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子》到《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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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文化最重要的两部经典.虽然老庄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两者对于“道”所侧重的角度却有所不同,老子的“道”心怀天下,庄子的“道”专注个人.而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与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思维意识有关.

关 键 词 ： 老子 天下 庄子 个人

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虽自表面而言不似儒家文化那样重要,然而又无处不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儒家文化中也吸取了道家文化的精华以不断充实完善自身.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学者甚至帝王,道家引领个人精神自由,赋予人无限灵感,化解世俗羁绊,使自我与自然合一,得以心定神安.故司马谈有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而道家文化中最重要的《老子》、《庄子》正是这样给予人精神世界极大丰富的两部文献.《老子》八十一章与《庄子》内七篇,它们的视角和观念在一脉相承之中有所不同,恰涵盖了从天下到个人,由大到小,由外到内的深化.简而言之,《老子》意在天下,《庄子》重在个人.于此仅就个人体悟,浅谈由《老子》到《庄子》所体现从天下到个人的回归.

一、《老子》与天下

人多以《老子》为道家代表,以为其中内涵皆为清净出世,其观念是消极的、倒退的、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其实在未仔细阅读《老子》之前,学生也同样如此认为.然而真正读过之后发现,《老子》一书提出了许多天下观念,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将天下与人民调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不是人为规定强制执行,而是自然的.圣人治天下,就像万物自生自灭般自然而有序,这样的规律,老子称之为“道”.

因此《老子》一书,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探讨“道”,即“道”的产生,状态,及其在自然及人世的作用等；二是论述如何将“道”施之于天下.

对于第二点,将“‘道’施于天下”的理解,并不是教条的如政治家演说政治主张一般,而是将对治天下之道与对自然的体悟联系在一起；而可以治天下者,为得道之圣人.因此,其对治天下的主张与“道”的性质状态以及得道者（可治天下者）之品德操守紧密联系.如：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老子》第二十三章）

这样的例子很多,八十一章中谈及治世者有三十多处,老子从统治者本身,辅佐统治者,以及政治、军事和理想社会的构建等多方面有所言论.

故止庵先生《老子演义》在《老子》第三章言：“我读《老子》,觉得虽然尽多玄虚之言,末了总要落到一个实处,即是‘圣人之治’.”正因《老子》在言道时将其与天下之治联系,因此在后世流传中与法家一派有所联系,又常被统治者用作权谋之术.故余英时先生曾言：“但自战国末年法家攀附老子以来,老子思想的政治含义确是愈来愈权谋化了.后世帝王之注《道德经》者如明太祖便不期而然地从权谋方面用心.”更有甚者,如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明确将《老子》所言皆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并认为老子所构建的“道”,并非哲学概念,而是夸大的、高妙的“南面术”,是用来说服统治者的工具.

无论从《老子》本身或是研究《老子》的种种说法都可以看出,此书所涉及对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对于后世后学影响颇大,是不容忽略的.老子之道,不仅仅局限在哲学概念,他将它与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希望圣人治世遵循万物所遵循的道,顺其自然而使人民安居使天下平泰,因此,《老子》是心怀天下的.

二、《庄子》与个人

庄子之道是从老子继承而来,但两者之道同中有异,他们都以“道”为万物运行、事物发展、指导人们精神的最高法则,然而对于道实现的角度是不同的,与老子相反,庄子道的实现在个人.

从《庄子》内七篇来看,从《逍遥游》言明真正的自由；《齐物论》打破人认识的局限真正理解万物同一；《养生主》突破形体的障碍,真正理解生命真谛；《人间世》如何在乱世全身远害；《德充符》精神超越形体局限；《大宗师》言明道为万物主宰；到《应帝王》以天下须无为而治,庄子的视野从未离开自身.

庄子与老子不同,他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时并不将希望寄予天下,在《天下篇》有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人所以从身体到精神有所束缚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在庄子这里皆归结于个人.他主张将自身与天地万物中最纯真本质的大道合一,当个人穿透形形色色、纷纷扰扰的外物,把握到无形而本真的道,那么人就可以进入平静无暇的状态,达到最终的逍遥自在.因此止庵先生在《樗下读庄》言：“先秦哲学大多是讲如何参与统治的,庄子哲学有所不同,它是关于个人的哲学.”他将庄子哲学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言：“它把社会视点变为个人视点,使人最大程度上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摒弃了人的全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如果说庄子哲学有处世色彩的话,那么即是止庵先生所说这第一层次.但即使在人与社会的层面,庄子依然将视点放于个人,外界的是非评判,好恶取舍皆为浮云,破除束缚人身心的种种羁绊,唯有脱离社会的藩篱,专注于自身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逍遥自由.

