将随着失去科学的威望而失去必胜的信心.这就为“旧唯物主义”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因为“旧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素朴的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态度.所以,从根本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所做的工作更像是重新回归“旧唯物主义”,从“科学性”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奠基,确保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政党的必胜信心.但是,这一做法受到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的严厉指责,萨特从三个方面对这种回归“旧唯物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其一,不能把意识解释为诸客体中的一个客体,使唯物主义变得庸俗.任何用某种外在于意识的东西来解释意识的方法都将陷入一种矛盾,因为这种解释已经假定了他所要解释的东西.“如果意识等同于诸客体中的一个客体,那么人们就能把思想归结为一种反映或一种结果,但人们不能理解一个由部分组成的客体如何能‘脱离’客体世界,如何能反映所有客体或者如何能把握真理.”[1]（P7）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唯物主义”,在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难以分辨的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声称,他们摒弃一切形而上学,按照其本来面目来看待科学的结果,但是,科学的结果本身不可能证明,并且将来也不可能证明唯物主义.而且“‘仅仅存在着一种实在性,物质的实在性’的论断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既超越科学的结果,也超越唯心主义的论断.”[1]（P7）其三,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在萨特看来,空间中的诸客体的纯粹外部关系和辩证运动之间有本质差异.换句话说,“辩证运动是一种观念的运动；它意味着综合和整体性,意味着能同时克服和保存先前状态的超越,它是一种未来的召唤,或一种有待实现的整体倾向.”[1]（P8）所以,这种辩证法与空间关系和物质关系的秩序存在矛盾和不相容.

尽管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指责是很中肯的,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为马克思主义奠基的哲学基础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这就完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和革命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P499）“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客体的或者直观的”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素朴的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方式,它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如实地描述、解释现存世界.但是,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再是“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也就是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527）所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有本质区别,它不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而是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揭示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它是一种“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革命性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那种重新回归“旧唯物主义”的做法完全是一种理论倒退,它只会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和革命性,使之丧失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 二、形而上学争论的存在主义

加罗迪曾指出：“今天,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坐标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对从政治经济学到伦理学、从历史学到地理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任一种思想进行定位和定性.”[4]（P29）虽然萨特很同意加罗迪的看法,但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已经完全成为了贫乏的哲学,它“把我们扔到一边；它不能满足我们理解的需要；在我们所处的特殊领域中,它再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传授给我们,因为它已经停止不前.”[4]（P22）尤其在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全力以赴地去认识人类历史的复杂现实,而是按照规定行事,他们机械地运用一种解释框架,而不去认识事实.所以,为了重返根源,更新马克思主义,使其恢复活力,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不仅严厉指责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而且致力于以存在主义为出发点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许,更确切地说,他们旨在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存在主义的基础上,把一种哲学尊严给予他们的政治决定.”[1]（P6）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重新回归“旧唯物主义”的做法不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他们看来,存在主义是真正的革命哲学,与“模棱两可的唯物主义”相比,它能更好地满足马克思主义,使其恢复活力.对此,萨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如果处“在现实境遇中”的人想超越环境,他就会“脱离”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并对环境形成一种整体观.这种对现存整体的认识正是唯物主义试图给予革命者的一种既能认识世界、也能改造世界的思想；“但是,认识和超越的这种双重关系,‘在现实境遇中的思想’（这是存在主义的典型表达方式）,也能向革命者提供,甚至能更有效地提供这种思想.”[1]（P9）其次,在革命者看来,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功能：通过下层阶级来解释上层阶级,并使拥有特权的人回归到普通人、自然人的行列.但是,存在主义也有同样的功能：作为纯粹偶然性的人“被抛在那里”,不知道所以然,没有根源,也没有直接的目的；一旦有了这种存在的意识,人就不再受到上层阶级的哄骗.更重要的是,存在主义认为,特权享有者试图为其赋予一种形而上学本质的特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达.最后,被正确解释的存在主义比经典的唯物主义带来更多和更好的东西：就其本质而言,存在主义假定了人的能动性和事物的抗拒性,分析了人和障碍的辩证法；它能给予人改造整个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它向人指出其行动的规律和有效性的条件,但是它维护自由的意识,维护改变现存事物秩序的能力的意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是作为一种革命愿望的哲学基础被提出来,这也正是萨特把其存在主义称为真正革命的哲学,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根本原因.

