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中国哲学观”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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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要流派海外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中,成中英利用其海外学术研究环境,在学术实践中将中国哲学纳入到了世界哲学体系中,并运用中西互释的研究理路创立“本体诠释学”,其中国哲学观及其中国哲学研究不仅使以往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国哲学世界化与现代化的学术理想走向现实层面,而且为当代中国哲学重构提供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发展理路.

成中英的中国哲学观以中西互释为中心,其学术目标在于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并由此创立了“本体诠释学”.全球化浪潮中,单纯谈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或者中西哲学谁更“哲学”的问题,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固步自封的表现.中国哲学在发展,中国哲学本身也在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成中英明确地把中国哲学纳入到世界哲学体系中,并通过中西哲学互释的方式,在学术实践中推动着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这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趋势中较为理性的选择,其中国哲学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何谓“哲学”

关于什么是哲学,成中英认为,“哲学应该是自生命的肯定.产生生命的价值与知识,再进而对知识的反省来探讨价值,从价值的反省来寻绎知识,并从两者交互的反省中来彼此充实与重建.”这即是说,哲学应该包括两个向度：知识与价值,二者是“背向同体”的辨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原始统一性.

在上述基础上,成中英论及了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及其内在统一性,“知与志互照,方能体用不二、显微无间、定慧两全、主客交融、理气相生.如此,方能显示出整体性本体的统一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从“哲学”这个整体性本体出发,他认为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属于价值哲学,而西方哲学属于知识哲学,二者各有优劣.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体现了“知”与“志”相反相成的根本特征.

中国哲学的特质

在界定了“哲学”这个整体性本体的基础上,成中英提出了其“本体诠释学”哲学的内在理路.即：从整体本体出发,比照西方哲学,再对中国哲学作一反观.他指出了以往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定位上的偏颇之处,“几位上一辈的哲学家,包括唐君毅、牟宗三,一再强调中国哲学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相合为一的.他们走的是实在主义的道路、比较具体表现的路,而缺乏一种抽象的理性反省.我们觉得,这种单一的处理方式无法把中国哲学的全貌表现出来”.在其整体本体的关照下,相较于西方哲学,他分析了中国哲学作为价值哲学的本质特征,指出其是对于宇宙、人生价值的体验,而其弊端在于缺乏对自然现象、实际环境、人类生活世界与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的抽象性认知.

在上述基础上,成中英进一步概括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以及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并且通过讨论和描述中国哲学中的传统儒家、道家和中国佛学,以及中西方哲学特征的对比来说明这四个特性.

其一,内在的人文主义.成中英指出“人文主义等即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的任何活动必须朝向人的种种价值”.进而,成中英认为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是外在的,而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则是内在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神学而言,强调人应该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不应完全受制于上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认识自然、控制自然.这样,便直接促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但这种人文主义容易造成人与自然的直接对立.

中国哲学人文主义的基础是“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在中国哲学中,“人是道或天最高的创造活动之结果,人是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人与世间万物的和谐相处,因而,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

其二,具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认为,透过人的理性可以得出关于实在的真理.成中英指出中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是抽象的,人的理性能力“能为知识建立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由于理性的能力与经验在基本上是分离的,因此,有关理性的真理就根本地与事实的或经验的真理分离”；而中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则是具体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哲学中诸如“天”、“道”等终极实在可以通过人的直接经验来认知和了解；其二,中国哲学中所讲的具体理性要用于处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始至终与理性相联结,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满；第三,中国哲学朝向道德与政治目的.

其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成中英指出,中国哲学属于生机性的自然主义,原因有三：其一,关于自然与实在的关系,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不断发展的,其各部分彼此有机动态地关联在一起,关于这一过程,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阴与阳的相互变动,在时间的历程中实现自己；第二,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存在着生机关系,其追求和谐以及达到和谐的过程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三,生机关系的终极模式,与《易经》的哲学密切相关.而在西方哲学中,实在和自然是分开的,各为独立的具体对象,自然是被当作一个机械的工具加以利用,因而是一种机械的自然主义.