而第二层次为“精神和存在”的关系.此时的自我,已从社会中脱离,摆脱了来自社会的种种评判和烦累,然而依然要超越的,仍然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这一点更是需要将矛头集中于个人.人处于社会之中,可以通过外界的反应和观照来认识自己.然而若是主动将自己从群体中抽离,只关注个人,了解自己的内外,精神世界以及生命体验,是一件极难的事.而庄子却做到了,他通过对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的体察,认识了自我,或者说认识到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正因为认识了自我,才有可能超越自我的局限,以达到精神的超越. 第三个层次,止庵先生言是解决理性与悟性的问题.这一层面相较于前两层,是纯粹的思维层面的活动.庄子将现实生活中的体察升华为思维层面的“道”,这样的“道”已经脱离语言和现实,它“是一种关于悟性思维的哲学”,已经超越了一切,纯然存在.那么得道之人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中的人,而是与“道”浑然一体,或者就是“道”.这个过程,不是社会的,集体的,不是通过君王的无为而治就可以达到,是需要人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将思维拔高到与庄子的思维同样的程度,因此最后一层虽脱离个人形体,但更是属于个人思维世界的.

因此,庄子哲学不同于老子,其道的实现途径完全在于个人.当个人与道相吻合,那么最低层次是可以在社会中处于自然有利的地位,更高一些是可以突破个人形体生灭的束缚,最后达到完全的无限的逍遥,因此,《庄子》重在个人.

三、《老》、《庄》有异之因

《老》、《庄》虽并为道家文化中重要的两部典籍,前后也有承袭关系,而《老子》心怀天下,《庄子》重在个人的差异的形成,应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和当时人的思维程度有关.

《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言中道家之产生为：“道家者,盖出于史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胚胎时代》中对于先秦文化催生史官之职有简要说明,其言：“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二曰史,掌人事者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等老聃之为柱下史也.”梁任公将史官分为甲乙,甲为“志事的史家”为“儒家之祖”；乙为“推理的史家”为“道家之祖”.

那么,正是因为其居史官之职,则对于天地自然的体验尤为敏锐,故而从对万物的体察中获得一般规律,并突破天地界限,放眼宇宙造就了全新的世界观.然而身为史官,则老子依然重经验与人事,他的视野便无法完全从现实中脱离,即使打破了天地的限制依然会回到现实.而对于天地的全新认识,以及当时的社会纷乱,使他更觉唯有“道”可以治世,因此即使在《老子》许多章中言“道”之性质、状态,在最后落脚点依然为圣人如何治世.

并且,在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眼前的事物中.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其次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老子时代的人们的眼界和思域并不能脱离现实而进行纯粹的思维活动,因此,老子关注到天地之外已经是巨大的突破,那么从宇宙万物回到现实,是极为合理的事情.

正因如此,有学者以《老子》为君人南面之术,其理解未必确实也未必不实,但学生以为《老子》虽在体察宇宙以及万物生灭之道中将其思想落脚于天下,是基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人思维的限制,不必一定将它理解为政治性的,这样未免太过狭隘.《老子》流传千年,可以说其中对于后世启发最大的便是他开拓了思维的维度,使人看得到宇宙,看得到事物的另一面,不再局促而不知所措,其中蕴含的哲思及道理有对于人生和体悟世界有无比的意义,相较于其中政治性的建言,这些意义更为深远.

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与老子时代相比,世道更加混乱.诸侯纷争不止,百姓流离失所,君王奢靡昏聩,因此摆在庄子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样的战乱年代寻求安栖之所.并且,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的思维也一样.在老子构造了“道”,将人们的视野拓展,思维得以突破以往的限制之后,人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角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宽,“道”的哲学概念,使人的思考可以不仅仅局限在眼前的现实,而纯粹停留在思维层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看“道”的发展.最初,它是一个具象的实体,如道路,可以承载可以计算宽窄；而后来它向抽象方向发展,世间万物,上至天下至地,总有一个事物运动变化而遵循的不变的轨道,成为渐渐脱离实际物象的概念；而后它变为更加抽象的,指导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成为形而上的,高度抽象的“道”.而庄子所谈及的,就是在最抽象层次上的“道”.王德有先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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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老子》多言圣人、天下,即使引其他事物类比,最后落脚点却依然在圣人如何作为、天下如何安定；《庄子》则不然,即使言及天下、万物、圣人,最终落脚点依然在个人如何达到逍遥自由.因此,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合流》中言：“道家尚自然而轻文化,对于智性以及知识本不看重.但老、庄两家同中亦复有异：庄子对政治不感兴趣,确是主张政府越少干涉人民生活越好的那种“无为主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思想对以后政治上的反智传统并无直接的影响.而老子则不然,《老子》一书可以说是以政治思想为主体的,和《庄子》之基本上为一部人生哲学的作品截然异致.”