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继承了克尔凯郭尔的遗产,“用现代符号学的语言来说：对于黑格尔来说,能指是精神的运动,所指是活着的人和他的对象化；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人是能指,他自己产生意义,任何意义都不是从外部对准他,他永远不是所指（即使是被上帝所指）.”[4]（P12）换言之,存在主义不再去追求“超验本体”,而是关注人的存在、追寻人的存在意义.所以,在参照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时,萨特等人明确指出,存在主义的许多主题已经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它不仅同时超越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而且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对此,他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为其佐证,“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5]（P167）不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相似或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旨在揭示和批判异化,而且旨在超越这种批判,直抵活生生的人的基本实在,而这种实在是通过活生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他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规定的；同样,在存在主义中,有一种揭示毒害人的意识形态虚构的愿望,以便摆脱自欺,重新回到人本真地由自己做出的选择.但是,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人类学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乃至它是否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的基础还是有待于商榷的.

雷蒙阿隆曾指出,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要到达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仅仅断言人处在现实境遇中或者断言历史的载体是具体的人,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概念,其中一些概念在需要的时候可能被存在主义吸收,而另一些概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存在主义中找到其位置”[1]（P17）.以劳动概念为例,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不仅是人的类本质,而且人们通过劳动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但是,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中,劳动的概念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即使人们在必要的时候把这一概念添加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中.尽管如此,萨特等人却声称他们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白”,存在主义的人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而且认为存在主义是真正的革命哲学,他们是如同人那样的革命者.就此而言,萨特等人完全忽视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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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存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科学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前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就后者从属于前者而言,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归结为一个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分结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式解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2]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处就在于：其一,它的立脚点不再是市民社会或人的自我意识,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二,它既不再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不再以“抽象”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新世界观”的革命.就第一点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描述了“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是一种存在论解读；就第二点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希望达到“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探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追问“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是一种政治哲学解读.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存在论和政治哲学的统一,“马克思的存在论只有诉诸政治哲学,才不至于成为抽象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有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才会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旨趣.”[6]正是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彰显其独特性、科学性和革命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P519）.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该现实前提不仅构成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把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哲学区别开来,使其哲学视域、思维方式发生转换,不再“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P525）.很显然,“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意味着人不是处在“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抽象的“原子式”个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存在物”；而且这一“社会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依寓世界而存在,它“在世界之中”.此处的“世界”是指属人的世界,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世界,而不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意义上的世界,因为它对人来说,是“存在着的无”.虽然人居于其中的属人世界具有双重含义（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世界和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世界）,但是马克思更看重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当中形成的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世界.对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3）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从“现实的个人”所处的国家、社会出发,才能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真正意义的生存论解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不再是揭露宗教世界中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是要揭露现存国家、社会中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即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P4）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希望“解释世界”,揭露人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生存状态,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寻求“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进而“改变世界”.如果人们一味地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用生存解读代替政治哲学解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必然丧失其批判性和革命性,进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所以,我们需要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解读和政治哲学解读统一起来.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由纯粹的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笼罩着,人们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生活样态,那么“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527）此外,以实践活动为其类特征和存在方式的人类总是要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把理想变成现实的理想,即把现存国家、社会改造成合乎人性的、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现实国家、社会.然而,“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7]也就是说,人们要“改变现存的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必须向现存的剥削制度、旧的生产关系开火,“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P11）.对此,海德格尔提出质疑,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这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恢复“人是自己的最高本质”的做法造成“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人不再存在了”.其实不然,“就改变世界的目标说,恰是要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使人类真正进入自由王国,结束人类的史前史,使人和自然的本性得到复活,真正进入人和自然统一的存在境界”[8].众所周知,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P185）但是,这种共产主义既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共产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诸种条件产生于现今所有的前提中,即构成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力量源于资本主义.所以,就存在论而言,共产主义运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政治哲学而言,共产主义运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灭了现存状况.确切地说,共产主义运动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解读和政治哲学解读统一起来；而且只有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与苏联模式的唯物主义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相比,作为政治存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然而,要想更新马克思主义,使其恢复活力,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并不是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种原像,而是要以马克思为榜样,如马克思分析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分析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即撰写21世纪的《资本论》,否则,我们只会从一个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个想象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