其四,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通过对儒家、道家、佛家的分析,成中英指出,中国哲学关注促进个人的幸福和国家及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因此,中国哲学有一种特殊的向度,即使人通过哲学的修养来达到自我修养的完满,其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此种历程为成己然后扩大为成人；第二,将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的效果统一起来.这种使一个人由内发乎外的修养历程的统合也就是‘内圣外王’”.因此,由于其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人能止于至善而无须超越他自己所处的世界.

在分析了上述四个特征的基础上,成中英进一步指出,这四个特征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和相互支持的.

另外,成中英指出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超越经验的问题、人性的善恶问题、逻辑与理论的知识问题等如果中国哲学能帮助我们作批评性地了解这些问题,并能为我们提供思想的各种选择性的途径,则我们就更有理由将中国哲学当作一种应受普遍关注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这就指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欠缺之处,以及中国哲学重构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重构

成中英关于中国哲学重构的设想基于以往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相关论述,他指出,梁漱溟、熊十力都注意到了中西方哲学的相互定位,并力图通过挖掘中国哲学的深蕴来凸显其在中国哲学重构中的价值,但他们都欠缺对中国哲学的批判性的检视,同时对于“西方的一切往往只凭感觉来把握,而不曾真是理解”；此后的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等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解析更为精密,但总体而言,对东西方哲学共同的整体本体缺乏更全面的认识.

在上述基础上,成中英提出其中国哲学建构的总体思路是“吸收、理解西方哲学,借以解析、批评中国哲学.再用已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批评及解释”.重建中国哲学的基本方向,“重点在认识中国哲学的价值基础以及如何使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知识的批判而明朗化、秩序化,呈现在理性的意识中”.成中英高度评价了《易经》哲学的价值与地位,指出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原点,并永远构成中国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应该以《易经》为基础来了解、掌握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这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内在根据.

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言,成中英指出,它不仅是指中国哲学的理性化与知识化,亦指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现代生活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得找出它的普遍理性形式,作为与其他思想沟通的媒介；另一方面它必须能对文化的发展、生活的本身发生一种作用.更具体地说,现代化就是用知识和方法来扩充智慧与精神,亦即用普遍的知识与理性的方法,来表达适应现代人当前及未来生活之价值,来创造发挥中国哲学所蕴含的智慧与精神”.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一方面须向内求深度,另一方面须向外求表达方式,内外须合一.这就需要开展哲学的批评,它包括两个方面：“对哲学的批评”和“自哲学的批评”.“对哲学的批评”是从部分来批评全体,它代表了方法的突破,当方法突破了原有的体系,新的方法论被确立时,就能对原有的哲学体系进行批评.这就是说,要重建中国哲学,必须作一番哲学批评,但这决不是要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的轨迹,用西方哲学取代中国哲学,而是要把中国哲学投射到现实的生命世界中,使其切实对现代社会与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自哲学的批评”是自本体批评的方法或自本体论批评的方法论,它既可以帮助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做价值评判,也可以帮助人类对社会做出理性的贡献.这即是用中国哲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从整体系统的立场对西方哲学展开批评,作出中国哲学的诠释以及世界哲学整体系统的定位.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其世界化过程中的重要前提.成中英认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体两面的认知过程.如何运用一个具有普适价值的标准来解释、探讨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历史性、语言性,并展开世界上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之间的相互诠释,是未来哲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客观而言,中国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为中心的海外新儒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继承以往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哲学观的基础上,以更开放的视角和世界主义的眼光,突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藩篱,促成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双向交流,并努力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此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曾提出过中国哲学为世界哲学一部分的观点,但缺乏论据支撑,也并未付诸学术实践.因此,成中英等海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践行在学术上推动了比较哲学这一新的学术模式的发展,而在现实中推动了中国哲学实质上的发展,他们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热”的实际推动者,这为我们在更广阔的学术视角中理解中国哲学,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性而现实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